姓可却总被误称“柯”，68岁的老人说
                                             可姓也以“大槐树”为“根


采自沙河口区中山公园街道
　　家住沙河口区的可皓老人说，他在大连48年，除了自己的一家人，还没有碰到别的姓可的人。在生活中，人们都会以为他姓“柯”。昨日，他找到记者，他说他的“可”姓历史也很长。
　　昨日，家住沙河口区的68岁的可皓老人找到记者，他说，他的老家在沈阳市郊的单家窝棚村。在老家有20多户都姓可。据说，在距离该村3里地有个村子叫十五家窝棚村，也有姓可的。
　　可皓老人于1960年8月在沈阳高中毕业后，从沈阳来到大连，当过老师，后来在金融界工作，之后退休。
　　他说，他的家中没有家谱，他来大连48年，除了自己的家人，还没有碰到有旁人姓可的。许多人在听到他的姓后，都误以为他姓“柯”，他每次都会进行纠正。
　　他说，听老一辈人说，在三百年前，他的祖先是来自山西洪桐县的大槐树下。
　　随后，记者查找了有关资料，发现许多姓氏的人都说自己的祖先来自“山西洪桐县的大槐树下”。
　　同时“苏三离了洪桐县”这句京剧唱段也脍炙人口。有关资料说，洪桐县的确有一棵大槐树，被誉为是大多数中国人的“老家”。许多中国人的祖谱上都会记录着山西洪桐县的大槐树,而关于大槐树的传说，野史、民谣也是数不胜数。
　　原来，有资料说，在中国的历史上，为了均衡人口，有多次大规模的移民，而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是中国历代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官方移民。
　　据记载，大槐树处明时有一广济寺，系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建,唐宋以来设驿站,旁有汉槐一株,树身数围荫蔽数亩,树上栖老鹳窝无数,官道从其下通过。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明在寺中设局驻员专责移民,晋民外迁汇集此地,按迁入地不同至此分途,从此骨肉分离,生离死别,背井离乡，恐后世子孙忘怀,而移民来自全省却同于此地离晋,故指老槐为记,相约同为槐树后人。 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数百年来这首民谣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祖辈相传、妇幼皆知。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是闻名全国的明代迁民遗址，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3年到明成祖朱棣永乐15年将近50年的时间里，明政府在山西共组织了18次大的官方移民，因移民多在大槐树下汇集转迁，所以被称为大槐树移民，当时移民主要迁往京津、河南、山东、安徽等18个省，500多个县市，移民遍布整个中原地区。明代大槐树移民以其移民范围最广、数量最多、时间最长被称为古代官方移民之最。经过六百年的辗转迁徙，繁衍生息，而今全球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大槐树移民的后裔。“根在洪洞，祖在古槐”，大槐树成为了海内外数以亿计的大槐树后裔寻根祭祖的圣地，洪洞县成为了亿万大槐树后裔永远牵挂于心的老家。

所以大槐树其实就是一个移民的中转站，其实并不是“大槐树”“生育”了那么多人，而是别的地方的人到“大槐树”集结后再迁走，所以共同认“大槐树”为根。
　　随后，记者还查找到了可姓的姓氏渊源，原来它的第一个渊源是源于姜姓，出自春秋时期齐国公族庆父之后庆克，属于避难改姓为氏。第二个渊源是源于鲜卑族，出自十六国时期古鲜卑族氏族部落，属于汉化改姓为氏。第三个渊源是源于满族，出自金国时期女真族拿可氏部族，属于以氏族名称汉化改姓为氏。第四个渊源是源于蒙古族，出自古蒙古巴克西纳尔氏族，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改姓为氏。
记者葛运福

我们可以归纳出六百年前为什么要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组织一次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点：蒙古入主中原后，以掠夺人口为特色的奴隶主们渐渐变成了兼并土地的封建地主。他们兼并的工具，主要依靠马鞭和利剑。甚至，他们不用契约的形式，而是骑马一跑，圈进的土地就尽其有了。贵州伯颜得到的土地多达二百万亩。可是他比起皇后家族弘吉刺氏就大为逊色。弘吉刺氏有多少地谁也不知道，只知道北起河北省的长城脚下，南到福建省的武夷山南麓，逶迤数千里，比比皆是。在河南省，甚至黄河沿岸的大片滩涂地也尽为势家所占，致使黄河水流不畅时常泛滥。元朝的赋敛是苛酷的，但仍难以支应朝廷无度的挥霍。他们为弥补财政赤字，就以滥发纸钞对农民进行变相掠夺。纸钞的面值越发越大，而其实际价值越来越小。忽必烈称帝那年发行的纸钞，五十年后，千文只抵初时四十文，即物价上涨了二十五倍。元时高利贷很是活跃，有所谓“羊羔息”，年利息百分之百。依此计，若借贷白银一锭，十年后当归本息银一千零二十四锭。

元朝的百姓，就这样在官府、地主、高利贷者的重重盘剥下，痛苦地呻吟着。一遇荒年饥岁，则只有背井离乡，枯骨遗路，村舍为墟。

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哀哉流民！为鬼非鬼，为人非人。

哀哉流民！男子无褐衫，女子无完裙。

哀哉流民！剥树食其皮，掘草得其根。

哀哉流民！昼夜绝烟火，夜宿依星辰。

哀哉流民！朝不敢保夕，暮不敢保晨。

哀哉流民！死者已满路，生者与鬼邻。

哀哉流民！一女易斗粟，一儿钱数文。”

这首歌谣的作者就是当时陕西行台中丞张养浩，诗的题目为《哀流民操》。元朝办理赈灾的长官竟然也发出如此哀叹，可见当时黎民百姓生活的悲惨了！

第二点：即在元朝时，无论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还是居于被统治地位的民族，其中都有一地位最为卑下，命运最为悲惨的阶级，叫做“驱口”。驱口，原是战俘，或被掠人口，有的被分给官府作坊当工奴，有的赐给将士作奴仆，形同牛马，位近奴隶。元法规定：私杀牛马一头，杖责一百；杀死一驱口，杖责一百七十。驱口不同于百姓，编入另籍，世代永为驱口。主人可以将驱口作为财物转让或买卖。大都城内与牛、马、羊市相并的就有人市，即买卖驱口的市场。元朝后期，蒙古人、色目人也都有因贫困被卖为驱口的，甚至被卖到海外去当奴隶。元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元朝政府为赎回沦为驱口的蒙古族子女，特成立了个机构叫守仁卫，一次赎回的就有三千人。元朝末期，因饥饿与灾荒，阶级矛盾白热化了，然而却以民族斗争的形式爆发了。浙江温州、台州的起义农民树起了反元大旗，上面写着：

“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

一天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农民的义旗插遍了大江南北、大河上下，声势最大的是红巾军。他们的北伐军，一度逼近元大都，皇帝与大臣都被吓得惶惶不可终日，元朝的统治从根本上动摇了。

当时民间流传着一首《醉太平小令》，对元末形势作了生动的描写：“堂堂大元，奸臣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军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所谓“开河”，是指修治黄河，官吏们趁机捞钱。所谓“变钞”，是指滥发新钞，等于是变相掠夺。本来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老百姓忍无可忍，反元起义的烈火终于燃烧起来。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教领韩山童、刘福通在黄河工地埋了一个一只眼的石人，然后又四处宣传：“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果然时隔不久，石人出土，民心骚动。韩山童、刘福通立刻聚众三千，杀牛宰马盟誓，祝告天地，宣布起义。由于起义队伍头裹红巾，手举红旗，所以又称红军、香军或红巾军。老百姓早就盼着这一天，于是全国各地的人们纷纷响应起义。当时，李二（芝麻李）、彭早住、赵均用占徐州；王权（布王三）占邓州、南阳；孟海马占襄阳；郭子兴、朱元璋占濠州；彭莹玉、邹普胜、徐寿辉占蕲州；方国珍、张士诚占江淮，全国起义的烈火很快就形成了燎原之势。

总之，元朝官兵和起义军之间的生死较量，就在中原大地、江淮一带，特别是冀、豫、鲁、皖、苏、浙展开了。元朝的军队及地方武装对起义军的镇压是十分残酷的。元军与农民起义军之战中，全国竟有数百万人被杀。每当元军败之，元政府还下令“拔其地，屠其城”，大杀起义民众。在徐州一战中，杀人如儿戏，“积尸盈路”，“二百里内无复孑遗”。而几十万人的商埠名城扬州，被杀得只剩下十八户人家。河南、山东、河北、江淮、陕西等地，元军杀沿途府州县男女数十万人，“尸塞河水，水为不流”。造成“户口凋残，十室九空”。经元末动乱，中原地区“无复人迹”。元军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甚至抓壮丁当俘虏，杀百姓报战功。当然，满怀深仇大恨的起义军也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传说朱元璋的大将胡大海当初在河南讨饭，受过土豪地主的羞辱。朱元璋建都南京，大赏功臣，胡大海什么都不要，只要求到河南报仇。朱元璋怕他杀人太多，只许他在“一箭之地”，也就是几寸步内报仇。谁想反被胡大海钻了空子，他在河南射中一只大雁的后尾，大雁负痛，带箭乱飞。胡大海于是驱兵杀去，雁飞到哪里，他杀到哪里，见庄子就烧，见活人就杀，只杀得河南、山东血流成河，尸骨如山。这只不过是传说而已，不足为凭。

第三点：民族压迫，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始终是存在的，可是，像元朝民族压迫之残酷，却是少见的。蒙古君主为维持其统治，将各族人民在政治上划分为四个等级，依次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蒙古人是第一等，最受优待；色目人是第二等，仅次于前者，也是统治者依靠的阶层（色目人指西域各部族、国家的人，名称繁多，姓氏复杂，有“各色各目”，故称之为“色目人”）；汉人与南人最受歧视，而以南人尤甚。汉人指原金朝统治下的各族人民，包括汉人、契丹人、女真人、渤海人、高丽人。南人则指原南宋统治下的各族人民。这四等人的界限是森严的。各重要的官职、军职，均由蒙古人充任，不足时则用色目人。汉人不得染指。（春秋时，郑灵公请大臣们吃甲鱼，故意不给子公吃，子公很生气，就伸指向盛甲鱼的鼎里蘸上点汤，尝尝滋味走了〈见于《左传》宣公四年〉。后世用“染指”比喻分取非分的利益。）法律规定，蒙古人可以打汉人，而汉人不得还手。汉人打死蒙古人，判处死刑，蒙古人打死汉人，只罚当兵去出征了事。蒙古统治者怕汉人、南人造反，各地都派驻了蒙古兵，一县之境，少则几千，多达二三万。这样，蒙古统治者仍不能安寝，又实行甲长制。据说，官府责令汉人、南人，十户为一甲，一甲养一蒙古兵。蒙古兵也就成了这十户人家的老爷。他们要吃香喝辣，还要童男侍候，少女陪枕，专横跋扈，无恶不作。百姓人人侧目，怨气冲天。蒙古人为防不测，就下令禁止百姓私藏兵器，将铁器都收了。可菜刀不能收，就规定几户只能合用一把。这样，蒙古人仍感不安，又曾在南方等地一度明令百姓，不准围猎，不准集会，不准集众说书唱戏，甚至夜间不准到街上行走，家家户户晚上不许点灯……。然而，防不胜防，百姓还是在忍无可忍的境况下起来造反了。从十四世纪流传下来这样一个民间传说，人们在蒙军监视下难以联络，就利用中秋节的时候，给各家各户分送去月饼。各户的月饼打开后，都发现有一纸条，上边有条命令：中秋之夜，尽杀鞑虏（对蒙古兵的贬称）。这故事叫“八月十五杀鞑子”。

祭祖堂里右首贴着一张“古槐后裔姓氏表”，表上共有八百多姓，正面供奉着它们的牌位，这大大超过了《百家姓》。它们都是六百年前移民到全国各地，后经搜集整理，公诸于墙，以便寻根查询。近年来，不管是大陆民众还是海外同胞都竞相来此寻根祭祖，查询自己同大槐树的血缘关系。

　　据大槐树寻根祭祖园管理所的所长范忠义介绍：自1991年4月1日起至10日（中国传统的清明节期间）举办了首届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节以来，到现在为止已成功举办了14届，每年都有来自海内外的数万游子参加祭祖活动，缅怀祖先。

　　迁徙

　　据史料记载：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是中国历代规模最大的官方移民，是明朝移民的重点。由于元朝末年，元政府连年对外用兵，对内实行民族压迫，黄淮流域饥荒频发，终于激起连绵十余年的红巾军起义。两淮、山东、河北、河南百姓十亡七八，以至于“生民百遗一，千里无鸡鸣”。元末战乱的创伤未及医治，明初“靖难之役”又接踵而至。冀、鲁、豫、皖诸地深受其害，几成无人之地。在元末战乱时，蒙古地主武装察罕贴木儿父子统治的“表里山河”———山西，却是另一种景象，相对安定，连年丰收，较之于相邻诸省，经济繁荣，人丁兴旺。外省大量难民流入山西，山西成了人口稠密地区。明灭元后，为了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五十余年间组织了8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涉及到了18个省的490多个县市的882个姓氏。主要集中在河南、河北、安徽、山东等省。

　　晋南是山西人口稠密之处，而洪洞又是当时晋南最大、人口最多的县。相传，明朝时在洪洞城北二华里的贾村西侧有一座广济寺，寺院宏大，香客不绝。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汾河滩上的老鹳在树上构窝筑巢，甚为壮观。明政府在广济寺和大槐树下设局驻员集中办理移民，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集聚之地。移民们临行之时，凝眸古槐，栖息在树杈间的老鹳不断地发出声声哀鸣，令别离故土的移民潸然泪下，不忍离去。为此，大槐树就成为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明初从山西洪洞等地迁出的移民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安徽、江苏、湖北等地，少部分迁往陕西、甘肃、宁夏地区。从山西迁往上述各地的移民，后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及东北诸省。如此长时间、大范围、有组织的大规模迁徙，在我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而将一方之民散移各地，仅此一例而已。 

传说当年移民时，官兵用刀在每人小趾甲上切一刀为记。至今凡大槐树移民后裔的小趾甲都是复形（两瓣）。“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你若有兴趣，不妨自我查看。

当时，为防止移民逃跑，官兵把他们反绑，然后用一根长绳联结起来，押解着移民上路。人们一步一回头，大人们看着大槐树告诉小孩：“这里就是我们的老家，这就是我们的故乡。”至今移民后裔不论家住在何方何地，都说古大槐树处是自己的故乡。由于移民的手臂长时间捆着，胳膊逐渐麻木，不久也就习惯了，以后迁民们大多喜欢背着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袭了这种习惯。

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常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报告：“老爷，请解手，我要小便。”次数多了，这种口头的请求也趋于简单化，只要说声“老爷，我解手”，就都明白是要小便。此后“解手”便成了小便的代名词。

迁民到了新的居住地点，一片荒野，只好用自己辛勤的双手建屋造房，开荒种地，不论干什么，都会联想起故乡的山山水水。为了寄托对故乡的思念，大多在自己新居的院子里，大门口栽种槐树，以表对故乡的留恋和怀念之情。有些移民到迁徙地后，以原籍命名村名，如北京郊区有赵城营、红铜（洪洞）营、蒲州营、长子营等，表明这些居民是当年从赵城、洪洞等地迁去的。

祭祖小屋里贴着一张“古槐后裔姓氏表”，该表上共有四百五十姓，供奉着他们的牌位，这大大超过了百家姓。他们都是六百年前移民到全国各地的，经过搜集整理，公诸于墙，以便寻根查询。近年来，大陆民众竞修家谱，海外同胞寻根祭祖，纷纷查询自己同大槐树的血缘关系。

悠悠六百年多年过去了，汉代古槐已不复存在，消失在历史的风尘之中，而同根孳生其旁的第三代槐树，则枝叶繁茂，充满活力。槐乡的后裔已遍布全国二十多个省，四百多个县，有的还远在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