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舌肹xi，字叔向，春秋时晋国大夫。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在晋平公，昭公时期（前557-前526年）。食邑在杨（今山西洪洞县东南15里），故又称杨肹。

羊舌氏是晋国的公族，叔向之父羊舌职即为大夫。到叔向这一代，羊舌氏极盛，兄弟四人（铜鞮伯华、叔向、叔鱼、叔虎），称“羊舌四族”，声名四播，即使是楚国人都称其为“彊（强）家”。

晋悼公时，叔向以熟悉历史掌故，知识渊博，被任命为太子彪之傅。太子彪即位，为晋平公，叔向以上大夫为太傅。此后，一直活跃在晋国政坛及各诸侯国之间，达30年之久。

在叔向从政期间，韩、赵、魏、智、中行、范氏六家新贵族，不断扩大私家势力，形成“政在家门”的局面。这种蕴含着深层的社会经济关系发生变革的政治变革，在当时只是引起少数有识之士的注意，而“政在家门”这一判断，正是叔向做出的。

晋平公十九年（前539年），齐景公派晏婴到晋国求婚，叔向与晏婴在宴会上交谈，各自陈述了对本国政治形势的看法。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得出一个共同结论，即公室衰微，私家兴起，前途堪虑。叔向说，晋国的庶民百姓已经疲惫不堪，但国君还要征发他们修建豪华的宫殿，路有饿殍，国君所宠爱的女人家里却富得流油。所以“民闻公命，如逃寇雠”，国君没有威信，“政在家门，民无所依”，私门将有取代公室的趋势。

叔向清醒地看出，公室很快就会走上末路，私家势力即将取而代之。在这种形势下，他没有依附新兴的私家贵族，而是与日渐衰微的公室联系在一起。因为，他的家族是“公族”。他说：“晋之公族尽矣。肹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室从之。肹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但只能随着腐败的公室一起灭亡，别无他法。这就是叔向的政治立场，在新旧贵族两种势力的较量中，虽然他认识到公室将是失败的一方，但由于家族的历史渊源，他毫无选择地站在公室一边。

公室的政治利益是由西周时期延续下来的礼制传统所维护的，所以，叔向积极地维护这种传统，反对变革，成为旧势力的代表性人物。他反对子产铸刑书，就是春秋时期旧势力反对新势力进行政治变革的著名事外。

晋平公二十二年（前536年），郑国制定刑律，铸之于鼎，公布于众。叔向认为此事不合旧制，就给郑国执政子产写去一信，极力反对这样的政治措施。他从多方面阐述了铸刑书的不妥，首先，“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古昔先王的传统是不制定成文法。只有到了政治衰败的时候，才会制定成文法，“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但并不公布于众。祷刑书这样的做法是从来没有过的。其次，铸刑书以后，“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西周的礼制传统将会遭到破坏。破坏了礼制，也就破坏了旧贵族的特权地位，动摇了旧贵族的政治基础。第三，铸了刑书，“民知有辟，则不总于上”，法制与人治发生冲突，法制将取代人治，而旧时代的“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都不起作用了。第四，铸了刑书，老百姓“并有争心，以征于书”，大家都援引对自己有利的法律条文，钻字里行间的空子，互不相让，难以平息，这样就难免“乱狱滋丰，贿赂并行”，整个社会将会混乱不堪。所以，叔向的结论是，“终子之世，郑其败乎！”郑国就要败乱在子产手中了。

叔向写了这封信，并未能阻止郑国政治变革的步伐。而且在23年以后，晋因也铸了刑鼎。无独有偶，也有一个人反对此事，这个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造成很大影响的孔子。孔子认为，铸了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断定“晋其亡乎！”孔子同叔向一样，认为铸刑鼎是破坏贵族的特权地位，必然要导致亡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叔向反对子产铸刑书，不但代表着旧贵族的利益，而且同孔子一样，是站在西周礼乐文化传统的立场上，为已往的社会秩序辩护。

叔向的政治立场与旧贵族一致，又秉承西周的文化传统，因而他在处理政务时，总是以礼让为主，以诚信为先。晋平公十二年（前546午）时，诸侯国在宋国举行“弭兵”会盟。即将在宋国都城西门外会盟，晋国得知楚国人去赴会时在衣服里面藏着铠甲，似乎要有军事行动。晋国的主宾是赵武，叔向做他的副手。赵武担心楚国人不怀好意，询问叔向的意见。叔向认为不必担心，个人之间的交往都要讲信义，何况是诸侯会盟这样的重大事件?假如楚国搞阴谋，背信弃义，一定不会有好结果。楚国若“以信召人，而以僭济之”，别国都不会赞成，那么它势孤力单，就不会向晋国发难。后来，会盟终于举行，晋、楚两个大国又都要争先歃盟，抢占盟主的位置相持不下。叔向对赵武说：“子务德，无争先。”让楚国人首先歃盟。叔向的这种风范，赢得人们的敬重。后来孔子修《春秋》，记载这次会盟，却列晋国于诸侯之首，据说是因为晋国能守信义，当然也包含着赞扬这种能够礼让的大国风度。

叔向不光是以他的言行维护西周礼制传统和社会秩序，受到在西周传统熏陶下的人们的尊敬，而且以鲠直名闻于诸侯间。当时吴国的贤公子季札游历各国，到晋国，特别叮咛叔向：“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难。”比如，有一次晋平公射鸟，中箭的鸟并没有死去，平公让仆从竖襄去捉，却没有捉住，让鸟儿跑掉了。晋平公大怒，把竖襄抓起来要杀他。叔向知道这件事后，见了晋平公，就说，“君必杀之。”昔日晋国始封君唐叔虞曾在徒林射死一头猛兽“兕”，用兕皮做了铠甲，当今的晋君没射死一只小鸟，还没捉住，这事绝不能传闻出去，不然就太丢人了。所以非得把当时在场的竖襄杀掉不可。叔向这番半讥讽、半规劝的反话，说得晋平公十分尴尬，马上下令放了竖襄。他这样率直的谈吐，很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所以吴季札告诫他要好自为之，谨防在私家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中直言贾祸。

叔向性格鲠直，为人也很正直。晋昭公四年（前528年），邢侯和雍子两个人争夺一块土地，很长时间无法解决。叔向的弟弟叔鱼处理这起纠纷，本来是雍子理屈，但叔鱼接受了雍子的贿赂，反而断邢侯有罪。结果邢侯一怒之下，把叔鱼和雍子都杀了。当时主持朝玫的韩宣子问叔向这件事的是非曲直，叔向丝毫不偏袒他的弟弟，而是认为三人都有罪。特别指出自己的弟弟叔鱼鬻狱，是贪以败官，如果活着，也应该处死刑。孔子对叔向这种正直的精神给予高度赞扬，说，“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曰义也夫，可谓直矣！”

在叔向的政治生涯中，固然以他维护西周礼乐文化传统和正直品格为人注目，而有几件小事，却也能窥他性格的其他方面。

晋平公六年（前552年），范宣子把他的政敌栾盈的党羽全部杀死，其中有叔向的弟弟羊舌虎。叔向也受到牵连，被囚禁起来。有人对叔向说：“子离（罹）于罪，其为不知（智）乎？”叔向的回答是：“与其死亡若何？《诗》曰，‘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知（智）也。”豁达自信的神态溢于言表。

然而，叔向又不是任何时候都似这般温文尔雅，也有怒目金刚的时候。晋平公十一年（前547年），泰国派使者来晋国讲和，叔向对此事非常重视，特意指定行人子员接待。当时值班的行人是子朱，他几次自告奋勇要去接待，叔向都不答应，一定要等子员。子朱大怒，说，“班爵同，何以黜朱于朝？”手持利剑就要和叔向拼命。叔向说：“秦、晋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晋国赖之。不集，三军暴骨。子员道二国之言无私，子常易之。奸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随即上前和子朱格斗，旁边的人赶忙拽住，劝解开了。

叔向虽然是晋国史上一位煊赫的人物，可是由于他以及他的家族始终站在代表旧势力的公室一边，所以在他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以后不久，在晋顷公十二年（前514年），羊舌氏就被灭掉，封地被划分为三个县，全部落入私家手中，成为新贵族的辖地。

羊舌肹xi，字叔向，春秋时晋国大夫。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在晋平公，昭公时期（前557-前526年）。食邑在杨（今山西洪洞县东南15里），故又称杨肹。

羊舌氏是晋国的公族，叔向之父羊舌职即为大夫。到叔向这一代，羊舌氏极盛，兄弟四人（铜鞮伯华、叔向、叔鱼、叔虎），称“羊舌四族”，声名四播，即使是楚国人都称其为“彊（强）家”。

晋悼公时，叔向以熟悉历史掌故，知识渊博，被任命为太子彪之傅。太子彪即位，为晋平公，叔向以上大夫为太傅。此后，一直活跃在晋国政坛及各诸侯国之间，达30年之久。

在叔向从政期间，韩、赵、魏、智、中行、范氏六家新贵族，不断扩大私家势力，形成“政在家门”的局面。这种蕴含着深层的社会经济关系发生变革的政治变革，在当时只是引起少数有识之士的注意，而“政在家门”这一判断，正是叔向做出的。

晋平公十九年（前539年），齐景公派晏婴到晋国求婚，叔向与晏婴在宴会上交谈，各自陈述了对本国政治形势的看法。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得出一个共同结论，即公室衰微，私家兴起，前途堪虑。叔向说，晋国的庶民百姓已经疲惫不堪，但国君还要征发他们修建豪华的宫殿，路有饿殍，国君所宠爱的女人家里却富得流油。所以“民闻公命，如逃寇雠”，国君没有威信，“政在家门，民无所依”，私门将有取代公室的趋势。

叔向清醒地看出，公室很快就会走上末路，私家势力即将取而代之。在这种形势下，他没有依附新兴的私家贵族，而是与日渐衰微的公室联系在一起。因为，他的家族是“公族”。他说：“晋之公族尽矣。肹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室从之。肹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但只能随着腐败的公室一起灭亡，别无他法。这就是叔向的政治立场，在新旧贵族两种势力的较量中，虽然他认识到公室将是失败的一方，但由于家族的历史渊源，他毫无选择地站在公室一边。

公室的政治利益是由西周时期延续下来的礼制传统所维护的，所以，叔向积极地维护这种传统，反对变革，成为旧势力的代表性人物。他反对子产铸刑书，就是春秋时期旧势力反对新势力进行政治变革的著名事外。

晋平公二十二年（前536年），郑国制定刑律，铸之于鼎，公布于众。叔向认为此事不合旧制，就给郑国执政子产写去一信，极力反对这样的政治措施。他从多方面阐述了铸刑书的不妥，首先，“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古昔先王的传统是不制定成文法。只有到了政治衰败的时候，才会制定成文法，“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但并不公布于众。祷刑书这样的做法是从来没有过的。其次，铸刑书以后，“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西周的礼制传统将会遭到破坏。破坏了礼制，也就破坏了旧贵族的特权地位，动摇了旧贵族的政治基础。第三，铸了刑书，“民知有辟，则不总于上”，法制与人治发生冲突，法制将取代人治，而旧时代的“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都不起作用了。第四，铸了刑书，老百姓“并有争心，以征于书”，大家都援引对自己有利的法律条文，钻字里行间的空子，互不相让，难以平息，这样就难免“乱狱滋丰，贿赂并行”，整个社会将会混乱不堪。所以，叔向的结论是，“终子之世，郑其败乎！”郑国就要败乱在子产手中了。

叔向写了这封信，并未能阻止郑国政治变革的步伐。而且在23年以后，晋因也铸了刑鼎。无独有偶，也有一个人反对此事，这个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造成很大影响的孔子。孔子认为，铸了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断定“晋其亡乎！”孔子同叔向一样，认为铸刑鼎是破坏贵族的特权地位，必然要导致亡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叔向反对子产铸刑书，不但代表着旧贵族的利益，而且同孔子一样，是站在西周礼乐文化传统的立场上，为已往的社会秩序辩护。

叔向的政治立场与旧贵族一致，又秉承西周的文化传统，因而他在处理政务时，总是以礼让为主，以诚信为先。晋平公十二年（前546午）时，诸侯国在宋国举行“弭兵”会盟。即将在宋国都城西门外会盟，晋国得知楚国人去赴会时在衣服里面藏着铠甲，似乎要有军事行动。晋国的主宾是赵武，叔向做他的副手。赵武担心楚国人不怀好意，询问叔向的意见。叔向认为不必担心，个人之间的交往都要讲信义，何况是诸侯会盟这样的重大事件?假如楚国搞阴谋，背信弃义，一定不会有好结果。楚国若“以信召人，而以僭济之”，别国都不会赞成，那么它势孤力单，就不会向晋国发难。后来，会盟终于举行，晋、楚两个大国又都要争先歃盟，抢占盟主的位置相持不下。叔向对赵武说：“子务德，无争先。”让楚国人首先歃盟。叔向的这种风范，赢得人们的敬重。后来孔子修《春秋》，记载这次会盟，却列晋国于诸侯之首，据说是因为晋国能守信义，当然也包含着赞扬这种能够礼让的大国风度。

叔向不光是以他的言行维护西周礼制传统和社会秩序，受到在西周传统熏陶下的人们的尊敬，而且以鲠直名闻于诸侯间。当时吴国的贤公子季札游历各国，到晋国，特别叮咛叔向：“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难。”比如，有一次晋平公射鸟，中箭的鸟并没有死去，平公让仆从竖襄去捉，却没有捉住，让鸟儿跑掉了。晋平公大怒，把竖襄抓起来要杀他。叔向知道这件事后，见了晋平公，就说，“君必杀之。”昔日晋国始封君唐叔虞曾在徒林射死一头猛兽“兕”，用兕皮做了铠甲，当今的晋君没射死一只小鸟，还没捉住，这事绝不能传闻出去，不然就太丢人了。所以非得把当时在场的竖襄杀掉不可。叔向这番半讥讽、半规劝的反话，说得晋平公十分尴尬，马上下令放了竖襄。他这样率直的谈吐，很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所以吴季札告诫他要好自为之，谨防在私家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中直言贾祸。

叔向性格鲠直，为人也很正直。晋昭公四年（前528年），邢侯和雍子两个人争夺一块土地，很长时间无法解决。叔向的弟弟叔鱼处理这起纠纷，本来是雍子理屈，但叔鱼接受了雍子的贿赂，反而断邢侯有罪。结果邢侯一怒之下，把叔鱼和雍子都杀了。当时主持朝玫的韩宣子问叔向这件事的是非曲直，叔向丝毫不偏袒他的弟弟，而是认为三人都有罪。特别指出自己的弟弟叔鱼鬻狱，是贪以败官，如果活着，也应该处死刑。孔子对叔向这种正直的精神给予高度赞扬，说，“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曰义也夫，可谓直矣！”

在叔向的政治生涯中，固然以他维护西周礼乐文化传统和正直品格为人注目，而有几件小事，却也能窥他性格的其他方面。

晋平公六年（前552年），范宣子把他的政敌栾盈的党羽全部杀死，其中有叔向的弟弟羊舌虎。叔向也受到牵连，被囚禁起来。有人对叔向说：“子离（罹）于罪，其为不知（智）乎？”叔向的回答是：“与其死亡若何？《诗》曰，‘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知（智）也。”豁达自信的神态溢于言表。

然而，叔向又不是任何时候都似这般温文尔雅，也有怒目金刚的时候。晋平公十一年（前547年），泰国派使者来晋国讲和，叔向对此事非常重视，特意指定行人子员接待。当时值班的行人是子朱，他几次自告奋勇要去接待，叔向都不答应，一定要等子员。子朱大怒，说，“班爵同，何以黜朱于朝？”手持利剑就要和叔向拼命。叔向说：“秦、晋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晋国赖之。不集，三军暴骨。子员道二国之言无私，子常易之。奸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随即上前和子朱格斗，旁边的人赶忙拽住，劝解开了。

叔向虽然是晋国史上一位煊赫的人物，可是由于他以及他的家族始终站在代表旧势力的公室一边，所以在他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以后不久，在晋顷公十二年（前514年），羊舌氏就被灭掉，封地被划分为三个县，全部落入私家手中，成为新贵族的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