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旧时经学家的一般观点，公羊学派始自战国时的齐人公羊高，以后又长期在公羊家族中传承，故得名。公羊学派从战国至西汉初的传授系统，据唐代徐彦在《公羊传疏》中引戴宏序云：“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于竹帛。”从这则材料来看可知两点。其一，公羊学派自孔子弟子子夏传统后开始形成的，其战国初至汉初的传承系统是：子夏→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公羊寿→胡毋子都（生）；其二，公羊学派对《春秋》的研究，开始仅口说流传，至汉景帝时公羊寿与弟子胡毋生（子都）“著于竹帛”才使《公羊传》成书。对这一传统的说法，近人崔适表示怀疑，他在《春秋复始》中指出：“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一年，则子夏生于定公二年。下迄景帝之初三百四十余年。自子夏至公羊寿，甫及五传，则公羊世世相去六十余年；又必父享耄年，子皆夙慧，乃能及之，其可信乎？”崔适的怀疑是颇有见地的。根据《公羊传》的内容来看，其中明文有引“子沈子”、“子司马子”、“子女子”、“子北宫子”、“鲁子”、“高子”等六人遗说，可证明“公羊学”的早期传授决非限于公羊氏家族内部。一般说来，古代的经传，不是积累而成，就是经过后人的增删，“公羊学”同样不能例外。西汉景帝时期，立治《春秋》“公羊学”的博士胡毋生、董仲舒（当时的博士还不是专经的博士）。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其中的《春秋》博士就是公羊学派，而传授系统就是胡毋生和董种舒两条线索，其中胡毋生的传授系统更清晰一些。在石渠阁会议以前，《春秋》学专指“公羊学”。汉宣帝始立《榖梁》博士，“榖梁学”得与“公羊学”并立为官学，“《公羊》善于谶，《榖梁》善于经。”（郑玄《六艺论》）西汉晚期，谶纬之学风行，《公羊》学受到高度重视，东汉光武帝置今文十四博士时，把《榖梁》博士取消了。然而，东汉一代，古文学兴盛起来，学习《左氏春秋》成了热点。“公羊学”而临着日趋衰微的严峻形势，不断地遭到古文学家的批评。同时，公羊学派的学者本身也有不少弊病，如只贵文章，不重义理，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其势是以讲诵言至于百万，犹有不解”。这些“俗儒”研习《公羊》，“授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这就为反对“公羊学”的人提供了可乘之隙。至东汉末年，“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的呼声甚嚣尘上。这时，公羊学派中出现了何休这个大师。何休，是汉初胡毋生、董仲舒以后最大的《公羊》学者。他“雅有心思，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曾为太傅陈蕃召用，参与政事，后受到党锢事件的牵连，废官而居，他决心继承没初以业“公羊学”的事业，花了十七年心血，撰成《春秋公羊解诂》，“略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括使就绳墨焉”（《公羊解诂》自叙）。《公羊解诂》是两汉“公羊学”的集大成著作，它博采众家精华。何休自序云遵照胡毋生的“条例”，他还钻研过“公羊学”大师董仲舒的学说（参见《东塾读书记》）。此外，还兼取《严氏春秋》和《颜氏春秋》，以及东汉今文学博士李育和博士羊弼的学说。何休在总汇前辈《公羊》学基础上，进一步“自设条例”（孔广森《公羊通义》）。所谓“条例”，就是根据孔子“寓入”经典中的“微言大义”，加以疏通，并提了一系列待人处事的行为准则。综观何休《公羊解诂》，“条例”大约有三类：一是承袭先师的版权务例，二是串解疏通经文后提出的条例，三是何休自设的条例。通过这些“条例”，使《公羊传》成为一部更有系统的今文学经典，反映了何休企图重振“公羊学”的努力。《春秋公羊解诂》一直流传至今，完整地保留于《十三经注疏》中。为了反击古文经学家的攻击，何休还撰了《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榖梁废疾》三书，言《公羊传》义理深远，不可驳难应当“墨守”，即如墨子之守城。所谓“膏肓”、“废疾”，则喻《左氏传》和《榖梁传》之疾不可为也。汉代之后，公羊学派没有大的发展。唐代出现了一个徐彦，为何休的《公羊解诂》作了疏义。  公羊姓

公羊学派的重振要到清代中后期，十八世纪中晚期，常州学派的出现，标志着“公羊学”的重新崛起。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属于清代公羊学派中有影响的人物。公羊学派在晚清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当时中国学术中的主流学派。鸦片战争爆发前后，龚自珍、魏源打出“公羊学”旗号，探究何休所谓《公羊传》中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借经学议政事、改风俗、思人才、正学术，把“公羊学”研究与经世、救亡、图存的政治目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近代的公羊学派大多继承龚、魏的传统，其中的精锐者更成为新思潮的弄潮儿，康有为、梁启超等就是利用“公羊学”的“三世”、“托古改制”等学说，作为其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