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中旬，《北京日报》发表了云南作家杨泽文的一篇文章——《寻〈剑〉记》，杨泽文在文中回忆了一部对其影响深远的小说——《剑》，他自述年少时曾从老师那里借来此书，读后便被深深吸引，在之后的岁月中，他一直都在寻找这部小说，希望能够重读，可是这一找就是30年，直到30年后，他通过网络才买到一本已经被当作“文物”收藏的《剑》。

   杨泽文的经历并非个例，《剑》曾经是一代人共同的文学回忆，这部以抗美援朝战争为背景的小说于1973年首次出版后，一版再版，每次印数都在80万册以上，粗略统计，发行量达300万册，在那个文化匮乏的年代，《剑》成为不少人的文学启蒙读物。

   这部影响了一代人的小说的作者，正是以创作革命战争题材而享誉中国文坛的江西作家杨佩瑾。

                                          杨佩瑾

几经波折写就战争小说《剑》

   虽然自认《剑》并不是自己写过的最好的小说，但杨佩瑾对于《剑》仍然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

   据杨佩瑾回忆，《剑》的初稿早在“文革”前就已写好，当时还被北京电影制片厂看中，改编成了剧本，就在摄制组已经成立，电影即将开拍的时候，“文革”爆发了，正准备出版此书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被撤销了，北影的摄制组也解散了，这部书的原稿在混乱中不知了去向，杨佩瑾也被“下放”到了奉新农村。

   1972年，杨佩瑾应刚刚恢复的江西人民出版社之邀，回忆重写了这部长篇小说。一年后，《剑》成功出版了，立即在全国掀起了一阵热潮。不过，杨佩瑾对于这部小说取得的成功很淡然：“这部书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来说是时代造就的，当时大家都处于文化饥渴的状态，突然有一本这样的小说可以阅读，多少都会引起一些轰动，并且这部小说所传递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感也契合了当时人们的心态，为之而感动的人自然也很多。”

   《剑》也为杨佩瑾和读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情感桥梁，“第一版出版后，我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两千多封读者来信。”杨佩瑾说。直到现在，仍然有读者找到他，向他诉说当年《剑》对他们的影响。

军旅生涯奠定写作基调

   杨佩瑾说，包括《剑》在内，自己的8部小说其实都可以归为战争题材：“14岁参军，16岁上朝鲜战场，18岁回国，一同回来的战友笑称我们都是‘幸存者’，年少时的战争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后期的写作。”

   “当时我们是带着满腔的热情投入到那场战争中去的，头顶是照明弹，炸弹在面前爆炸，但是我们也不会害怕，唱着歌冲过硝烟。我是抱着深切的感情来写那段历史的。”杨佩瑾说。

   在朝鲜战场上的经历成为杨佩瑾后来的小说《银色闪电》和《剑》的主要素材来源。他回忆说，当年他非常喜欢和侦察员打交道：“那时候年纪小，觉得侦察员做的事情很了不起，经常缠着他们给我讲故事，他们看我小小年纪就当了报务员，对我也很友好。听来的故事，我就记在日记本里。”回国之后，杨佩瑾偶然翻阅自己的战地日记，便萌生了要将战争写成小说的想法。

   在杨佩瑾的笔下，战争除了残酷，还蒙上了一层诗意。有评论者认为，《银色闪电》写出了“具有诗意的志愿军报务员生活”。杨佩瑾也坦言，自己的参战经历使他自始至终都抱着对志愿军的深厚感情和敬意来描写这场战争，因此，在宏大的战争主题之下，他仍然能发掘出闪烁着人性光辉的细节。

在生活的细节中还原历史

   杨佩瑾笑言，他写小说是“由近及远”的，最早的《银色闪电》和《剑》，写的是志愿军生涯；之后的《霹雳》《旋风》《红尘》等，则反映的是比抗美援朝早了几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创作的《浣纱王后》更是追溯到了千年之前的吴越之战。

   “年代越久远的，写作上就越自由。”杨佩瑾这样解释他的创作轨迹。但是宏大的战争也是建立在各种细节之上的，对于那些时代上相隔久远的历史，杨佩瑾说，必须从生活的细节中去找寻、去还原。

   “文革”期间“下放”在奉新的杨佩瑾，每年春耕、双抢、秋收之际都会作为工作组成员去各村指导生产，他被分配到上富、甘坊一带，那里正是当年红十六师的驻扎地，随处可见红十六师的司令部、政治部等遗址。他在工作之余常与当地老乡交谈，收集到不少有关红军游击队的故事。

   在当时，杨佩瑾的做法为同行人所不解，“有人打趣我说这是‘文艺黑线回潮’。”杨佩瑾说，《剑》出版之后，他收到了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约稿，希望他能够写一部反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长篇小说，他曾经收集到的零星故事顿时有了用武之地。同时，他还开始重新收集当年的历史材料，并沿着秋收起义的进军路线，在湘赣边界的大山中徒步逐村进行采访，与当地百姓的交流给了他不少创作灵感。

挖掘战争与人性的复杂主题

   战争与人的关系，一直都是杨佩瑾在努力发掘的，这种尝试在他写作《霹雳》时就已表现得很明显了，他改变了原先的写作计划，不直接写战斗场景，而是写了一个山乡的造纸工人和农民在工农革民军秋收起义的影响下，举行农民暴动并融入起义队伍的故事。

   《霹雳》完成之后，杨佩瑾陷入了更深的思考中：“我们那个年代，写革命战争题材的东西，基本都是一个类型，正面人物是老贫农、冒失的青年、深明大义的女性，故事情节也往往非常单一，个体的命运和感情往往被忽略了。”

   在这样的思考中，杨佩瑾又写下了《旋风》。这部小说一改正面书写土地革命的传统路数，以双塔镇一对有着世仇的土、客族青年由宗族世仇发展成为革命情侣的故事为主线，从湘赣边区土、客两家宗族矛盾的角度来反映革命时代的风云变幻。而《旋风》之后的作品《红尘》，则通过一个反动土豪家庭出身的小姐丁月英曲折坎坷的人生悲剧，阐述了战争与人性的复杂主题。

在杨佩瑾60岁时写成的小说《浣纱王后》中，他更是将这种对人性的发掘做到了极致，他在写作过程中对西施的命运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通过对这名身处乱世的女子的情感和人生的描写，再现了当年“春秋无义战”的残酷岁月。

   “我希望能够从人物个体的命运中揭示出一些东西。”杨佩瑾说。

时间:2013-05-29 09:24 来源:江西晨报 晨报记者 姜旭东责任编辑∶涂晓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