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222讳锡康，字志才，杭州大陆高级测量学校毕业，曾任浙江省水电勘测设计院资料室主任，水电工程师。生于民国乙丑七月廿六日戌时，卒于2005年10月18日，葬路会山。配沣浦老殿下金美江公次女，生于民国乙丑三月廿三日戌时。……（见2008年续修的《暨阳城南倪杨氏宗谱》）

   杨志才年纪比我父亲略小，我们五个兄弟姐妹都叫他“志才叔”。“志才叔”是“广”字辈，与我同是倪杨27世孙。看过《暨阳城南倪杨氏宗谱》，按辈分，现在我应该叫“志才叔”为族兄。

   2011年12月7日，“志才叔”的弟弟杨志文携第二个儿子奎立到我老家安山（新杨家）恭迎谊公祖像。杨志文一到新杨家老屋的“大间”看见我父亲送的花篮，就急着向别人打听，他看到我很亲热地握手，仔细询问我父亲的身体情况，并指指自己的耳朵说，现在老了，听力不好，要我说话大声些。中午，我们三人同席，我给志文父子倒饮料，奎立站起身，忙不迭地说：“不好意思的，你是长辈！”我回答：“我们两家情况特殊，还是按以前的老习惯吧，我称你伯伯为叔叔已经几十年了。”这是我与杨志文父子的第一次见面。

   我小时候，家里吃饭间东墙上象棋盘大小的镜框里面，有一张1958年父亲与杨志才、杨志文（那年，杨志才的弟弟杨志文被评上省劳模）的六寸合影。照片上，风华正茂的杨志文胸佩代表证微笑地站在他哥哥身旁。五十多年过去，翩翩少年杨志文也已经步入耄耋之年。

   抗战时，因我祖父杨均汉拒绝与日伪合作，所以一再受日伪欺凌、迫害（见《暨邑倪杨翼善堂文史》p137），直至家道中落。昔日的王家井镇商会会长，此时已无经济能力送小儿子去公办学校读书，更别说像我伯伯在杭州安定中学读书一样，或许我父亲记忆里还有读小学时，“长年”背着上关湖杨家的新壁小学的辛福时光。

   新壁小学毕业后，我父亲只能去读靠近官员岭的位于陈蔡水库边上的一所初中，该校半工半读，免学费。就是在初中三年，我父亲与“志才叔”成为好友。

   三年初中，星期天，“志才叔”多次邀请我父亲去距学校不太远的官员岭他家玩，两人一起合用一盏菜油灯，在昏黄的油灯下，两个莘莘学子一起苦读。 “志才叔”母亲在厨房里忙活，端上自己烧好的“藤羹”、“索面”等，估计此情此景，“志才叔”的弟弟杨志文还记得。善良、热情、好客的“志才叔”母亲给我父亲留下深刻的印象。

   初中毕业后，经我祖母娘家的亲戚介绍，我父亲到丽水碧湖附近的挂牌为浙江铁工厂（实际上就是浙江兵工厂，是抗战期间黄绍竑主政浙江的一个大手笔）的三分厂工作一年有余。

   因为有一位亲戚在杭州私立大陆高级测量学校（浙江工业大学前身之一，诸暨大马坞人丁琮任校长）任教。据《浙江省测绘志》记载：杭州私立大陆高级测量学校是浙江现代办学时间最长、培养测绘人才最多的学校。我父亲得便去杭州私立大陆高级测量学校的图根科读书。没几天，我父亲就写信邀请杨志才同来杭州私立大陆高级测量学校，两位初中好友又成为杭州私立大陆高级测量学校图根科六期的同班同学。进去读了才知道，关湖杨家的杨光彦也是学长，安山的杨仁德(学三角)、杨友望（学图根）、杨顺本（学清丈）、关湖杨家的杨天燦……城南倪杨氏有好几位学测量的。民国时期，每天野外工作津贴：学三角的一元，学图根的八角，学清丈的六角。

   抗战期间，日寇肆虐，杭州私立大陆高级测量学校不得不四处迁徙：杭州藩署、江山廿八都、江山小青湖、丽水碧湖等地，抗战胜利后又迁回杭州虎跑。远离故土、颠沛流离的生活更让两位同学成为莫逆之交。

   1948年1月，杭州私立大陆高级测量学校图根六期毕业后，我父亲在崇德县（即现在的桐乡市崇福镇）实习，“志才叔”回老家官员岭。1950年秋，我父亲从杭州上天竺的浙江省干部学校（谭震林任校长，后改名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浙江分校）一期毕业。作为优秀学生分配在钱塘江水利工程局（那是拿美元工资的，待遇高，1956年与浙江水利局一起并入浙江省水电勘测设计院）。1956年，浙江省水电勘测设计院刚创建，需要相关人才，我父亲得知消息后，征求领导同意后，马上写信叫杨志才来浙江省水电勘测设计院工作。杨志才成为官员岭半个多世纪以来第一位靠读书走进省级机关工作的倪杨氏。

   1959年，国家测绘总局浙江省测绘管理处成立，各省包括南京军区调集人员。因为是国字号，相关厅局只能推荐一人，浙江省水电勘测设计院就推荐了我父亲。之后，虽然，两人不在一个单位，只要有空，就常聚聚、聊聊。

   那时，找到一份有城市户口的“公家饭”相当不容易的，平头百姓的我父母自己也没多大本事，只能硬着头皮东托西托，介绍了两边的好几位亲戚工作，有的因为种种原因最后没能帮成。2001年，我回老家，有一位亲戚对我说,因为在农村自由惯了，受不了那约束，吃不起苦，又回老家种地去。辜负了我父母的相助。

   在我的记忆中，一般情况，“志才叔”来我家的话是吃罢中饭再走的，偶尔也有晚饭之后走的。我记得只有一次，是1967年，那是硝烟四起的文革高峰期，“造反派”的“红色风暴”与“保皇派”的“省联总”对立的两派头戴藤帽、手持铁棍全城大武斗，“志才叔”从下水道侥幸脱身，全身湿透、半夜三更从城南穿越半个杭城到城北，逃至我家，在最值得信懒的老同学、老同事家躲过了危险、惊心动魄的一晚。我同学的哥哥没那么幸运，就死于那场武斗，生命钟摆永远停留在青春年少的十八岁。

   我父亲一生谨慎，埋首业务，远离政治斗争，单位几次叫他入党，父亲都婉言谢绝，连省级单位的处长任命书都锁在抽屉里作废。父亲说自己“社会关系复杂”，经不起折腾。因为两边的亲戚不少“家庭成分”不太好，有“地主”、“富农”、“右派”、“历史反革命”，有几位因为“历史原因”还未出狱。八十年代以前的斗争对象“地富反坏右”几乎占全了。

   父亲的工资在杭州私立大陆高级测量学校同班同学里是最高的，1954年，父亲受到钱塘江水利工程局局长吴又新（曾留学美国，见《浙江省水利志》《浙江省水文志》）亲笔签发的嘉奖，连涨两级工资。由于有五个子女，再加上多多少少要照顾两边在农村里的亲戚，所以我家一直过着城市平民的生活。

最开始，两边的亲戚有几位在杭州工作的，随着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都被“运动”上“右派”等“高帽子”，遣返回乡。我父母亲肩上承担的却是日重一日的担子。

   不管是柴弄一号，还是浙江省地质局宿舍5号楼，还是霞湾巷25号的国家测绘总局浙江省测绘管理处宿舍，我家都是整个宿舍院子里的邻居最节约的，我家从没有倒掉剩饭剩菜过，即使是夏天馊掉的饭，第二天用水多淘洗几遍，多加点咸菜，统统烧泡饭吃。连病死的鸡也舍不得扔掉，用盐多腌几回，我们把这简称为“腌鸡肉”。这种“腌鸡肉”只能自己吃的，旰食宵衣、体弱多病的母亲吃得最多，估计这也是母亲过早“走”的原因之一。

   “志才叔”多次向我们兄弟姐妹讲述当年父帮助他的往事。每次“志才叔”来，总会给我们送来老家自采的茶叶、自养的鸡鸭、猪腿等，一再叮嘱我母亲要保重身体，我母亲自己舍不得吃，总要等亲戚来了才烧好端上桌。“志才叔”有时也会给我们兄弟姐妹带点小零小碎的物品，像公鸡毛做的毽子啦，细竹片糊的风筝啦，小纸风车啦……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我们五个兄弟姐妹课余就在废地里清理出乱石块，种一点水果、菜，像葡萄、青菜、南瓜、丝瓜、葫芦、辣椒、苦瓜、苋菜、西红柿、四季豆等等，想减轻一点父母肩上的经济压力。“志才叔”有时会走到小菜地对我们指点、传授。像葡萄要嫁接啦，青菜有哪些品种啦，如何治菜虫等等。

   每次“志才叔”来总会给我们带来喜悦，这也是我童年时的美好回忆之一。“志才叔”来，姐姐们去买菜，我呢手捏了几张角票，去买香烟、老酒。我买的最多的是两角七分一包的利群香烟，四角六分一斤的加饭酒。每次，我还有一分钱的奖励，一分钱能买一粒硬糖；糖纸还能与小伙伴交换打陀螺。

一个夏日的正午，小学五年级的我搬张骨牌凳正在院子里如张开巨伞的楮树下埋头看中篇小说《七十三弟子》，有一个寻事儿的小混混从背后一把抢走《七十三弟子》。“娘卖比的，阿朵来的小畜生！”后来得知此事后，“志才叔”拉起我就去找那个小混混，看见“志才叔”一脸怒容，撸起袖子，嘴里都是诸暨方言里的国骂，那小混混吓得躲得远远的，从此不敢到我们住的院子里寻衅、滋事。

   “十五倒六，省下来给你吃的都勿晓得！”一次，饭桌上，“志才叔”正在教育我上海来的亲戚。我的好几位亲戚在上海。鱼比肉贵，知道上海人爱吃鱼，每次他们来，母亲都会让我们去买点鱼虾、小海鲜。看我们不动好菜，客人就疑问：“你们怎么不吃鱼？” 我母亲回答：“笨，只知道吃肉。”那天“志才叔”也在，就不客气地批评客人了。

   真诚的友谊不需要华丽的辞藻，一句发自肺腑的话，一个赤诚的微笑，一封手写的书信，一个节日问候的电话就行；感恩的物品不在多少、贵贱，情谊在就行。感恩也是一种文化形态，同样是要传承的，这样，人类才会远离愚昧，才更富有人情味。

   因为常来常往，父亲的同事也夸过几次，杨志才这人厚道。每次老家来亲戚，早饭都是我去俗话叫作“一条弄”的饮食店去买的。我们全家都是吃泡饭，客人人均加两个肉馒头，或两个“洋糖糕”或两个“糖心麻球”或一副烧饼油条。“糖心麻球” 六分钱一只，“洋糖糕” 五分钱一个，肉馒头五分钱一只，油条三分钱一根，咸烧饼三分钱一个，甜烧饼四分钱一个。

   亲戚带来的土产，不论多寡，我们都要说谢谢。父母亲常说：要记得亲情、要记得说谢谢。譬如，这次来的是怎样的亲戚，上次来的父辈（有时是祖辈）几时帮过我们的。

   青黄不接的时节、农闲季节，两边的亲戚边接二连三地来杭州。有的是缺钱，有的是缺粮，还有的是来就医、买小猪、买电表或做点小买卖等等。亲戚来杭州治病，一住就是几个月，有两个前前后后住了好几年。几乎每次亲戚来，我小姐姐就要奉父母之命，十分委屈地去邻居家借钱。邻居总说；整个院子，数你家的亲戚来得最多。父母对我们这样教诲：我们困难，他们比我们更困难的。人都是爱面子的，找上门来说明看得起我们。

   我记得有一位我父亲一边的亲戚来杭，看了泡饭加肉馒头，说：“我们早饭都是吃米饭的。”我母亲听了，不声不响走到我边上，塞给几个硬币，“农村里早饭后要干重活，你去街上买两碗米饭。”还有一位亲戚进来，拎着皮包，吃过住过事情办过，皮包一甩一甩地甩得老高走了，之后也泥牛入海无音讯。对此，我心里是老大的不高兴，要知道，我母亲长期贫血，体弱多病，医生一再告诫加强营养，至少要每天喝牛奶。当时，牛奶一角二分钱一瓶，我母亲嫌贵，为了省钱，只订了一个月的牛奶，就改喝两分钱一碗的淡豆浆。淡豆浆，有一股豆腥味。咸豆浆少了豆腥味，要三分钱一碗，甜豆浆五分钱一碗。不要说肉馒头，连一分半一只的刀切，母亲平时也舍不得吃。穿的基本是打补丁的对襟衣服。1980年4月下旬，母亲去世时，我们翻箱倒柜也难找出一套体面的衣裤……

   至于我父母帮过别人的事，他们从不和我们五个兄弟姐妹提起也不准我们问。我都是从“志才叔”等人那里听来的。像三年困难时期，为了给亲戚治病，体弱的母亲去人民玻璃厂分拣碎玻璃。每天回家，手上都是一条一条的血痕。还有一次，我读初二，在新杨家住了大半个暑假。家里的几领篾席破了，请了一位四五十多岁的亲戚来补。这位瘦高个的亲戚来“杨永泰”的院子里修补篾席，干活之余，他会絮絮叨叨向我讲述好几件我父母助人的事。农家朴实，见面往往以外号相称。这位亲戚，我现在也只知道他的外号。堂兄杨光纪忙完农活就会捧起书来看，有一次他在读《戊戌变法》。他和我聊过几次：三年困难时期，要不是你父母，我们兄弟们早就饿死了。这话有些夸张，也说出了一些实情。我母亲的追悼会上，杨光纪讲了短短的十几分钟，中途几次泣不成声。

   我母亲去世后，“志才叔”好几次和我说过，大意是：你母亲倘若不是为了两边的亲戚不会“走”得这样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不忘自己的母亲，好好孝敬自己的父亲。以后，自己羽翼丰满时不要忘了曾经培养、帮助过自己的人。

   “志才叔”退休后回官员岭，我父亲去看过几次。2010年正月，也就是“志才叔”“走”了近五年，年迈的父亲携我们三个兄弟姐妹再次去官员岭看望“志才叔”的子女，以缅怀挚友。

  “人生何其短，瞬间逝华年。青春随日去，花落谁人怜。”

   行文到此，东方既白。为好人祈福，愿“志才叔”安息！

                           图为2011年12月7日 作者与杨志文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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