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濮阳杜氏家族是中古郡姓杜氏的郡望之一。但其族源并非出自汉代的杜威，在北魏以来民族融合与同化的历史进程中，鲜卑族独孤浑氏改杜姓从而演变为濮阳杜氏宗族。北魏时期，杜模任濮阳太守，为杜氏家族在濮阳的繁衍滋盛，开辟了道路。此后，濮阳杜氏数代出任地方官，成为对一方政治、民风均有影响的地方强宗，至唐中后期，开始跻身中枢冠冕之列。濮阳杜氏五代同居，崇重礼法，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同时，富有文化传统，其文化传承的特点为经学、礼法、医学和佛学。  

                        在濮之阳，居河之浒。
                        畇畇原隰，济济榛楛.
                        别业年深，先茔地古。
                        丰碑诵德，式是东土。

                                ——唐孙逖《故腾王府谘议杜公神道碑》

一   濮阳杜氏的族源和世系

   濮阳位于古濮水之北，即古昆吾国。《水经注·瓠子河》云：“河水旧东决，迳濮阳城东北，故卫也，帝颛顼之墟。昔颛顼自穷桑徙此，号曰商丘，或谓之帝丘。”秦汉时，濮阳属东郡。西晋以东郡置濮阳国（后改濮阳郡），治所即今河南省濮阳市西南，辖境相当于今河南滑县、濮阳，山东郓城、鄄城等地1。公元五世纪初至九世纪，即北魏初年至唐中后期，杜氏家族在这里繁衍滋盛，逐渐成长为杜氏十四郡望中较为重要的郡望，其地位仅次于京兆、襄阳、洹水。2 濮阳杜氏人物辈出，在这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有关濮阳杜氏的族源和世系，林宝《元和姓纂》6 有如下记载：

     "（濮阳杜氏）状称与京兆同承杜赫之子威，世居濮阳。陈留太守杜亮，生保。保生伽。伽生义博、义宽。义博生端人。端人生元揆，天官员外。（元揆）生希彦，右补阕，太子洗马。生华、万，检校郎中。”

   这里的“状”即濮阳家族自己提供的世系谱状，是《元和姓纂》濮阳郡望的主要资料来源。参考《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宋人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中有关杜姓的记载，濮阳望先祖的历史踪迹可以追溯到周宣王时的杜伯。杜伯因祸被杀后,子孙分散,杜洩一支逃往鲁国，其后裔为避季平子之乱又迁至楚国，秦大将军杜赫即杜洩曾孙，因食采邑于南阳衍邑，世称为杜衍。杜赫生杜威、杜秉二子。杜威应活动于秦汉之际或汉代，其后裔发展为后来的濮阳望。杜秉生杜札，杜札生杜周，杜周生延年，延年后裔发展为后来的京兆望。可见，依濮阳杜氏家状的说法以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濮阳与京兆同系杜赫之后，只是到杜威、杜秉两兄弟时，子孙后代开始沿着不同的轨道发展，并逐渐演化为后来的两大郡望。
    然而有关杜威的情况，诸史只称其“世居濮阳”，其它情况阙如，3因此，杜威更像是濮阳杜氏后人虚拟的祖先。有明确记载的濮阳杜氏的先祖，实际上是被称作杜威“裔孙”的北魏濮阳太守杜模。据杨炎《安州刺史杜公神道碑》，杜模“后魏为濮阳守，卫人宜之。子孙世居东郡，故今为濮阳人”。4只是由于史料的限制，杜模究竟是杜威几代孙已无从查考。杜模之后，濮阳杜氏的世系始班班可考：模生亮，亮生保，保生伽，伽生义宽，义宽生鹏举，鹏举生鸿渐……。5总之，追溯濮阳杜氏的世系不难看出，杜模对濮阳杜氏家族的发展影响最钜，正是他筚路蓝缕，为杜氏家族在濮阳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濮阳杜氏世系如下：6

                                                            华
                               义宽    端人    元揆    希彦
     模      亮      保      伽                                 万
                               义博    俭    
                                        兼授    顺休
                                 无忝
                                             兼极    镇
                                      慎行    鹏举    灵瑗
                                                    凤举
                                                    鸿渐      收     翁庆    
                                                        威  
                                 惟志      暹     孝友     封      
                                                     孝孙     鼎
                                               昱     孝恭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杜威至杜模任北魏濮阳太守的数百年间，濮阳杜氏仿佛从历史上消失了，这个家族的人物没有在历史文献中留下任何踪迹，这一点与京兆望等其他杜氏家族的情况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公元四、五世纪开始，中国北方经历了西晋永嘉之乱以及十六国时期的社会动乱，汉魏士族流徙播迁，能保留下一份完整、清晰的家族世系材料固非易事。尽管如此，濮阳世系在汉杜威至北魏杜模之间竟然是一片空白，却也不能不令人生疑。人们不禁要问：濮阳杜氏果真是杜威之后吗？这个家族会不会另有别的来源？
西晋永嘉之乱后，北方中国战乱频仍。民众迁徙之频繁，籍贯变动之剧烈，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关中郡姓杜氏也经历了辗转流徙之苦，据《晋书》106《石季龙载记》：

         "（338年）镇远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东徙以来，遂在戍役之例，既衣冠华胄，宜蒙优免。从之。自是皇甫、胡、梁、韦、杜、牛、辛，十有七姓，蠲其兵贯，一同旧族；随才铨叙。思欲分还桑梓者听之。其非此等，不得为例。”

   这是有关当时京兆杜氏的一支远离桑梓、被强制迁徙，最终沦为石赵的戍卒的记载。此外，京兆的另一支杜骥兄弟的命运也颇坎坷。史称“骥高祖预，晋征南将军，曾祖耽，避难河西，因仕张氏。苻坚平凉州，父祖始迁关中”。7按这里的张氏即张轨，据《晋书》14《地理志》：“晋惠帝永宁中，张轨为凉州刺史，镇武威，上表请合秦、雍移人于姑藏西北，置武兴郡。……是时中原沦没，元帝徙居江左，轨乃控据河西，称晋正朔，是为前凉。”由于前凉政治安定，遂成为关中士族的避难之所。估计杜耽、杜骥一支就是在此时来到河西的。但此后宋高祖灭后秦，杜骥与兄杜坦复“从高祖过江”，在南朝受到江东士族的排挤。8总之，关中士族播迁流徙，萍迹南北，线索纷乱。但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北魏濮阳太守杜模与迁来戍边的“秦雍移民”以及杜骥兄弟等京兆杜氏的支胤并无关系。
既然如此，濮阳杜氏的族源则尚有探求的余地。一个最大的可能是，濮阳杜氏系由少数民族改姓而来。众所周知，在《元和姓纂》所记杜氏十四望中，已经包括了北魏孝文帝时期由独孤浑氏改姓而来的“河南望”。9但与杜氏其它郡望不同，河南望既无“家状”可依，又无世系可考，这个郡望究竟有何人物，都无从知晓。总之，《元和姓纂》杜氏河南望实际上是有名无实的。那么，濮阳杜氏是否为独孤浑氏杜氏的后人？也就是说，濮阳望是否就是河南望呢？
   独孤浑氏之改杜姓，涉及北朝少数民族的姓氏源流及其变动情况，也是历来史学家聚讼纷纭的问题。据《魏书·官氏志》记载：

   “初，安帝统国，诸部有九十九姓。七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乃分其氏。自后兼并他国，各有本部，为内姓焉。”

  据此可知，北魏孝文帝改姓之前，皇室诸王有七祖（姓），并有由兼并其他部落而组成的“内姓”共九十九姓。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谋求拓跋氏统治者与汉族士族的合作，积极推行汉化政策，改胡姓为汉姓、重定士族就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太和二十年（496），魏孝文帝下诏：拓跋氏改姓元氏，皇室“七族”及皇叔、疏属也分别改姓，与拓跋氏共为十姓，享有诸种政治特权。与此同时，在“神元皇帝时余部诸姓内入者”，即九十九个“内姓”，也均改为汉姓。而排序在上述九十九姓之末的独孤浑氏，此时改为杜氏，10这就是《元和姓纂》中杜氏河南望的由来。
    然而除独孤浑氏之外，北朝还有一些胡族曾经改姓杜氏，如：
    吐斤。《梁书》56《侯景传》：“又有柔玄镇兵吐斤洛周，率其党复寇幽冀。怀朔镇将葛荣攻杀吐斤洛周，尽有其众。”此事又见《魏书》9《肃宗纪》：“孝昌元年（525）八月，柔玄镇人杜洛周率众反于上谷。”又同书 74《尔朱荣传》亦云：“时杜洛周陷中山。”可见《梁书》“吐斤洛周”即《魏书》“杜洛周”。11吐斤为代北胡姓，12但其何时何地、因何缘故而改姓，却已无从知晓。
    赫连。据《周书》卷27《赫连达传》：“达，字朔周，盛乐人，勃勃之后也。曾祖库多汗，因避难改姓杜氏。”达少从贺拔岳征讨，后在迎立周太祖宇文泰时（534）有功，“杜朔周冒万死之难，远来见及，遂得共尽忠节，同雪仇耻。虽藉众人之力，实赖杜子之功”，因而深受太祖赏识，遂以达为济州刺史，诏复姓赫连氏。赫连为匈奴人。赫连库多汗改杜姓后，三代以来一直是以杜氏为姓，直至赫连达才恢复旧姓。由此看来，代北胡姓中，不光鲜卑独孤浑氏改姓杜氏，还有匈奴人赫连氏也曾改姓杜氏。而以赫连达曾祖的时代推算，其改姓的时间当在孝文帝改姓之前。这说明，孝文帝改姓并非是纯粹基于个人意志的偶发事件，而是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的。在此之前，有许多胡姓由于不同原因已经改为汉姓了。
   那么，杜模是否也是北魏鲜卑“内姓”独孤浑氏之后呢？濮阳在东晋十六国时期，行政归属变动频繁。北魏统一北方后，“其始也，公卿方镇皆故部落酋大，虽参用赵魏旧族，往往以猜忌夷灭”。13因此濮阳太守杜模出自鲜卑是有可能的。做此判断，主要依据以下事实：
首先，北魏外戚杜豹卒于濮阳，杜豹一族似乎也是代北独孤浑氏改姓而来。据《魏书》45《杜铨传》：

      "初，密太后父豹丧在濮阳，世祖欲命迎葬于邺，谓司徒崔浩曰：‘天下诸杜，何处望高？’浩对京兆为美。世祖曰：‘朕今方改葬外祖，意欲取京兆中长老一人，以为宗正，命营护凶事。’浩曰：‘中书博士杜铨，其家今在赵郡，是杜预之后，于今为诸杜之最，即可取之。’诏召见。铨器貌瑰雅，世祖感悦，谓浩曰：‘此真吾所欲也。’以为宗正，令与杜超子道生迎豹丧柩，致葬邺南。铨遂与超如亲。超谓铨曰：‘既是宗近，缘何复侨居赵郡？’乃迎引同属魏郡焉。”

   这里的“密太后”，即北魏明元皇帝拓跋嗣之妻、拓跋焘母明密皇后杜氏；杜豹即杜氏父，其“丧在濮阳”，恰好说明杜豹曾在濮阳居住或在濮阳为官；杜超则系密皇后兄长、拓跋焘舅父，北魏阳平公、驸马都尉、行征南大将军，深得拓跋焘重用。迎葬外祖杜豹事，应发生在拓跋焘在位期间（424--451）。值得注意的是，拓跋焘母系既为杜氏，却不了解“京兆望高”，而要向崔浩请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密后一支与其他杜氏郡望的疏远关系。而据姚薇元氏研究，在魏孝文帝以前，皇后大多为胡族，因此明密皇后杜氏也应是独孤浑氏出身14。另外，《宋书》95《索虏》还记载了拓跋焘寻“外家”一事：

         "太原民颜白鹿私刑入荒，为虏所录，相州刺史欲杀之，白鹿诈云‘青州刺史杜骥使其归诚’。相州刺史送白鹿至桑干，焘喜曰：‘我外家也！’使其司徒崔浩作书与骥，使司徒祭酒王琦赍书随白鹿南归，遣从弟高梁王以重军延骥，入太原界，攻冀州刺史申恬于历城，恬击破之。杜骥遣其宁朔府司马夏侯祖欢、中兵参军吉渊驰往赴援，虏破略太原，得四千余口，牛六千头。寻又寇兖、青、冀三州，遂及清东，杀略甚众。"

   这里的“青州刺史杜骥”，即前述京兆杜耽之后裔，移民南朝后，与兄弟杜坦长期担任青、冀二州刺史，为南朝戍守北边。虽然北魏此次叙亲未果，且双方终以兵戎相见，但联系拓跋焘主动与杜骥修好及以杜铨为“宗正”等举动来看，此时的拓跋焘对“我外家”京兆杜氏充满仰慕之情，并设法攀附京兆杜氏。反之，杜骥的敌视态度也反映出拓跋焘母家这一支杜氏，并未得到京兆杜氏的认可。总之，迁葬杜豹及迎杜骥事反映出，拓跋焘母家明密皇后杜氏是游离于京兆杜氏之外的代北胡族，这一支的本宗极有可能是独孤浑氏，只是其改姓杜氏的时间还要早些。
    其次，永嘉之乱后，北方大姓纷纷举族南迁，尤其是原在豫、鲁南及苏北，处于后赵、前燕等少数族统治区以南的大族，如琅琊王氏、高平郗氏、陈郡谢氏、彭城刘氏等家族，都在这个时期南渡。15濮阳地处豫鲁交界处，为南北争战之地。当时汉魏大族背井离乡，像杜耽之后杜坦、杜骥先流落西凉，后刘宋平定关中，又毅然定居南朝。但濮阳杜氏却没有像一般汉魏大族那样选择南迁，反而因缘际会，获得了在濮阳称雄一方的良机。
    第三，拓跋焘神   四年（431），曾下诏求贤，大规模征召汉族士人预政。据《魏书》48《高允传》，此次应征者共35人，“皆冠冕之胄，著问州邦”。其中有中书郎新丰侯京兆杜铨、郡功曹长乐杜熙，却没有濮阳杜氏人物。杜铨已见前文，出自京兆；杜熙为长乐郡人，为冀中名士。倘若濮阳杜氏果真是“世居濮阳”的杜威之后，似乎也应该出现在拓跋焘征召士人的名单里。事实上，在35名士人之中，有“濮阳太守、真定子常山许琛”，这说明，至少在此时，濮阳杜氏还不是享有声誉的地方望族，其社会地位还不能与典型的中原士族相比肩。
   此外，唐代濮阳杜氏虽然自称濮阳或“东郡”人，但也不免攀附京兆，将自己视为京兆的附庸，如前揭义宽碑、鹏举碑都有依托京兆的内容。然而事实上，北朝以来，濮阳杜氏一直处于一种相对孤立的状态。本文开头所引孙逖所撰杜公碑铭——“在濮之阳，居河之浒。畇畇原隰，济济榛楛。别业年深，先茔地古”，16即表明濮阳杜氏历代坟茔地都在濮阳或洛阳附近。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规定“迁洛之民，死葬洛阳，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17与京兆杜氏不同，濮阳杜氏死后总要归葬河南，如杜鹏举死后，子孙“遵遗命”，将其葬于位于洛阳西南的“寿安之南原”。杜义宽亦葬在故里“濮阳叠城之旧原"的家族墓地。由此推测，即使到唐代，濮阳杜氏家族仍旧保留着“迁洛之民，死葬河南”的传统 。
    在生活习惯等方面，濮阳杜氏还保留了一些胡族传统。例如，唐人颇重礼法，讲究避讳，父与子在名字上绝对不允许同音同义。而在某些少数民族中，父子名字则往往有同音、同字现象，如突厥、吐蕃、南诏等都是。18从杜鹏举三子的名字来看，次子凤举，与鹏举用同一“举”字；三子鸿渐，其名之义正与父名“鹏举”相对，且“鸿”与“鹏”字俱从“鸟”。19这或许是民族习惯使然。另外，羯鼓是出自龟兹的一种打击乐器，自北魏以来在北方流行，20，而杜鸿渐“亦能羯鼓”。代宗永泰中，鸿渐为西川节度使，与从事杨炎、杜亚等登驿楼，望江月。鸿渐“命家僮取鼓与板笛，酣奏数曲。四山猿鸟皆惊，飞鸣嗷嗷”。鸿渐还能“以疾徐高下”的鼓点引导群羊，“及止鼓，羊亦止；复鼓之，亦复然”。21
    濮阳杜氏家族的婚姻材料极其有限。但其与少数民族通婚的情况引人注目。如杜鹏举妻、杜鸿渐母即为尉迟敬德孙女、邛州刺史尉迟瑰之女。22另外，杜义宽曾孙杜镇，娶李庭训女为妻，而李家出自陇西成纪，为北朝著姓，亦为西凉王室后裔。但李氏卒后“权安于旧邑，终俟返于故乡”23，后归葬河南府洛阳县“乡原”，似乎也是以洛阳为故里的代北胡人。
    综上所述，濮阳杜氏应即代北独孤浑氏的后裔。《元和姓纂》中濮阳望、河南望实际上是同一宗族。至于北朝以来的历史文献，多未能明确记录这个时期胡汉姓变易的详细情况，恐怕有如下原因：首先，西魏恭帝拓跋廓元年（554），宇文泰又曾一度恢复胡姓，“复姓拓跋氏，九十九姓改为单者，皆复其旧”。但由于魏初包括独孤浑氏在内的九十九个“内姓”，在改汉姓后“多绝灭”，不可尽复，因此，“泰乃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姓，所将士卒，亦改从其姓”。24可见，宇文泰这一措施未能完全恢复北魏旧有的“内姓”。但经过这一次反复，使本已错综复杂的北朝胡汉姓氏更难辨别。因此，北朝以来诸史，大多采用孝文帝改姓后的新姓，例如，魏收撰《魏书》，“尽用新姓，后世仍之；于是新旧淆乱，真赝莫辨”。25《资治通鉴》记南北朝史事时，亦尽用新姓而未注明其所从来。26这样一来，更使周隋以后北方士族的姓氏问题错综复杂，以至于究竟孰为由胡姓改造而来，已极难辨别了。

二   从地方强宗到中枢重臣 —— 濮阳杜氏的政治生涯

    杨炎《安州刺史杜公神道碑》有云：濮阳杜氏“自魏七代，以方岳登闻；在唐两朝，以台衡致理”，简要勾勒出北朝至唐以来，濮阳杜氏由地方强宗逐渐演化为中枢重臣的政治生涯。所谓“自魏七代”，是指从碑主杜鹏举上溯至北魏濮阳太守杜模，共历七代。从杜模开始，杜氏在濮阳扎下根基。杜模之后，其子杜亮为北魏陈留太守。魏分东西后，杜保为北齐胶州刺史；保子伽，入隋后为雁门太守。由于数代出任地方官，即所谓“以方岳登闻”，濮阳杜氏逐渐具备了地方强宗的社会声望，隋朝时杜伽出任濮阳郡中正一职就是明证。虽然隋朝的中正只是因袭北朝的旧制，不再具有品定人士之权，也不再能垄断地方之辟举，但作为一种荣誉，仍然是地方强宗的身份性标志。总之，从北魏中后期到隋朝，经过几代人的经营，濮阳杜氏家族开始具有了地方强宗的特点，并拥有了某种意义上的门阀贵族身份，从而确立了其在当地的社会地位，成为对一方政治、民风均有强大影响力的家族。
    濮阳杜氏的家族经济生活，由于史料的限制，尚无法作具体的描述。据《旧唐书》98《杜暹传》，从杜暹高祖杜保直至暹，濮阳杜氏家族“五代同居”，兄弟和睦，崇重礼法，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这种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既是北朝以来的社会遗风，又是大地主土地占有生产关系下宗族经济生活的特有方式。“尔其乡党之行，闺门之德，孝乃天继，仁为己任。蒸尝尽敬，宴喜无荒。禄利必賙于外姻，谯让不行于私属。故子弟趋教，州里向风。虽有严刑峻法，不如公之潜导也”27。濮阳家族之倡导“仁孝德行”，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禄利”同享、财产共有的家族成员的经济关系，后者是前者的经济基础。这大概是濮阳杜氏拥有强大的宗族凝聚力的主要原因。隋末战乱后，“时更大乱，室无遗堵”，杜义宽遂在废墟上组织宗族重建家园：

   “公因谓所亲曰：‘吾之世业，为郡中正。遗爱不泯，阴德在人。施于子孙，必有兴者。于公高门之事，可不务乎？’用是改卜鲜原，大起层构。垣墉既蔓，栋宇斯飞。轮焉奂焉，爰笑爰语。”28

   从“大起层构”来看，濮阳杜氏家族的经济实力相当雄厚。正是由于拥有社会地位和经济力量方面的优势，濮阳杜氏才有可能在隋末群雄逐鹿之际，为李世民助一臂之力。据孙逖《故腾王府谘议杜公神道碑》：

"大业九年，以孝廉高第，授河东郡法曹。已而隋氏弗纲，王充窃命。我太宗文武圣皇帝是以有陕东之师。公转饷如役，赢粮从径。军无后爨，士有余勇。郑是以陨，唐是以兴。帝将策勋，公乃辞赏。既不获命，请从叙迁，因授虞州司仓参军。"

   按“河东郡法曹（参军）”是品秩相当低的职务。众所周知，李世民在与王世充激战洛阳时，由关中“三崤之道，千里馈粮”，最终逼迫王世充降唐，“郑是以陨”指的就是王世充政权的覆没。29在这场较量中，杜义宽“转饷如役，赢粮从径”，显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杜义宽当时在濮阳组织宗亲重建家园等举动来看，他也极有可能利用自己家族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力量，号召宗族，筹集军需，在粮食补给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唐人柳芳在《姓系论》中曾这样谈论魏晋以来门阀士族的几大系统：

   "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卢、崔、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 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于、陆、源、窦首之。"30
         
   濮阳虽为关中郡姓杜氏中的一个郡望，但却很难将其划入“关中集团”的势力范围。前述杜亮、杜保及杜伽为官濮阳、胶州和陈留等地的具体时间史籍虽无明确记载，但就地域而言，均属广义的山东地区。陈寅恪氏在《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一文中指出：“此‘山东豪杰’者，乃一胡汉杂糅，善战斗，务农业，而有组织之集团，常为当时政治上敌对两方争取之对象。”31据陈氏考证，这一集团中的主要领袖人物及智囊成员如窦建德、徐世勣、李密、尉迟敬德、魏征、杜正伦等，大多具有胡族血统，为北魏镇戍屯兵营户的后裔。在隋末唐初之际，这部分力量分散于青、齐、徐、兖以及洛阳周围，李唐所以能戡定内乱，实与此集团之相助密切相关。联系诸多史实，濮阳杜氏无论从民族抑或从地域上看，也应属于隋末唐初的“山东豪杰集团”。
    入唐以后，与京兆、洹水相比，濮阳杜氏政治上的发展并不顺利。也许是杜如晦、杜淹、杜正伦等杜氏其它郡望的得势，削弱或排斥了濮阳杜氏人物的升迁。武则天时期，杜惟志先后为监察御史、吏部侍郎，开始进入郎官行列，但不久即为酷吏迫害而辞官，濮阳杜氏的政治地位仍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此时，杜鹏举曾“与卢藏用隐白鹿山”32,试图由此引起朝廷的注意，邀取时誉，进而通过“终南捷径”平步青云。此后，杜鹏举又两次通过献诗赋接近睿宗、玄宗父子，如开元初，玄宗行幸河堤，酒酣过乐，鹏举“献赋以讽，于是有采章之锡，迁著作左郎、太子赞善大夫”。在唐人笔记小说中，有关杜鹏举仕宦经历的奇闻逸事很多，如称鹏举在韦后当权时，“一夕暴卒”，在“冥司”得到了“相王（即睿宗李旦）当继皇位”的神谕。数日后鹏举复苏，遂将梦中所得谶语宣扬出去。此后相王果然登极，鹏举因此得到玄宗的擢拔。33剔除故事中的神怪成分，不难看出杜鹏举与玄宗政治确实存在着某种特殊关系，即在睿宗、玄宗与韦、武势力争夺皇位的斗争中，杜鹏举态度鲜明地站在睿宗父子一边，并为李唐从韦、武势力手中夺回皇权制造了有利的舆论。
    然而玄宗时期濮阳杜氏崛起，还有更特殊的政治、军事形势背景。    
    开元初，由于刚刚结束韦氏干政局面，太平公主等异己势力也被清除，玄宗急于重建政治秩序，重组权力中枢，于是，既有张说、张九龄、李元紘等“词臣”之用，又有杜暹等将材之受擢拔。而杜暹的发迹又与上述几人不同，主要是唐朝西北边疆战略形势的变化，为其提供了施展怀抱的机会。
    武则天后期，唐朝边疆问题开始突出，尤其是西北边形势因吐蕃的崛起和西突厥势力的壮大而危机重重。自太宗灭高昌后，安西四镇在抚慰西突厥、保护中西陆上交通要道、巩固唐朝西北边防等方面，都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武则天以后，安西四镇时置时罢。692年，唐朝又从吐蕃手中夺回四镇，并派遣 24000 人常驻碛西。玄宗开元初年，西域形势更加复杂。一方面，唐朝刚刚在景龙三年（709）以金城公主和亲吐蕃，吐蕃又乘得到河西九曲之地为汤沐邑的良机，频繁攻扰唐朝陇右地区，并在开元二年向唐朝提出了议定两国疆界的要求。另一方面，在安西四镇，“安西副都护郭虔瓘与西突厥可汗史献、镇守使刘遐庆等不叶，更相执奏”，唐朝在西域的统治出现危机。34在此情况下，玄宗遂以杜暹为监察御史，深入碛西，“按其事实”。杜暹“因入突骑施，以究虔等犯状”。也许是杜暹有出身少数族的优势，更易于与西域民族首领沟通的缘故，他成功地在西突厥众首领间斡旋，及时消弥了诸方的矛盾。此次碛西之行，使杜暹声誉鹊起，“蕃人服其清慎，深思慕之”。当开元十二年安西都护易人之际，玄宗遂以杜暹兼安西副大都护。杜暹于是单骑跋涉，再赴碛西。翌年，于阗王尉迟眺勾结突厥及诸蕃国图为叛乱，“杜暹密知其谋，发兵捕而斩之，并诛其党与五十余人，更立君长，于阗遂安”。35由于杜暹在西域的突出表现，《新唐书》作者将杜暹列入安西都护中“以政绩称华狄者”之列。36此后杜暹入朝，从开元十四年至十七年，执相权，以清廉闻名朝野。后因与李元紘势不两立而同被罢相。
   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唐朝经受沉重打击，而濮阳杜氏的政治生涯却由此获得了新的转机。天宝末年，杜鸿渐为朔方留后、支度副使，实际上掌握着朔方军的领导权。玄宗时期，朔方节度使主要担负着抵御突厥的任务，其治所在灵州（灵武郡，今宁夏灵武西南），共统辖经略军、丰安军、定远军、东受降城、西受降城、安北都护府、单于都护府，有兵员 64700 人。由于这支军队的兵员大多具有胡人血统，带有胡人武装性质，37故成为唐朝西北边实力最强的军镇之一。在长安、洛阳沦陷后，肃宗虽坚持留在关中，组织抵抗，但“未知所适”，一时找不到可以信赖的军事力量。在此关乎国家危亡的重要时刻，杜鸿渐勇敢地担负起了拥戴皇室、兴复社稷的重任。由于他对“朔方天下劲兵，灵武用兵之处”的有利条件有清醒认识，并与部下提出了迎立肃宗，在灵武建立以朔方军为核心的战时指挥中枢的战略设想：

   "今胡羯乱常，二京陷没，主上南幸于巴蜀，皇太子理兵于平良。然平良散地，非聚兵之处，必欲制胜，非朔方不可。若奉殿下，旬日之间，西收河、陇，回纥方强，与国通好，北征劲骑，南集诸城，大兵一举，可复二京。”38

   此后事态的发展，完全依杜鸿渐的设计而行，肃宗在灵武即位，并借助回纥骑兵收复了两京。对杜鸿渐的拥立之功，肃宗予以了高度评价：“灵武我之关中，卿乃吾萧何也”。39
    安史之乱后，杜鸿渐先后任河西节度使、荆南节度使，后入朝为尚书右丞、太常卿，充礼仪使。代宗广德二年，又以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走上了宰相之路。此外，杜鸿渐还热心提携杜氏其他郡望的人物，如在河西节度使职上时，杜鸿渐就将杜亚“辟为从事”；在蜀时，又以杜亚为幕府，为杜亚日后在德宗朝的政治活动铺平了道路。40在荆南时，杜鸿渐幕府中有杜韶、杜颖 、杜观等杜氏子弟。41又如京兆杜黄裳，也为杜鸿渐深所器重，宪宗时期成为宰相。42由于杜鸿渐的提携，一时间形成了杜姓人物声振朝野、凝聚力空前增强的局面，在中唐政治生活中产生了一定影响，直接或间接地带动了其他郡望的杜氏人物进入政治舞台。
    玄宗、肃、代三朝，随着杜暹、杜鸿渐先后步入权力中枢，濮阳杜氏的政治地位不断提升，濮阳望的社会声望也大大提高。唐朝中后期开始，门阀士族进一步衰落，士族子弟纷纷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濮阳杜氏家族顺应了这种时代潮流，逐渐地从相对封闭的地方强宗演化为位居宰辅的权力核心人物。可以说，只有从杜暹、杜鸿渐开始，在“婚宦”“人物”方面一直缺少影响力的濮阳望，才真正称得上“郡望”。
    随着政治生涯的变迁，濮阳的经济生活中心也转移到了长安。为奖赏杜暹在安西都护期间的功绩，玄宗特在长安赐豪宅一区。在杜氏聚居的樊川，杜鸿渐的别墅风光旖旎，是宗族子弟读书和官僚宴游的绝佳去处。钱起《题樊川杜相公别业》诗，可略现鸿渐别业之面貌：“数亩园林好，人知贤相家。结茅书阁俭，带水槿篱斜。古树生春藓，新荷卷落花。圣恩加玉铉，安得卧青霞。”在长安长兴里，杜鸿渐的宅第为达官贵人社交生活的中心，“入并蝉冠影，归分骑士喧”43，“馆宇华靡，宾僚宴集”44。代宗初，濮阳杜氏可谓盛极一时。

三   濮阳杜氏家族的文化传统和宗教生活

    濮阳位于今豫东北，古濮水之北。东晋十六国民族政权更迭频繁时期，濮阳先后属后赵、前燕、前秦、后燕、东晋、北魏、东魏、北齐。从地域联系和文化背景来看，濮阳受当时政治文化中心洛阳和邺都的影响较大，也属于文化发达的地区。45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及其一系列改革，加速了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北方胡族后裔的文化教育进一步普及和提高。经过漫长的家族文化的积累过程，周、隋以后，濮阳杜氏已成长为富有文化传统的家族，其文化传承的特点为经学、礼法、医学和佛学。
    北朝统治者重视儒学，而濮阳所在的豫鲁交界地区又以儒学发达见称。濮阳杜氏中杜义宽“童而典学，冠而好古”，自幼受到很好的教育。在隋末，义宽曾“东涉汶泗，北登邹峄，讲周公之德，观孔子之艺”，对“《易》之变，《诗》之风，《乐》之和，《礼》之节，《书》之政，《春秋》之理”，均有深厚造诣。46大业九年，义宽以孝廉高第。
    杜鹏举长于诗赋，曾先后两次献赋丹墀，深得玄宗赏识。此外，杜鹏举青年时期“曾以母疾，与崔沔同授医兰陵萧亮，遂穷其术”。47入唐以后，濮阳杜氏中的主要人物，除杜鹏举以门荫入仕外，大多通过科举考试这一途径进入仕途，杜暹以明经，杜昱以制举48，杜鸿渐以进士。活动于玄宗时期的杜华虽不明是否科举出身，但也负“才子”盛名，与岑参等诗人有唱和。49总之，中唐以来，濮阳杜氏子弟群星灿烂，名噪一时。
    濮阳杜氏在礼制方面的成就则当推杜鸿渐。据《旧唐书·杜鸿渐传》，鸿渐“素习帝王陈布之仪，君臣朝见之礼”，在肃宗即位灵武的礼仪设计和肃、代父子泰、建二陵制度创意中，“采摭旧仪，绵蕝其事”，受到朝野上下的好评。
    从地理环境上看，濮阳地处北朝以来佛教的两个中心――邺城和洛阳近畿，是佛教社会基础雄厚之地。早在北魏初期，独孤浑杜氏就与佛教发生了密切关系。北魏著名僧人玄高，与拓跋焘舅父杜超是甥舅关系。玄高精佛法，有僧徒百余人。拓拔焘灭凉时（439），玄高随杜超入宫，被尊为太子师。50玄高的宗教地位和身后的影响，或许是濮阳杜氏的佛教信仰的历史渊源。
    开元时人物杜昱是佛教徒，自称大智禅师弟子。据其所撰《唐故大智禅师塔铭》、《薛氏故夫人实信优婆夷未曾有功德塔铭并序》，杜昱有深厚的佛学造诣，对佛教源流和学派纷争，都有深刻的认识，且与僧尼交往密切。
    杜鸿渐更是虔诚的佛教徒，俨然士大夫中的宗教领袖。鸿渐在蜀时，“至益州，遣使诣白崖山，请无往禅师入城问法，鸿渐由是栖身禅悦”。51入朝为宰相后，杜鸿渐与宰相王缙、元载都虔诚事佛，“由是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废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52极大地影响了代宗朝政治和社会风气。尤其是杜鸿渐，还将这种宗教信仰理念贯穿于自己的施政思想之中，如永泰初，剑南西川兵马使崔旰为乱，代宗命鸿渐为剑南西川节度使以平定叛乱。但鸿渐“酷好浮图道，不喜军戎，既至成都，惧旰雄武，不复问罪”。53入朝为相后，“饭千僧，以使蜀无恙故也”。54《全唐文》364 有鸿渐作《百家岩寺碑》，其中“乐于静退”的思想十分突出。“常愿追禅理，安能挹化源”。55这位昔日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已深深被宗教情感所左右，精神和思想都已完全离开了现实世界。难怪鸿渐临终前“令僧剔顶发”，“遗命其子依胡法塔葬，不为封树，冀类缁流”。56

    濮阳杜氏为北魏民族融合大潮所裹挟，于北魏中后期开始在濮阳扎下根基，并逐渐演化为依血缘关系维系的地方强宗。可以说濮阳杜氏是鲜卑贵族汉化而成为中夏士族的典型代表。
    与京兆杜氏等汉魏以来的严格意义上的门阀士族相比，濮阳杜氏没有汉末大姓、魏晋势要的历史包袱，而是在周隋以后逐渐成长起来的一个以经学礼法持家、富有文化传统的名门望族。隋唐以后，濮阳杜氏凭借文化优势，从东郡一隅走向长安，并逐渐成长为身居政权中枢的冠冕之家。杜暹、杜鸿渐在玄、肃、代三朝的政治活动，对正在开始发生变化的中唐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濮阳杜氏家族的历史变迁说明，经过南北朝、隋唐数百年的民族同化和融合，胡汉文化上的畛域已经逐渐淡化，改姓氏后的鲜卑族贵族不仅已经门阀化，而且已经知识化。正如胡三省所慨叹的：“自隋唐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士族之辨，果何益哉！”57由濮阳杜氏家族的演变，探求北朝以来民族融合和社会进步的历史步伐，或许正是本文的意义所在。
   
1 《元和郡县图志》11《河南道》7。
2 据《元和姓纂》6，唐代杜氏的14郡望为京兆、襄阳、中山、濮阳、洹水、陕郡郿县、安德、扶风、偃师、成都、河东、齐郡、醴泉、河南。《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杜氏郡望虽然不甚明确，但也分京兆、襄阳、洹水、濮阳四部分。宋人陈彭年等所编《广韵》也有杜氏出京兆、濮阳、襄阳三望的说法。可见，杜氏濮阳望在唐代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
3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南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略同，只是在杜亮之前还有杜模一代，与唐人杨炎所作杜鹏举碑、孙逖所作杜义宽碑同 。
4 《全唐文》422 杨炎《安州刺史杜公神道碑》。
5 关于究竟谁是义宽父，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有考，其据《文苑英华辩证》3、杨炎杜鹏举碑、《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以杜保为是。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也以模生亮、亮生伽、伽生保。然而《新表》和邓氏的说法均本自杨炎《安州刺史杜公（鹏举）神道碑》。但孙逖《故腾王府谘议杜公（义宽）神道碑》云保生伽，伽生义宽，与《元和姓纂》同。从时代的先后来看，孙逖是唐初人物，且杜伽为碑主之父，所依据的史料应该更直接、更可信。另外，林宝《元和姓纂》成书也早于《新表》、《辩证》。因此杜威后濮阳世系应以杜模、杜亮、杜保、杜伽、义宽……排序为是。
6 濮阳杜氏世系表主要依据《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有关人物的传记。其中较为重要的人物或史籍记载有歧异的人物有：
    杜惟志，武则天时监察御史、吏部员外郎，《元和姓纂》为承志，据《义宽碑》改。
    杜义宽，大业九年孝廉高第。入唐为县令、王府谘议官。永徽六年卒，年七十二。据《义宽碑》。
    杜华，希彦子，见《太平广记》147 引《定命录》。岑仲勉氏认为，据《定命录》所述杜华之官，应与该书作者天宝秘书监赵自勤为同时人（《元和姓纂四校记》）。又据岑参《敬酬杜华淇上见赠兼呈熊耀》（见《岑嘉州诗集》卷1，《四部丛刊》本），有“忆昨癸未岁，吾兄向江东”句。按癸未为天宝二年，可见杜华确为天宝时人。另外，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下大和 028《强公碑》有“妻杜氏，祖讳不详，皇云麾将军金吾卫大将军；父讳华，成德军驱使官、试太子宾客”。杜氏卒于大和七年。未审与希彦子是否为同一人。
    杜万，《全唐文》459 有小传，大历中官员外郎。有《对名田判》一篇。
    杜暹，擢明经第补婺州参军，后为安西副大都护、玄宗时宰相。
    杜昱，《元和姓纂》6 濮阳望中为承志子，杜鸿渐弟。《旧唐书·杜暹传》云暹“孝友，爱抚异母弟昱甚厚”。《新表》以杜昱为暹次子，显误。又《唐代墓志汇编》下《唐故大智禅师塔铭》《薛氏故夫人实信优婆夷未曾有功德塔铭并序》，作者杜昱，开元年间历太仆少卿、朝议大夫，守河南少尹。
    杜镇，无忝孙。据《唐代墓志汇编》天宝167《唐故济南郡禹城县令李府君墓志铭并序》，天宝中为朝议郎、行右羽林军胄曹。
    杜鹏举，高宗、武则天时期初隐山林，后献诗赋，官至王友、右拾遗。
    杜灵瑗，杜鹏举子；杜凤举，杜鹏举次子。出《新表》。傅璇琮《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索引》云：“沈炳震《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云：‘举字疑讹。’沈氏未言其故。按，据表所载，杜鹏举有子数人，如灵瑗、凤举、鸿渐等。唐人礼法极重，父子名中不应有字相重，此处杜凤举之举字当讹，备考。”
    杜鸿渐，开元二十二年举进士，解褐王府参军为太常卿，充礼仪使，秦建二陵制度皆杜鸿渐综正，封卫国公。
    杜收，杜鸿渐子，户部郎中；杜威、杜封，杜鸿渐子（《新表》）。又韩愈《顺宗实录》有杜封“故相鸿渐之子，求补宏文生”云云。
7《宋书》65《杜骥传》，《南史》70《循吏·杜骥传》。
8 同上。
9《魏书》113《官氏志》。
10《魏书》113《官氏志》。
11 清万光泰《魏氏补正》，《丛书集成初编》本。
12 关于吐斤究为何族姓氏问题，因载籍不详而众说纷纭。姚薇元认为，吐斤“即独孤浑之省译”（ 《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1958 年）。周一良氏据《魏书》38《王慧龙传附宝兴传》，认为吐斤或许为以地名为姓的塞北高车人（《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之《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另外还有人认为吐斤为匈奴人。此外，北魏拓跋焘部将有吐伐斤，不知是否即吐斤（《宋书》95《索虏传》）。《北史》另外还有吐万、吐突等姓，也是代北胡人。
13 宋刘邠等《旧本魏书目录序》，《魏书》中华书局本附。
14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1958 年。
15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 6月。
16 孙逖《故腾王府谘议杜公（义宽）神道碑》，《全唐文》312。
17《魏书》7《高祖纪下》。
18《新唐书》215《突厥》、216《吐蕃》、222《南蛮》。
19 见注释（5）中杜凤举条。又韦绚《刘宾客嘉话录》云：“杜鸿渐之父名鹏举，父子而似兄弟之名，盖有由也。鹏举父尝有所之，见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作者刊名于上。杜问曰：‘有杜家儿否？’曰：‘有。’自看之。记得姓下是鸟偏旁曳脚，而忘其字，乃名鹏举。而谓之曰：‘汝不为相，即世世名鸟旁而曳脚也。’鹏举生鸿渐，而名字亦前定矣，况其官与寿乎！”（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这里，撇开神碑金字等不经之事不论，值得注意的是，唐人也以鹏举、鸿渐父子之名“似兄弟之名”。
20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五《西域传来之画派与乐舞》，三联书店，1990年。
21 唐南卓《羯鼓录》，《丛书集成初编》本。
22《太平广记》300 杜鹏举条。
23 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下天宝167《唐故济南郡禹城县令李府君墓志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24 《资治通鉴》165 梁元帝承圣三年（554）二月：“魏太师泰（宇文泰）废魏王，置之雍州，立其弟齐王廓，去年号，称元年，复姓拓跋氏，九十九姓改为单者，皆复其旧。”
25   姚薇元云：“以唐世氏姓学之精湛，而姓书于胡姓犹多纰缪。宋代司马光之淹博，而《通鉴》于胡姓亦鲜考证。下迨有清乾嘉诸儒，考据鼎盛，而于姓氏之学，独称衰微。”见《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1958年。
26《资治通鉴》119 宋武帝永初三年（422）五月：“是时，魏之群臣出于代北者，姓多重复，及高祖迁洛，始皆改之。旧史恶其烦躁杂难知，故皆从后姓以就简易，今从之。”
27《全唐文》312 孙逖《故腾王府谘议杜公（义宽）神道碑》。
28 同上。
29《旧唐书》54《王世充传》。
30《新唐书》199《儒林传·柳冲传》。
31《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32《新唐书》126《杜鸿渐传》。
33《太平广记》300 杜鹏举条有如下的记载：景龙末，鹏举为济源县尉，一夕暴卒。在冥司，为人“引入一院，题云户部。房廊四周，簿帐山积”，有皇籍、宰相籍。“因引诣杜氏籍。书签云濮阳房。有紫函四，发开卷，鹏举三男，时未生者，籍名已具……"。此事又见《太平广记》135“唐相王条”，出自《纪闻》。
34《旧唐书》98《杜暹传》。
35 同上。
36《新唐书》221《西域上》。
37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38《旧唐书》108《杜鸿渐传》。
39《新唐书》126《杜鸿渐传》。
40《旧唐书》146《杜亚传》。
41 杜甫《季夏送乡弟韶陪黄门从叔朝谒》、《远怀舍弟颍、观等 》，《全唐诗》231，中华书局1974年。
42《旧唐书》147《杜黄裳传》。
43《刘随州诗集》卷1《奉和杜相公新移长兴宅呈元相公》，《四部丛刊》本。
44《新唐书》126《杜鸿渐传》。
45《隋书·地理志》。
46 孙逖《故腾王府谘议杜公（义宽）神道碑》，《全唐文》312。
47《新唐书》126《杜鸿渐传》。
48《唐会要》76《制科举》：“先天二年，手笔峻拔、超越流辈科杜昱等七人及第。”
49 岑参《敬酬杜华淇上见赠兼呈熊耀》，《岑嘉州诗集》卷1，《四部丛刊》本。
50《高僧传》12。
51《历代法宝记》，转引自范文澜《唐代佛教》附《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
52《资治通鉴》224 代宗大历二年。
53《旧唐书》108《杜鸿渐传》。
54《资治通鉴》224 代宗大历二年。
55《旧唐书》108《杜鸿渐传》。
56《旧唐书》108《杜鸿渐传》。
57《资治通鉴》108 晋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396）七月胡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