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陪我老爸从绍兴参加宗亲聚会回来，对父母60多年前办的学校多了一点点了解。记得我小时候，父亲空下来，会拉拉二胡、吹吹笛子的，猜想，当年父亲除了教文化课之外，也是这样教学生音乐的。
往昔只看见我父亲的书法写得好，正楷、仿宋、隶变、小篆都会来几手。我们五个兄弟姐妹的雨伞、饭盒、铝水杯上都留有父亲的各种字体。上学放学的路上，我们提着饭盒、铝水杯，尤其是雨天撑着雨伞，行人的“回头率”蛮高的，也有一些单位请我父亲写招牌字的，父亲都推托：“字怕挂”。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至“文革”结束，只有《老三篇》、八个样板戏、小说《金光大道》、《艳阳天》外，别的文化娱乐基本没有，店里除了军棋，另外的围棋、象棋、扑克牌等“封资修”都不能卖。父亲就自己动手制作了一副扑克牌，除了纸张比以前店里卖的厚一倍外，其余的图案、点数、花纹几可乱真。当然，这扑克牌仅仅只能在节假日关起门来稍微打几副，这也是我们童年、少年时期珍贵的记忆之一。耳濡目染，我大姐、兄长、二姐的字也常常受到老师、邻居的夸奖。
我父亲培养了本省水电、测绘方面数以百计的人才，其中许多学生现在已是本行业的栋梁，我母亲也教过书，她的字娟秀。由于年幼，我对父母60多年前办学的具体情况，我自然难知其详。
现在，才知道2008年重修家谱时的主力之一老杨家村的杨光华也是我父母60年前的学生。我父亲回忆道：光华聪明，脑子蛮灵光的，家庭成分好，读书也好。可惜“走”得太早。
30多年前回过一次老家，第一次听村里的一位老篾匠说，当时的大队长根发曾是我老爸以前的学生。
11月19日（周六），我与十几位宗亲们一起去绍兴，承蒙杨荣的车马劳顿、杨伟春先生的盛情款待。我第一次遇到我的两位堂兄77岁的杨旭（谱名光悌）和70出头的杨光洪。杨旭是1936年出生的，退休前在绍兴市文化馆工作，编写了十多本绍兴地方志等方面的书。那天，得知我父亲要来绍兴，杨旭特地带了他编写的两本书：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生活禁忌小百科》（作者：杨旭、宋杰）、《家庭实用手册》（作者：杨旭、邢均恭）恭恭敬敬地捧着递给我父亲，须发皆白的杨旭笑眯眯地对我说：“你爸爸教过我的。”
“诗书教子孙，忠孝传家国”，60多年前，我父母还住在老家诸暨王家井镇的新杨家村，房子就是我爷爷造的四合院（当地人称之为“杨永泰”）。那时候，我父母办过一段时间的学校，教室是“杨永泰”的20多平方米的正屋（当地人称之为“大间”），黑板挂在东边的木板墙上。学生主要来自本村即新杨家村，还有临近的老杨家村（是本族）、袁家村、吴家村等。当地颇有些知名度的“小郭先生”（吴家村人）当年也是杨旭的同学。此时的乡村学堂教学已经比三十年代的乡村学堂要规范许多。一直到1949年9月父母到杭州，父亲赴浙江水电设计院工作，母亲还短暂地教过书，随着子女渐渐增多，她只能辞去工作，在家相夫教子。
依琴瑟而咏歌。《周礼•春官•小师》：“小师掌教鼓鼗、柷、敔、埙、箫、管、弦、歌。” 郑玄注：“弦，谓琴瑟也。歌，依咏诗也。”《史记•孔子世家》：“三百五篇， 孔子 皆弦歌之。” 宋•苏轼《和王胜云》之二：“斋酿如渑涨绿波，公诗句句可弦歌。”正是因为有了倪杨先祖的福祉，新杨家村传承了诸暨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注重营造知识的氛围，着力培养、提高倪杨子孙的文化素养。倪杨氏22世孙鼎三百九十三公、鼎四百四十一公、鼎四百六十四公迁居安山后，村里就专门留有几亩学田，以充分保证子弟的学业得以顺利完成，安山倪杨读书风气很盛，代有太学生等读书人。清末，倪杨二十五世孙杨均炎公、二十六世孙杨顺法（杨仁法）公俩堂叔侄都考中文武秀才，成为一时美谈。用诸暨方言来说就是“种草”（文化遗传基因）好。
西学东渐，受十九世纪瑞士“穷人的救星、孤儿的父亲、国民学校的创始人” ——著名的民主主义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等西哲的启发，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像金陵大学文学系毕业后师从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陶行知等有学问、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关心劳苦大众的疾苦，试图通过教育来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进而力图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1926年，陶行知起草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1927年，他创办晓庄学校。推动平民教育运动，最早注意到乡村教育问题，从而带动了全国一大批知识青年深入乡村进行平民教育。
民国后，新教育勃兴。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并存，形成了一个参差多态而又富有弹性的“差序格局”。上世纪三十年代，王家井镇新杨家村就有平民教育的忠实践行者。
旧谚“家有斗升米，不做孩儿王”，上世纪四十年代，我父母家里虽不太宽裕，但“斗升米”还是有的。他们开办学校其实不能不说也是受当时新思想的教育，同时也多少受到本村进行平民教育的堂兄潜移默化的影响。
父亲只埋头业务，从不卷入政治之争、派系之斗。1949年，他与大陆高级测量学校的同班同学杨志才一起进浙江省水电设计院工作。由于工作出色，父亲的工资常常跳级涨。六十年代初，一般职工的月工资也就三四十元，父亲已有九十七元，高出他同学二十多元。父亲还把二姑父父子俩、侄儿光烈招进来。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北京、天津、唐山、上海、四川、广西、江苏南京等省市的有关厅局（包括总参谋部）推荐一位，共抽调人员十八位（后人称之为“十八元老”）组建浙江省地质局测绘管理处（七十年代改名浙江省测绘局，现在是浙江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浙江省水电设计院只选拔了长于大地测量的我父亲一人，应该说当年浙江的大地测量方面的人才无出其右。
“文革”时，“红暴”、“联总”两派武斗得不可开交，后又有“山上派”、“山下派”闹得不亦乐乎。逍遥派父亲自有自己的正义、立场、观点，但不屑与别人争论，乐得置身其外，两耳清净。
1975年，由于国家测绘事业的需要，浙江省地质局测绘管理处升格为浙江省测绘局，从全省招用了几百个“新兵”。省里有照顾政策，每位老职工可以让两个子女进本单位。我长兄、二姐也是这个时期先后进入浙江省测绘局的。几百个“新兵”，就需要办培训班。培训班，我记得一个在海宁硖石，另一个在海盐黄湾。父亲与别的“老测绘”一起，手把手地教这几百个“新兵”，一直到他们能够独立工作。
我父亲一直觉得他自己普普通通、平平常常，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只是做了自己能做的该做的事，从不在子女面前谈及往事。随着近年来他年事已高，加上我的一再询问，他才会透露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