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广（音）与外婆家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前些日子，大家不知怎的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糖梗，也许是秋风起了的缘故。秋风起，长三角地区农家的房前屋后、懒得种庄稼的野地里的糖梗也成熟了。
昨天，90多岁的小舅托人带口信来，让我去诸暨吃“糖广”。
记忆中，我老家的人把糖梗叫做糖广（音）的。糖梗，江南尤其长三角知道此物的人明显多于塞北的了。
糖梗，有的地方叫芦粟、芦穄、芦黍或芦芨等等的。它不是玉米，是高粱的一个变种，比较规范的书面语叫“糖高粱”。
芦穄是高粱的古名，芨字或有变通。何以又叫芦粟呢？相传三国时期太湖一带常常饱受水患，江东吴国的大臣鲁肃就发动当地的百姓修堤筑圩。后来鲁肃驾鹤仙去，当地受惠的百姓感念鲁肃的大恩，他们的眼泪哭干了堤圩，堤圩上长出一种芦苇不像芦苇，高粱不似高粱的植物，可以当甘蔗吃，便起名叫甜芦粟，用以纪念汉昌太守、横江将军鲁肃。
农书中说，芦芨，又名甜杆，它和普通高梁比，个儿高，杆儿细，穗儿小，结儿长。生命力却是很旺盛的，不用施肥也不用浇水，就能长得郁郁葱葱，一丛一丛的，一片一片的，煞是可爱。糖梗与甘蔗外观、味道有点类似，不过要细得多，味道也更甘甜可口。
30多年前，母亲带哥姐、我回诸暨安山老家转转。安山往西翻过一座小山坡再穿过一片小树林就是外婆家。外婆是安山倪杨氏的女儿，1948年，城南倪杨家谱上有外婆的亲哥也就是我舅公写的一篇文章。外婆生了三个儿子后再添一个女儿，那当然把女儿视为宝贝了。
从血缘上说，我父母亲还是亲戚，未出五服。因为我祖父与我外祖父是好朋友，就结了这儿女亲家，貌似亲上加亲，其实这是不利后代健康成长的。见过世面的二舅反对过此事，但最终没能说服我外祖父、外祖母。
俗话说，女儿是父母的贴身小棉袄。外婆与母亲自然母女情深，母亲也力所能及地相助外婆家，外婆常来位于杭州梅花碑附近的小楼住住，谈谈家事，管管我的哥姐。外婆病重的时候，母亲挺着8个多月的身孕日夜守护。柿子红的时节，母亲正在娘家四合院门口的池塘边用榔槌敲打外婆换下来的衣裤，忽听院里传来一片哭声，母亲情知不妙，急着往回赶，没料想脚底一滑，重重地摔了一跤……我出生后，小舅说这小孩的脑子肯定被摔坏了，就一直叫我“木陀”。
外婆抱过我之前的四个哥姐，就是没能瞧见我落地。外公也早已过背，我也没看见过，准确的说我记事后没看见过外公。那年，母亲带我去外婆家时，那里只有大舅和小舅两户人家住着。大舅是个面朝黄土背朝天、只知在土疙瘩里刨食的老实巴交的农民，1949年前还常默默地帮我父母种地、插秧、割稻等农活。小舅的情况容后再表。二舅很早就去上海等地闯荡，用现在的话是“北漂一族”，曾在黄埔军校的分校任过教官，据说是坦克教官，我猜测是战车教官。1949年后，二舅的日子当然不好过，每次运动几乎都要“运动”到他。所幸的是二舅行事低调并有过人的技术，汽车出现问题，他只需听听声音就能说出毛病在哪。二舅肯动脑子，还拥有一项与汽车制造相关的专利，解决了当时汽车制造业的一个瓶颈问题。靠了这项实用性很广的专利，他在房价不菲的上海置地并盖起了一座有院落、水井的占地几百平方的两层楼房。七十多岁了，还有不少相关单位请他出山任顾问。
外婆家那是个比安山“杨永泰”大多了门窗上的雕花也雕刻精致得多了的四合院，只是年代也要久多了，至少有一百来年了。大舅和小舅两户人家分住在四合院的东厢房。厚道的大舅看见母亲和我，他就只会一个劲儿地摸着我的手涕泪连连，连凳子、椅子都忘了搬出来，那老泪一滴一滴地滴在我手背上，只滴进我的心里……
拜访大舅后，母亲就带我去探望隔壁的小舅。看见我们来，小舅拎把割枝刀走进屋南面院子里的糖梗林里，砍下成熟了的糖梗，剥去细长的叶片，便露出青绿诱人的茎秆，然后放在膝盖上，两手左右一用力，就拗成两段，用菜刀切成半尺来长的一节节，摆在八仙桌上的蓝边磁高脚碗里。“来来来，吃糖广。”我用牙齿撕开糖梗硬硬的表皮，嗍里边的汁液，直到吃得满嘴生津，直到吃得空气里都飘荡起那甜甜的香味。
“木陀，件小东西！娘舅的头是嬉家货？好乱摸咯？”吃完糖梗还未洗一下，我就用手去摸小舅那旁人难以匹敌的脑瓜。小舅的脑瓜真的特别，早早就谢顶了，前额凸出后脑也凸出，诸暨话叫“前冲后冲”。我小时候看见小舅，就常爱摸他的光溜溜的大脑袋，有时还喜欢笃笃地敲几下。每次，小舅总是一边笑骂着一边给我张罗吃的了。
人们常说“热闹的马路不长草”，头型奇特的小舅从小聪颖，就是块读书的好料。他读书一路顺风顺水，直到考取民国时的第一学府、亚洲当时排名第一的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在鼎鼎大名的中央大学，他志向高远，浸淫西学，受到当时先进的高等教育的滋养。中央大学读书时，学生就必须看懂原版外国电影。受过这样良好教育的人，心气之高可想而知，这也种下他坎坷半生的种子。
“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小舅中央大学毕业后到位于有“小西湖”雅称的华家池畔的浙江农业大学（现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任职，青春年少，志得意满。由于性格太倔，又自认为肚里有点墨水，不免有魏晋风度，偏偏嘴上又少了把锁。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先是“大鸣大放”，随着运动的深入，这就麻烦了：直肚拔肠、好指点江山，又不知进退不会捋顺毛的小舅自然成为运动的对象。
“可怜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带着遗憾带着落寞戴着一顶“右派”的帽子，志在报国的书生成为一介农夫。挥一挥衣袖，告别了“小苏堤”、 “小孤山”，告别了“小三潭印月”、“小平湖秋月”，告别了生活、工作十多个寒暑的花团锦族、绿树成荫的华家池，就这样踏上返回故乡的遥远的心路。
从小就出门读书的人哪会种田？笑话绝对少不了。为了养家糊口，小舅握惯钢笔的白净的手重又拾起生疏的田刮铁扎，当起一名农民来，自然是一名不合格的农民。为了养家糊口，小舅自学医术，虽然不敢给人看病抓药。替家禽家畜瞧瞧，却是三只手指捏田螺——笃笃定定、绰绰有余的。至少乡里乡亲的猪呀牛呀鸡呀狗呀，经他的手治好了也多了去的。有时，他就自嘲是兽医……好在他的心态远强于一般人，坚持冬泳、洗冷水澡、练五禽戏，身体倍儿棒。
1979年“右派”平反，落实政策。小舅摘掉了本来就不属于他的“右派”的帽子，可叹他用知识报效祖国的大好时光早已过去。六十年代中期，我家已搬到富义仓边上。平反后的小舅红光满面，带了好几节糯米藕和一篮童尿蛋兴冲冲地来到我家，除了叙旧，还在我面前表演了一段五禽戏。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每次小舅来杭，我都会陪他逛逛西湖，去各景点转转，拾起他旧时的回忆，顺便听听他胖天。
现在诸暨城关生活的小舅今年九十二三，身体硬朗，耳不聋，口齿清楚，视力也还行。前年、去年我随父亲、哥姐都去拜访过老人。小舅说，喜欢自己烧饭烧菜，这食谱还是自己拟定的。每周都会去爬几次老鹰山，还一定要爬到山顶，惹得不少年轻人都前来讨教健康秘诀。
写到此，眼前又浮现30多年前小舅晃着“前冲后冲”的脑袋拎把割枝刀走进自己院子去割“糖广”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