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75－句(勾)[句、勾、??、??，读音作gōu(ㄍㄡ)，亦可读作jù(ㄐㄩˋ)]←“句、勾”的古体字“??、??”显示不出来者，请安装国家出版业标准矢量字库《方正超大汉字集库》或《宋体B级扩展字库》。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远古后稷句龙氏家族，属于复姓省文简化为氏。
　　后稷，是上古周族的始祖。传说其母姜嫄为帝喾元妃。姜嫄出野，见巨人足迹，踏之，践之而动如孕。生一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从他旁边过都不踩它；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嫄以为神，遂收养长之。由于初欲弃之，因名曰“弃”。
　　弃为儿童时，就爱好种植树﹑麻﹑菽，成人后好耕农，相地之宜，善种谷物稼穑，民皆效法。尧帝听说后，举其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舜帝称赞他说：“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因此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其后子孙繁衍，逐渐强大，是为周。
　　传说，弃在开荒时驾御着龙(马)进行耕地，要行便走，要止便停，因此时人又尊称他为句龙氏。这里的“句”就是“止”的意思。古人对能够驾御马的人是非常敬佩的。
　　后稷使人类摆脱了蛮荒的渔猎时代，进入了标志社会进步的农耕时代，因此人们将后稷列为上神，即稷神，历朝历代的帝王国君皆要崇敬地祭祀之。到了明、清时期，祭祀稷神的行为更是历代皇帝的重要功课。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皇帝皆要“以土谷为重，为天下求福报功，故亲祀社稷，有事则祈焉报焉。”
　　每年仲春、仲秋即农历2月、8月，明、清两朝的皇帝都要在皇家祭坛祭社神和稷神，求得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家兴旺、社稷平安，凡遇旱涝，更要到皇家祭坛祭拜，祈求神灵的保佑。
　　在史籍《大清会典》中记载：“凡祭社稷之礼，岁春祈秋报皆以仲月上戊日祭太社、太稷之神，以后土句龙氏，后稷氏配。太社位右，太稷位左，均北向。后土句龙氏东位西向。后稷氏西位东向”。
　　显然，凡礼社稷坛为大祀，往往是由皇帝诏诣行礼。先至中和殿阅视祝版，祝版用白质墨书，玉用方珪，用礼神制帛，牲用太牢，乐用七奏。春以央钟为宫，秋以南吕为宫。舞用八俏，配位无珪祭日如遇风雨，则在拜殿行礼。
　　在后稷的姬姓子孙中，很早即有以先祖尊号为姓氏者，称句龙氏，由于古代“句”、“勾”二字通假，因此再后有省文简化为单姓句氏(勾氏)、龙氏者，世代相传至今，是非常古早的姓氏之一。
　　姬姓句氏(勾氏)族人大多尊奉后稷为得姓始祖。
　　
　　第二个渊源：源于地名，出自远古偻句之地，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句氏，其姓最早见于史籍《山海经》中的记载：“困民之国，句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此为句氏之始。
　　实际上，远古时期的“句”是地名，就是指盛产一种大龟的地方，叫作“偻句”(今山西文峪河一带)，西周初期先为卫国之地，后成为晋国之地。由于当时人烟稀少，地处荒凉，因称“困民之国”。
　　由于古代人们记载历史事件需要在龟甲上记刻，在进行重大祭祀活动时也要用到龟卜，因此常有人到晋国的偻句之地去猎取那种大龟，后人遂称那种大龟为“偻句”。
　　在偻句的住民中，后有以居邑名称为姓氏者，称偻句氏等，由于古代“句”、“勾”二字通假，后多有省文简化为单姓句氏(勾氏)者，世代相传至今。
　　只有该支句氏(勾氏)的正确姓氏读音作jù(ㄐㄩˋ)。
　　本书按：
　　 “偻句”地区，就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的1947年1月12日被阎锡山手下张全宝、许得胜、侯雨寅等人用铡刀残酷杀害的著名革命烈士刘胡兰的家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制造和参与刘胡兰惨案的凶手有一大批漏网在逃，人民并没有停止对那些凶手们的进一步追查。
　　当时与山西省文水县东边毗邻的祁县，是晋中平原上的一个富庶大县，贾令镇又是祁县的一个大镇，镇上有家“万和堂”药铺。1948年祁县县城解放后，“万和堂”药铺新来了—个炊事员。此人虽然烹饪手艺不怎么出色，但却老实、勤快，不善言谈，见人面带微笑，毕恭毕敬。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各级政府按照中央指示，对各类反革命分子进行了镇压和清算。“镇反”运动开始后，在刘胡兰的家乡云周西村召开的农民控诉会上，一位农民谈到，他在祁县贩枣时见到一个人，很像杀害刘胡兰等烈士的首凶许得胜。在场采访的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吴钢听后，认为这是全国人民十分关心的大事，调查如有进展可以密切配合全国镇反运动的进行。他当即在公安部门的协助下，驱车赶赴祁县进行深入调查。原来，贾令镇“万和堂”药铺那位炊事员，正是阎系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二连连长许得胜。许得胜参与屠杀刘胡兰等烈士后，因为杀人有“功”，不久被提升为营长。1947年2月2日，文水县城解放时，他逃回原籍祁县武乡村继续作恶。1948年，祁县县城解放，许得胜逃至贾令镇，潜伏在“万和堂”药铺当了炊事员。经群众检举揭发，1951年公安部门将许得胜拘捕，4月4日在祁县武乡村许犯被枪决。
　　 1947年2月，杀害刘胡兰等七烈士的首凶“大胡子”张全宝在“交城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击伤，在医院住了五个月，出院后出任阎系亲训师一团五连少尉指导员。1948年6月在介休“张兰战役”中，张全宝又被人民解放军击伤。1949年3月，张全宝再次跑到阎系太原追击师三团五连当上了上尉连长。4月24日，太原解放，张全宝被俘后被送到华北军区教导团二团训练了三个月，7月间，转察哈尔农垦大队劳动改造。
　　张全宝深知自己罪恶严重，化名为张生昊，隐瞒了杀害刘胡兰等七烈士的历史，于1950年7月25日被释放。8月1日，张全宝回到了原籍运城县运城镇卫家巷。他剃掉了惹人注意的胡子和腮上长着长毛的黑痣，摆了一个纸烟摊子，做起了小买卖。1950年冬，歌剧《刘胡兰》在运城上演，引起的反响盛况空前，街头巷尾，人们都在谈论着女英雄刘胡兰的故事。在街头摆纸烟摊的张全宝，听着人们的议论，吓得心惊肉跳。没等太阳落山，他就早早收摊，回到家匆匆吃了饭，照着镜子打扮起来。他先把两腮刚刚露出黑茬茬的胡根刮了两遍，胖胖的脸显得一片青白。然后，他穿上一件棉大衣，头上戴顶带耳棉帽，用大口罩包住大半个脸，又戴了一副茶色眼镜。天色渐渐黑了，张全宝向戏院走去。歌剧《刘胡兰》连演数场，场场爆满。张全宝低头挤进人群，躲在剧院最后面，胆战心惊地看完全剧。回家躺在床上，张全宝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原来，歌剧中屠杀刘胡兰等烈士的大胡子叫“许连长”——许连长就是许得胜，编剧也弄不清楚事实的真相——看来这一关又躲过去了。
　　张全宝高兴得太早了。镇反运动开始后，被关押在山西省万泉县公安机关的阎系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机枪连文书王连成和二一五团二营副营长傅永清，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检举出张全宝躲藏在运城的线索。1951年5月8日，运城县公安局公安人员包围了张犯的住宅。公安人员破门而入，将其抓获。运城县公安局把张全宝转押到万泉县公安局。经过万泉县公安机关多次审讯，张全宝供认了密谋和杀害刘胡兰等7烈士的全部事实。
　　侯雨寅也是杀害刘胡兰等烈士的凶手之一。1947年2月1日，在交城县的西岭、东社战役中，侯雨寅被八路军交文支队擒获，被押送到吕梁九分区联络部训练大队受训。他隐瞒了密谋杀害刘胡兰等七烈士的全部经过，于3月16日被释放，回到原籍程山县宝泉庄。1950年秋，晋南稷山县一伙反革命分子串联地下组织“汾南游击队”，阴谋暴动，妄图颠覆人民政权，侯雨寅亦参加到其中，自命为“大队长”。正当侯雨寅做着颠覆人民政权美梦的时候，1951年5月11日，他被程山县公安局逮捕，当晚又被押解到万泉县公安机关。在审讯中，尽管他百般狡猾，但在确凿证据前，终于不得不承认了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1951年6月22日下午，绿杨夹道的文(水)祁(县)黄土路上，走来一辆双套骡子大车。车上四个公安人员押着两个凶犯，车两旁还跟着八个公安民警，双手紧握步枪，威武雄壮。马车前盘上捆着侯雨寅，张全宝则被捆在车厢里。经过公审，二人被就地枪决。
　　 1958年9月，在湖南省工作的陈德邻(陈德照的六弟，当时任湖南省吉首县委组织部长)和其他受难者家属，向公安机关检举了石五则过去的可疑表现。公安机关根据检举的材料，进行了严密的侦察。同年12月，公安人员来到云周西村，依靠广大群众的检举、揭发，获得了新的材料。12月19日，文水县公安局将调查结果送汾阳县政法办公室(当时文水、汾阳、交城合并为汾阳县)。12月30日，公安机关又送去一份补充材料，但是该县的政法办公室搁置了这些材料，未及时予以处理。
　　 1959年6月，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郑林来云周西村视察工作时，指示政法机关迅速处理这一案件。县委书记这才召集了有关人员做了研究，并呈报地委。地委研究后，派出得力干部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在10个主要地区(如旅顺、太原等)进行侦察，进一步澄清了部分案情，石五则等三人成为了重点调查对象。
　　 1959年9月，文水县公安人员在云周西村逮捕了石五则、张生儿、石喜玉。翌年8月，公安局又逮捕了书写密告材料的张德润。中央公安部对此案非常重视，指示组织省、地、县联合专案组，并要求山西省公安厅一定要把此案彻底查清。1960年5月30日，联合专案组到达文水后进行了为期半年多的调查，终于搞清楚了石五则、韩拉吉和张生儿“告密”的全部真相。
　　石五则为人阴险狡猾，公安机关曾在1947年10月怀疑他出卖刘胡兰而将他扣捕。当时，由于他未承认出卖刘胡兰的罪行，又因当时文水城被敌人占据，党政军民一致对敌，没有来得及进行周密的侦察，未获足以证明其罪恶的确切证据，1947年12月23日石五则被暂时释放。石五则回村后，为了掩盖罪恶真相，向别人大肆宣传说，石三槐把什么都暴露给“勾子军”了。在威严的法庭上，尽管石五则装聋作哑，百般抵赖，在大量的证据面前，他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张生儿对他参与杀害刘胡兰等七烈士的罪恶事实供认不讳，196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石喜玉亦承认自己充当帮凶的杀人事实，被判处死刑。大象镇复仇队员、逮捕刘胡兰烈士的温乐德，1959年12月23日在大象镇被捕，196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逮捕在案和由外地解押文水监狱的罪犯有：原阎系七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张称扶、二一五团政治主任夏家鼎、政治室秘书李天科、一营机枪连长李国卿、一营二连三排排长申灶胜、一排排长牛志义等人，他们都得到了应有的制裁。阎系二一五团一营二连四排排长李保山在1960年7月21日畏罪自杀。
　　 1963年2月14日，石五则被文水县人民政府枪决。至此，刘胡兰等七烈士惨案的侦破和处理工作全部结束。
　　
　　第三个渊源：源于官名，出自古帝少昊的儿子子重，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相传，帝少昊的一个儿子名重，史称子重，逝世后被封为木正，为五行神之一，专职掌管天地万物的生长发育和生老病死，号称“勾芒”(一说掌管森林)。
　　在子重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的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勾芒氏，后省文简改分衍为单姓勾氏、芒氏。
　　由于“勾”字在古代与“句”字同源通义，到了南宋时期，勾氏族人为避宋高宗赵构之字讳，子重的后裔勾氏一族多改为句氏，有的则加“艹”字偏旁改为苟氏，或加“釒”字偏旁改为钩氏，或改为复姓句龙氏。
　　关于改姓为复姓句龙氏，在史籍《宋史》中有记载：“句龙如渊，字行父，永康军导江人。勾姓本出古勾芒，高宗即位，避御名，更句龙氏。政和八年，登上舍第。沉浮州县二十年，以张浚荐，召试馆职。”
　　一部分姬姓句氏(勾氏)族人尊奉子重为得姓始祖。
　　
　　第四个渊源：源于风姓，出自春秋早期须朐国，属于以国名为氏。
　　须句国，亦称须朐国，故址在今山东省东平县西北一带。是周武王灭殷商之后，寻找远古帝王伏羲氏之后所分封的小国，子爵，国君称须句子。
　　须句国早期的历史不见于文献记载。
　　在春秋前期，作为小诸侯国的须句国屡遭邾国的侵犯，在周襄王姬郑十三年(公元前639年)，须句国曾一度为邾国所灭，国君须句子逃至鲁国。由于当时鲁国君主鲁釐公(鲁僖公)姬申的母亲成风是须句国君的女儿，因此须句子便对鲁僖公说：“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若封须句，是崇昊、济而修祀，纾祸也。”为此，鲁釐公于次年出兵伐邾国，夺回了须句，并把须句子送回须句国复位。
　　此后不久，须句国再度为邾国所灭。到了周襄王三十二年(鲁文公姬兴七年，公元前620年)，鲁文公又出兵伐邾国，再次夺取了须句国。
　　不过，鲁文公可就不再让须句复国了，而是在不久之后，把当时由于郑穆公姬子蘭在驱逐秦国内应过程中逃奔到鲁国的原郑文公姬踕的一个庶子安置在了须句，这说明须句国已经彻底灭亡，须句国故地已成为鲁国的一个邑地了。至于亡国后的句须子，鲁文公任用其为鲁国的太宰。
　　在须句子、郑文公姬踕之庶子的后裔子孙中，皆有以故国、居邑名称为姓氏者，称须句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句氏，世代相传至今。
 另外，在句须子的后裔子孙中，有人念念不忘匡复故国，因此改称匡氏，亦世代相传至今。该支句氏与匡氏同宗同源。
　　风姓句氏(勾氏)族人皆尊奉句须子为得姓始祖。
　　
　　第五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晚期卫国贵族句井疆，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句井疆，亦称钩井疆，生卒年待考，复姓句井(钩井)，名疆，字子疆；他是卫国贵族，是著名春秋晚期孔子的弟子。史书中对句井疆没有什么记载，仅记载为“《集解》郑玄曰卫人。《正义》句作‘钩’”。
　　但从他能够名列孔子的七十二贤弟子来看，当为其时有名的历史人物。
　　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唐玄宗李隆基封其为“淇阳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宋真宗赵恒又加封其为“滏阳侯”。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明世宗朱厚熜再封其为“先贤”。
　　在句井疆的后裔子孙中，皆称句井氏，后来其后代中有人去“井”改赋性为句氏，也有人去“句”字改复姓为井氏，这在《井氏族谱•名人录》中有记载。
　　一部分姬姓句氏(勾氏)族人尊奉句井疆为得姓始祖。
　　
　　第五个渊源：源于姒姓，出自战国时期越国君主句践，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句践，亦称勾践、鸠浅、菼执，传说“其先为夏禹之苗裔”，又传为“祝融之后且为芈姓”，亦有说“先世无所考”。
　　越国系古代越人所建之国，到了越王允常执政时期(公元前510～前497年在位)国势渐强，故而当时的楚平王芈居(熊弃疾)乃主动联合越国以遏制吴国。
　　到了周敬王姬丐二十四年(越王句践元年，吴王阖闾姬光十九年，公元前496年)，越王句践即位不久，即击败了前来进犯的吴国，还箭伤了吴王阖闾，致使其伤重而亡。
　　三年后的周敬王姬丐二十七年(越王句践四年，吴王姬夫差三年，公元前493年)，吴王夫差率大军攻破了越国都城，句践率残兵五千困于会稽山(今浙江绍兴)，被迫屈膝投降，并随夫差至吴国做了一名奴仆，臣事吴王，以一种卑躬屈膝得到吴王信赖，后被赦归返国。
　　句践自战败以后，时刻不忘会稽之耻，日日卧薪尝胆，时时反躬自问“汝忘会稽之耻邪？”他重用贤臣范蠡、文仲等人，经过“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使越国的国力渐渐恢复起来。可是吴王夫差对此却毫不警惕，甚至为此而厌恶伍子胥的一再提醒和警告，最后赐伍子胥自尽。
　　周敬王三十八年(越王句践十五年，吴王夫差十四年，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为参加“黄池之会”，尽率吴国精锐而出，以伐齐国，仅留太子和老弱军卒守国。句践遂率军乘虚而入，大败吴国守军，杀了吴国太子。吴王夫差仓卒与晋国定盟而返，却因属下将士因失国而人心惶惶，已经是连战不利，被迫与越王句践议和。
　　到了周元王姬仁三年(越王句践二十四年，吴王夫差二十三年，公元前473年)，越国彻底攻灭了曾经强大一时的吴国，吴王夫差愧悔之下“裹革投江”，自溺而亡。越王句践则乘机穷兵黩武，做了春秋末期华夏大地上的最后一任霸主。
　　在周贞定王姬介四年(越王句践三十二年，公元前465年)越王句践逝世后，在其后裔子孙中即有以先祖的名字为姓氏者，称句氏、勾氏、鸠氏、菼氏等，后勾氏与句氏族人统写为句氏，世代相传至今，史称句氏(勾氏)正宗。
　　姒姓句氏(勾氏)族人尊奉句井疆为得姓始祖。
　　本书按：
　　按越国为古越人所建之说，并从其远祖的文化特征“河姆渡文化”的考古角度来看，若仅据司马迁在《史记•越王句践世家》中的记载，就认为越族是夏禹的后代，显然是典型“帝王文化”的一种牵强。另外，从句践的祖父夫镡以上至夏王朝少康庶子无余之间，世系根本无考，这与夏文化特征截然相悖。
　　从少康即位执政至周简王姬夷执政(公元前2079～前585年，断代工程认为是公元前1913～前585年)，历史经历了将近十五个世纪之久(一千四百九十四年)，共经历了夏王朝的十二代帝王、商王朝的三十一代帝王、周王朝的二十二代帝王，在周敬王姬丐(姬匄)十年(越王姒允常元年，吴王阖闾姬光五年，公元前510年)越国始见诸史册记载．在这漫长的历史期间，世幻罔替，且至今未见越国君主世系的任何文字记载，很难再将当时的越国之君与夏少康联系起来。因此，目前有许多学者认为，按照上古时期的历史演绎规律，若现今仍将春秋战国时期的越王世系说成是夏王朝少康庶子无余的后裔，实在难以令人信服，其时越国君王更有可能是嬴姓徐夷一族。
　　另外，夏文化与越文化截然不同，例如在夏人活动的地区就从未发现过“印纹陶文化”，而在“印纹陶文化”所流行的百越地区也从未发现过“二里头文化”的任何特征。从这一角度观察，越王夫镡、允常、句践当为土著古越人之裔，那么，他们到底应该姓什么，确然值得认真进行考证。
　　不过，本书倒是认为，按越国在春秋中、晚期深受吴国、楚国文化的融汇影响来看，其若将诸夏始祖之源的姓氏拿来以冠，当无不可能。本书笔者在新的考古结论出现之前且将其归为夏禹之姒姓，一是尊重前人的考究成果，二是为了表示其有别诸姬，尤显其与世敌之姬姓吴国征战不休的理所当然。当然，本书还是切判史学家、考古学家能努力挖掘出其姓源的确凿证据出来，以释万千句践子孙之怀。
　　
　　第六个渊源：源于官位，出自古代军制句兵，属于以军职称谓为氏。
　　句兵，是西周、春秋、战国乃至秦、汉时期的一种军职，专指执句戈征战的兵士。句戈，类似镰刀，安装在长竹竿上，专从伏击之军事，对付骑兵、战车等有特效。
　　这在典籍《周礼•冬官•考工记•庐人》中有记载：“句兵欲无惮。句兵，戈戟属。”就是说只要装备有句戈的战士，就可以去英勇杀敌而无所忌惮。
　　在两宋时期，句戈发展演变为十分著名的“钩镰枪”，枪长七尺二寸，其中枪头为八寸。枪头上尖锐，其下部有侧向突出之倒钩，钩尖内曲。枪杆长六尺，粗圆径为四寸，以木制成，杆尾有铁鐏，长四寸。钩镰枪在当时主要是两宋军队用来对付北方民族中的辽国、西夏、金国、蒙古等国的骑兵。
　　在句兵以及制作句戈的工匠之后裔子孙中，多有以先祖军职称谓为姓氏者，称句兵氏，后省文简改分衍为单姓句氏、勾氏、兵氏、戈氏等，世代相传至今。
　　
　　第七个渊源：源于匈奴族，出自汉朝时期南匈奴句龙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两汉时期，匈奴民族中亦有句龙氏部落，为北方匈奴民族中的一个氏族群体。
　　汉元帝刘奭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匈奴因内乱分裂为北、南两部匈奴，句龙氏部落随南匈奴呼韩邪单于(稽候珊)归附汉朝。
　　进入中原后，句龙氏族人逐渐汉化，在东汉时期有按汉俗以氏族名称首音的谐音汉字“句”为姓氏者，称句氏(勾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八个渊源：源于复姓，属于复姓省文简改为氏。
　　在历史上，除了上述第二、三、四、五、七个渊源，还有一些冠有”句”字的复姓，本书考证的就有六个，分别是：句婴氏、句井氏、句容氏、句山氏、甲句氏、水句氏，其中的句婴氏与句井氏这两个复姓实际上都是偻句氏的分支.
　　在这些复姓氏族中，后大多省文简改为单姓句氏、勾氏等，皆世代相传至今。
　　
　　得姓始祖：后稷(弃、句龙氏)、子重(勾芒)、句践(句践、姒菼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