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种族”到“民族”：近代以来“轩辕”文化内涵的演变

轩辕威 轩艳青[1]

[摘要]：“轩辕”一词的文化内涵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轩辕”最初的意涵是代表轩辕氏部族，之后发展成为代表以汉族为主体的华夏族，然后在政治上成为各个王朝代表正统的文化符号。到了晚清之后，随着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人们对民族认知意识的提高，“轩辕”一词逐渐成为代表中华民族的象征。特别是在抗战时期，“轩辕”成为团结全国各民族共同抗战的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逐渐被国人所认可和接受。“轩辕”文化的内涵从“种族”到“中华民族”，其深度和广度逐渐扩大，逐渐成为连接全世界中华儿女的精神文化纽带。在今后的历史中，仍然发挥着无可取代的作用。

[关键词]：轩辕氏；华夏族；中华民族；轩辕文化

“轩辕”一词的文化内涵，从代表“种族”到在政治上代表“国家”，再到在文化上代表“中华民族”，其内容的深化是逐渐适应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文化价值。随着“轩辕”文化内涵的扩展，其政治性逐渐消退，文化特性逐渐加强，成为全世界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纽带。学术界对“轩辕”及其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本文从观念史和概念史的角度，通过对“轩辕”文化内涵演变过程的梳理，希望有助于推进“轩辕”文化的研究，让“轩辕”文化成为凝聚全世界中华儿女的精神力量，成为大家共同认可和接受的一种文化符号。

一、由部族到华夏族：“轩辕”内涵的早期的内涵

   先秦之前，由于当时缺少实物资料和文字资料的记载，人们对“轩辕”的认知大都是通过口耳相传，其记忆是零星和琐碎的。直到司马迁通过实地调研之后撰写出《史记》，人们对“轩辕”的认知才逐渐有了清晰的认知，其文化内涵也逐渐扩展和深化。

 “轩辕”一词最初仅是轩辕氏部族的象征。据《古微书》卷十二载：“今按柏皇氏，后有中央氏、大庭氏、栗陆氏、昆连氏、轩辕氏、赫胥氏、葛天氏、尊庐氏、祝诵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阴康氏、无怀氏乃至太昊氏云。《路史》曰：轩辕氏，古封禅之帝，在皇帝之前。昔蒙庄氏论至德之世。轩辕氏后乃有赫胥，而尊庐、祝融次之。”《礼说》卷十对轩辕氏注云：“《路史》谓：轩辕氏，古帝皇，非黄帝也。”也就是说在上古炎帝之前，轩辕氏为“古帝皇”，时间要早于太昊氏，反映轩辕氏部族历时十分久远。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居于轩辕之丘。”黄帝统一华夏后也称其为轩辕氏，因而被称为轩辕黄帝。由于轩辕黄帝伟大的历史功绩，轩辕氏在历史上的名声显著，而人们逐渐将其部族内的其他氏族遗忘。

据《国语》记载，少典氏娶有蟜氏之女，生黄帝和炎帝。可知，二者是同属于一个部族，之后逐渐发展成为两个部族。在炎黄各自的部族中，又有各个小氏族。在黄帝部族内，有轩辕氏、有熊氏、帝鸿氏等。各个氏族有着自己的图腾，例如轩辕氏以“蛇”（龙）为其图腾，有熊氏以“熊”为图腾。在那个时期，为了争夺生存资源，各个部族之间经常发生战争。随着轩辕部族的壮

大，其征服的部族逐渐融入其中，共同组成了轩辕部族。在轩辕部族内，由于轩辕氏族的强大，因而，逐渐成为部族的代表。这时期，“轩辕”仍代表的是轩辕部族。

到了秦汉时期，随着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统一，以及民族的进一步融合，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华夏族。华夏族是在轩辕部族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境内存在着许多个国家和部族，如齐楚赵等国，经过战争，在战国时期逐渐形成了“战国七雄”的局面，后经秦国逐渐统一起来成为一个国家。在统一的过程中，在历史上被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荻的民族，逐渐融合，各个民族的融合进而形成了华夏族——汉族。在这一时期，融合在一起的各个民族都自称是轩辕黄帝的后裔，是轩辕氏的子孙。在文化上，这种认知促进了民族的共同认知，形成了有共同文化象征和载体的华夏族，促进了民族和历史的发展。轩辕文化的内涵和范围逐渐扩大了。

在汉武帝时期，儒家文化成为大一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文化注重道德伦理，促使人们对血统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一时期，统治者和人民都特别注重血统。统治者也以是轩辕氏后裔自称，以此证明自己在血统上的合法性，也以此奠定他们后代在政权上延续性。而在民间，血统也是区别亲疏和财产分割的合法依据。在这一时期，轩辕文化的内涵上打上了“血统”的烙印，这也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起源，划分了种族之间的界限，埋下了种族之间对抗的导火索。

元、清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这时期，是种族之间对抗最为激烈的时期。这既是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在文化上的争斗，也是种族之间为了生存，争夺资源的争斗，是一个国家内民族之间的矛盾。由于受“血统”论的影响，特别是以宋明理学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文化对“血统”的鼓吹，加剧了这个时期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种族对抗。因而，在这个时间段内，以轩辕文化为特征的民族融合中，更多体现的是民族之间的对抗，影响了民族融合的步伐和轩辕文化的发展。

在历史上，“轩辕”文化的内涵具有政治性和文化属性。在政治上，以此代表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是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使用的工具。特别是元、清少数民族政权，为了加强对全国的统治，为了得到全国人民对政权的认可和接受，也都宣称自己是黄帝后裔，是轩辕氏的子孙，以此为桥梁，缓和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对抗。在文化上，以此形成大家认可的轩辕文化，使得人们在文化和精神上有了共同的对象，促进民族之间的融合和文化交流，以此巩固新政权。

20世纪之前，轩辕文化的内涵，由部族、华夏族到汉族文化的演变。轩辕文化在之初，具有一定的包容性，使得民族之间的融合和文化交流较为顺利，逐渐形成有共同特征的汉文化。然而，由于受到“血统”文化的影响，逐渐使得轩辕文化内涵走向了狭隘的汉民族主义，使得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的道路曲折不平，影响了历史的发展进程。

  轩辕文化具有包容性的特征，可以弥合民族和文化之间缝隙，促进民族融合和文化的发展，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提供动力。清初的时候，日本等属国之所以不承认清政府，既有文化上的不认可，也夹带着其特殊的政治目的。当今，美国学者提出的所谓“新清史”，其观点具有很大的偏颇性。清史是轩辕文化历史的继承、延续和发展。在文化上，具有以轩辕文化为特征的共同文化和精神认同；在政治上，是明朝政权在政策、法令等上面的继承和发展。因而，清史是中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清史”的提法，从立论和证据上，都是站不住脚的。虽然他们自称是出于学术研究，不带政治目的。然而，从其影响上来看，具有割裂中国文化传承，分裂中国的不良后果。我们应以“轩辕”文化为旗帜，研究和发扬轩辕文化，来应对“新清史”的挑战，从文化上驳倒其存在。

二、由“种族”到“民族”：晚清以来“轩辕”文化的扩展

晚清以来，随着清政府在统治上的日益腐败和民族危机的加深，有识之士认识到必须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才能实现国家的独立，摆脱民族危机。一些激进的革命者提出了以推翻清政府为目的的排满革命。

排满革命从内容和形式上看，是为了推翻日益腐朽的清政府，然而，在影响上却体现出革命的狭隘性。这些激进的革命者，以大汉族主义来推翻满族的统治，显露出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体现出人们对种族认知的不足及其片面性，以为推翻满族的统治，建立汉族的统治就能摆脱民族危机，这是不现实的。

随着人们对种族认识的提高，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在中国境内的民族都是中国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在实现国家独立和摆脱民族危机上，仅靠汉族是难以实现的，应该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中华民族的概念逐渐清晰起来。

在中华民族的概念被提出之前，人们还没将种族和民族区别开来，是将二者混合使用。随着西方“民族”概念的传入及其影响，中国人逐渐认识到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民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1903年《湖北学生界》刊登了没有署名作者的《中国民族论》一文，他认为：“中国者，中国民族之中国，非中国民族不得干与……中国民族者，黄帝一统太古民族以来之通称也。虽地偏亚东，不得谓之中；权移外人，不得谓之国，子子孙孙，继继承承，四千余年之血族，聚族于此。中国民族者，仍祖国之名号也……而吾种族始得雄飞于二十世纪。”[2]在这里，作者提到的民族概念中，依然将中国境内现存的各个民族包含进去。民族的内涵和范围已超越了汉族一族，将全国各种族都涵盖在内，进而形成“中华民族”的观念。

据黄兴涛考证，“中华民族”一词，大约诞生于1902年，“最初人们使用它时，指代的主要是‘汉族’，后来才逐渐表示今天的含义。”它体现了最初具有现代民族意识的汉族知识分子中，大体经历了从“小民族”到“大民族”，即从“汉族”到“中华民族”的双重觉悟过程。“与此相一致，它还伴随着一个从现实到历史、然后再回到现实的民族认知历程。”[3]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载《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最早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指代的是汉族（《新民丛报》第5号，第62页）。他在文中说：“中华建国，实始夏后。古代称黄族为华夏，为诸夏，皆纪念禹之功德，而用其名以代表国民也。”1905年，他又在《新民丛报》第65-66号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以汉族之义7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成为自觉书写“中华民族”之史的先驱。

以今天的立场来看当时梁启超的观点，会觉得他所提的“中华民族”一词仅代表汉族是不恰当的。但是，我们应该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考察他这一观点的提出，才能真正的理解他的意思。一方面，在当时，人们对“民族”的认知还比较简单、浅薄，没有将“种族”和“民族”之间的界限沿革划分清楚，这种将“民族”和“种族”混用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民国以后。另一方面，他以“中华民族”一词取代或超越“汉族”一词，“并不只是一个民族称谓的改变问题，同时也意味着一种观念的转变：那就是历史地、连续地、融合地、开放地看待中国主体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这不仅增强了中国主体民族的认同感，还蕴含着并显示出一种开放性和包容力。”[4]

梁启超“中华民族”的这种观念的提出与当时革命派激烈的排满运动的社会大环境密切相关。当时，革命派为了推翻清王朝，发起了“尊黄运动”，提倡以黄帝纪念取代清王朝的纪念方式，立宪派提出以孔子纪念。两派关于纪念方式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梁启超针对这一形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满族早已融化于中华民族之中。他的这种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认同，为实现民初共同体意义上的现代意义的民族认同，提供了顺理成章的逻辑，促进了国人现代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

1907年，杨度在立宪派喉舌《中国新报》上发表《金铁主义说》一文，较早倡导“五族大同”，认为中国汉、满、蒙、回、藏五族，“但可合五为一，而不可分一为五。分一为五之不可，既详论之矣。至于合五为一，则此后中国，亦为至要之政。”[5]他在梁启超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对“中华民族”一体化融合的趋势和发展方向进行了阐释。“五族”并提，体现了他对“民族”历史文化共同体的社会特征以及现代国民平等的政治前提的政治共同体特征认识。他在国内各民族整体意义上，尝试使用现代中华民族概念，“就概念本身而言，实已基本具备了中国国内各民族总体的现代含义之雏形，只不过尚不完全具备现存各民族平等融合的实现理念而已。”[6]

梁启超、杨度等人对“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和认识，为国人从“种族”到“民族”认识理念的转变提供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国人在实现推翻清政府后，人们能够很快从狭隘的大汉族民族主义中挣脱出来，提倡五族共和的思想并广为流传和被人们接受。

在“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和形成过程中，“轩辕黄帝”及其文化反复被提及。不管是革命派的“尊黄运动”，还是立宪派的“孔子纪念”的提出，都使用“轩辕”文化来论证自己行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说明当时人对“轩辕”文化的认可，“轩辕”文化就像是一条绳子，将各民族连接在一起，建构了共同体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的认同。

此时，“轩辕”文化的内涵，真正的由“种族”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其文化思想和内容得到进一步的扩展。因为，“轩辕”文化在处理民族之间的融合和文化交流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能够通过轩辕文化作为媒介和桥梁，将各民族连接在一起，弥合各种族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和中华文明的发展。

三、“轩辕”——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

   黄兴涛认为，“现汉语中，‘中华民族’一词真正具有中国现存各民族全面融合，其全体成员均以‘国民’或‘公民’身份平等构成现代政治和文化共同体的确定含义，也即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观念在中国得以最终确立和流行，当是辛亥革命爆发和中华民国建立以后。”[7]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民族”概念具有政治和文化特征。

   在民国时期，更多的是强调的“中华民族”的政治性。不管是袁世凯还是蒋介石，他们所宣扬的“民族”理论，大都是基于政治目的的考量，其目的是从文化上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来加强和巩固政权的统治。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为抵御日本及汉奸在思想文化方面的进攻，巩固全民族团结，服务于抗战，以“轩辕”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民族”观念为国人所认可和接受。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的文化特性被强调。

首先是它的整体性。1935年10月，留法归国的赖希如在孙科创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上发表了《中华民族论》一文，较为明确的阐述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国内各民族均为“种族”的观念。他认为汉族的血统中包含着其他五族的若干成分，他们已同化于汉族，这种同化体现在生活上、精神上和文化上，“故汉族实为中华民族的母体，自应代表中华民族之全称。”12月，傅斯年发表题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文，强调中国历来政治上崇尚大一统

强调中国历来政治上崇尚大一统与“中华民族”不可分裂的整体性之关联。他强调的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宗旨，体现了全民族团结的时代愿望和精神祈求，引起了不少共鸣，一时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呼声响遍全国。如“‘中华民族是整个的！’这是我们四万万同胞都应当有的一个认识。……我们要以铁与血来保护中华民国主权和疆土的完整！！”[8]

其次是它政治和文化的统一性。吴文藻在《论边疆教育》一文中提出了“‘多元文化’和‘政治一体’”的现阶段中华民族建设构想。他认为“惟欲团结各民族精神，使‘多元文化’，冶于一炉，成为‘政治一体’，当自沟通各族文化始、……且可促使边民彻底觉悟，覆巢之下，绝无完卵，更加积极团结，一致拥护中央，共保中华民族！”[]吴文藻在这里不仅提出各民族是不可分割的“政治一体”，而且还尝试提出保持发展国内各民族“多元文化”的格局，这体现了当时“中华民族”观念中政治和文化性的统一。

这一时期，“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或者“中华民族是一个”，都反映了抗战时期时代思潮中的大势所趋和国人的情感归属。当然，他们提出这个概念的目的还是服务于全民族抗战的需要的，正如汪少伦在《中华民族的意义》一文中所说：“中华民族既为汉满蒙回藏苗六大支族的化合或综合体，则目前中华民族生存与自由的问题实即这六大支族共同生存与自由的问题。……为实现其本身活计，更不能不力谋抗日战争的胜利。”[9]

在“中华民族”的政治和文化统一性中。，居于媒介的则是“轩辕”文化。为了团结全民族抗战，加强民族的凝聚力，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大力宣传我们都是“黄帝子孙”的观念，以此建构共同的思想文化基础。

姚江滨在《论中华民族》一文中提出民族史上的“中心人物”以及共同祖先问题。他认为中心人物不止黄帝一人，炎帝和蚩尤也是重要的中心人物，只不过由于黄帝战胜了炎帝和蚩尤，各民族得以融合，黄帝成为历史上的“整个民族的同一个领袖”，他“十足的代表着当时民族的中心，并且领导民族更广大的进行民族生活，使得万世的子孙流传下来，所以黄帝不单是所谓汉人的祖先，也是满、蒙、回、藏……等同胞的祖先；而炎帝与蚩尤，也是大家的祖先。……而今日所谓满蒙回藏苗，根本就不能代表一个民族或种族。”[10]在他眼里民族和种族是一回事，没有区分开来，而且他的认识还存在偏颇，但是，他将“黄帝”作为中心人物的代表，以此解释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具有特殊的意义。

陈子怡从中华民族整体观的角度，为“黄帝子孙”问题进行了辩护。他认为黄帝在统一战争的过程中四处留情，“必到处多有黄帝子孙，且其数无法稽考。”其后，通过通婚，血液混合，“底是各姓皆含黄帝血液，而此说更无法否认矣”。[11]虽然这种说法有些荒谬，但是他的认识并不局限于血统的论调，他认为“中华民族与他族混合后而大加改进，以成今日之东亚大民族，而史籍所传，惟记其始祖为黄帝，且有汉族文化以维护之，而永保其黄帝后裔之局面。今者不称黄帝之裔，将谁称耶？”[12]陈子怡的这种解释，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血缘早已混杂难辨，融合在一起了，黄帝子孙的说法，只是历史文化记忆和认同上的延续性，是抗战时期人们自觉维护中华民族人民皆为“黄帝子孙”说法的意识，是对“轩辕”文化内容的扩展，并将之树立为中华文化符号的努力。

在这方面，作出努力的还有新儒家熊十力。他在《中国历史讲话》一书中说道：“余以黄帝为中国五族之元祖，数千年信仰所集，故不能辩。余坚确之信念，则庄子重言，既称黄帝，必古有其人；亦为世所共知有者，始可假其事与言，以为重。又凡有人名而无实人者，唯神话中之人名，则然。今诸书涉及黄帝者，多系正规典册，绝非神话性质，而所传名事，又非怪诞之谈。”[]他注重逻辑和信念，认为以“黄帝”为代表的是一种文化，是各民族共同的信念，有凝聚民族之心的功用，远古真相本身既难考证，从“轩辕”文化的角度考量来说，远古真相似乎已没那么重要了。

这一时期的人们已经对“黄帝”这一象征性先祖的说法持认同的态度，历史真相上到底是与否，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成为了中华文化的符号，是各民族在这一符号下，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认同，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团结和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黄兴涛认为，抗战时期的“黄帝子孙”或“炎黄子孙”[13]说，“不过是部分反映全民族同类认同和凝聚意愿的一种象征性说法而已。它在本质上，乃是以‘泛血缘认同’为表现形式之一的政治和文化的整体认同。”这种说法，在当时有着凝聚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意义，“原因就在于，历经外族入侵的中国人，当其民族危机异常强烈之时，实在迫切需要一种情感上的团结力量。光是政治认同还远远不够，还需要一种带历史文化认同意义的‘泛血缘’纽带的联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谓此种泛血缘联系最为生动形象的概括。”[15]

   以黄帝为代表人物的“轩辕”文化，在抗战时期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认同，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轩辕”文化作为一种媒介，一种文化符号，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凝为一体，成为精神文化层面上的纽带，有利于抵抗日伪在精神领域的进攻。这不仅加深了各民族在文化的认同，而且轩辕文化还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将全世界中华儿女联系起来，成为沟通精神上的桥梁和纽带。

综上所述，在“轩辕”文化的融合下，有利于人们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使得各民族真正的实现“大民族”的融合，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境界，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整体。“轩辕”文化具有超越民族和国家的特性，可以将全世界中华儿女聚在“轩辕”文化的旗帜下，加强沟通和联系，促进思想、文化上的交流，加深民族的认同感。在今天，，我们更应该加强对“轩辕”文化符号的构建，使其更具有广泛性、代表性、统一性、共同性，让“轩辕”文化成为全世界中华儿女的精神归属。

[1] 轩辕威（1984- ），河南睢县人，河南省睢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工，河南省轩辕氏姓氏工作委员会会长，主要从事传统文化、姓氏文化等研究；轩艳青（1988- ）河南睢县人，安徽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文化史、民国史研究。

[2] 阙名：《中国民族论》，《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4期。

[3]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5-66页。

[4]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7页。

[5] 刘晴波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

[6]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0页。

[7]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1页。

[8] 楚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现代青年》1936年第5卷第3期。

[9] 吴文藻：《论边疆教育》，《益世周报》第2卷第10期，1939年3月17日。

[10] 汪少伦：《中华民族的意义》，《国是公论》，1938年第13期。

[11] 姚江滨：《论中华民族》，《民族公论》1940年第3期。

[12] 陈子怡：《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一耶？二耶？》，《西北史地季刊》1938年第1卷第1期。

[13] 陈子怡：《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一耶？二耶？》，《西北史地季刊》1938年第1卷第1期。

[14] 熊十力：《中国历史讲话》，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2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59页。

[15] 抗战时期，从传播的程度来说，“黄帝子孙”比“炎黄子孙”更为流行。“炎黄子孙”说比“黄帝子孙”说更为流行是在建国以后，尤其是80年代之后，这与中国的“民族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16]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01页。

2019年河南省轩辕氏姓氏工作委员会征集通知各地轩辕氏宗亲：

   为更好的挖掘和保护轩辕氏家族文化、古迹，现就全国范围内登记普查与轩辕氏家族有关的碑刻（建国前）、牌匾，包括墓志铭、功德碑、各类牌匾等，一一造册留档，留档时注明保管人、保管人联系方式，该工作由本会牵头落实登记。

特此通知
望各地宗亲积极配合。          

本会委派实施人员：

副 会 长：轩辕君

副秘书长：轩辕文豪          
 

 河南省轩辕氏姓氏工作委员会  

    2019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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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种族”到“民族”：近代以来“轩辕”文化内涵的演变

轩辕威 轩艳青[1]

[摘要]：“轩辕”一词的文化内涵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轩辕”最初的意涵是代表轩辕氏部族，之后发展成为代表以汉族为主体的华夏族，然后在政治上成为各个王朝代表正统的文化符号。到了晚清之后，随着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人们对民族认知意识的提高，“轩辕”一词逐渐成为代表中华民族的象征。特别是在抗战时期，“轩辕”成为团结全国各民族共同抗战的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逐渐被国人所认可和接受。“轩辕”文化的内涵从“种族”到“中华民族”，其深度和广度逐渐扩大，逐渐成为连接全世界中华儿女的精神文化纽带。在今后的历史中，仍然发挥着无可取代的作用。

[关键词]：轩辕氏；华夏族；中华民族；轩辕文化

“轩辕”一词的文化内涵，从代表“种族”到在政治上代表“国家”，再到在文化上代表“中华民族”，其内容的深化是逐渐适应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文化价值。随着“轩辕”文化内涵的扩展，其政治性逐渐消退，文化特性逐渐加强，成为全世界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纽带。学术界对“轩辕”及其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本文从观念史和概念史的角度，通过对“轩辕”文化内涵演变过程的梳理，希望有助于推进“轩辕”文化的研究，让“轩辕”文化成为凝聚全世界中华儿女的精神力量，成为大家共同认可和接受的一种文化符号。

一、由部族到华夏族：“轩辕”内涵的早期的内涵

   先秦之前，由于当时缺少实物资料和文字资料的记载，人们对“轩辕”的认知大都是通过口耳相传，其记忆是零星和琐碎的。直到司马迁通过实地调研之后撰写出《史记》，人们对“轩辕”的认知才逐渐有了清晰的认知，其文化内涵也逐渐扩展和深化。

 “轩辕”一词最初仅是轩辕氏部族的象征。据《古微书》卷十二载：“今按柏皇氏，后有中央氏、大庭氏、栗陆氏、昆连氏、轩辕氏、赫胥氏、葛天氏、尊庐氏、祝诵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阴康氏、无怀氏乃至太昊氏云。《路史》曰：轩辕氏，古封禅之帝，在皇帝之前。昔蒙庄氏论至德之世。轩辕氏后乃有赫胥，而尊庐、祝融次之。”《礼说》卷十对轩辕氏注云：“《路史》谓：轩辕氏，古帝皇，非黄帝也。”也就是说在上古炎帝之前，轩辕氏为“古帝皇”，时间要早于太昊氏，反映轩辕氏部族历时十分久远。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居于轩辕之丘。”黄帝统一华夏后也称其为轩辕氏，因而被称为轩辕黄帝。由于轩辕黄帝伟大的历史功绩，轩辕氏在历史上的名声显著，而人们逐渐将其部族内的其他氏族遗忘。

据《国语》记载，少典氏娶有蟜氏之女，生黄帝和炎帝。可知，二者是同属于一个部族，之后逐渐发展成为两个部族。在炎黄各自的部族中，又有各个小氏族。在黄帝部族内，有轩辕氏、有熊氏、帝鸿氏等。各个氏族有着自己的图腾，例如轩辕氏以“蛇”（龙）为其图腾，有熊氏以“熊”为图腾。在那个时期，为了争夺生存资源，各个部族之间经常发生战争。随着轩辕部族的壮

大，其征服的部族逐渐融入其中，共同组成了轩辕部族。在轩辕部族内，由于轩辕氏族的强大，因而，逐渐成为部族的代表。这时期，“轩辕”仍代表的是轩辕部族。

到了秦汉时期，随着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统一，以及民族的进一步融合，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华夏族。华夏族是在轩辕部族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境内存在着许多个国家和部族，如齐楚赵等国，经过战争，在战国时期逐渐形成了“战国七雄”的局面，后经秦国逐渐统一起来成为一个国家。在统一的过程中，在历史上被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荻的民族，逐渐融合，各个民族的融合进而形成了华夏族——汉族。在这一时期，融合在一起的各个民族都自称是轩辕黄帝的后裔，是轩辕氏的子孙。在文化上，这种认知促进了民族的共同认知，形成了有共同文化象征和载体的华夏族，促进了民族和历史的发展。轩辕文化的内涵和范围逐渐扩大了。

在汉武帝时期，儒家文化成为大一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文化注重道德伦理，促使人们对血统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一时期，统治者和人民都特别注重血统。统治者也以是轩辕氏后裔自称，以此证明自己在血统上的合法性，也以此奠定他们后代在政权上延续性。而在民间，血统也是区别亲疏和财产分割的合法依据。在这一时期，轩辕文化的内涵上打上了“血统”的烙印，这也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起源，划分了种族之间的界限，埋下了种族之间对抗的导火索。

元、清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这时期，是种族之间对抗最为激烈的时期。这既是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在文化上的争斗，也是种族之间为了生存，争夺资源的争斗，是一个国家内民族之间的矛盾。由于受“血统”论的影响，特别是以宋明理学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文化对“血统”的鼓吹，加剧了这个时期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种族对抗。因而，在这个时间段内，以轩辕文化为特征的民族融合中，更多体现的是民族之间的对抗，影响了民族融合的步伐和轩辕文化的发展。

在历史上，“轩辕”文化的内涵具有政治性和文化属性。在政治上，以此代表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是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使用的工具。特别是元、清少数民族政权，为了加强对全国的统治，为了得到全国人民对政权的认可和接受，也都宣称自己是黄帝后裔，是轩辕氏的子孙，以此为桥梁，缓和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对抗。在文化上，以此形成大家认可的轩辕文化，使得人们在文化和精神上有了共同的对象，促进民族之间的融合和文化交流，以此巩固新政权。

20世纪之前，轩辕文化的内涵，由部族、华夏族到汉族文化的演变。轩辕文化在之初，具有一定的包容性，使得民族之间的融合和文化交流较为顺利，逐渐形成有共同特征的汉文化。然而，由于受到“血统”文化的影响，逐渐使得轩辕文化内涵走向了狭隘的汉民族主义，使得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的道路曲折不平，影响了历史的发展进程。

  轩辕文化具有包容性的特征，可以弥合民族和文化之间缝隙，促进民族融合和文化的发展，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提供动力。清初的时候，日本等属国之所以不承认清政府，既有文化上的不认可，也夹带着其特殊的政治目的。当今，美国学者提出的所谓“新清史”，其观点具有很大的偏颇性。清史是轩辕文化历史的继承、延续和发展。在文化上，具有以轩辕文化为特征的共同文化和精神认同；在政治上，是明朝政权在政策、法令等上面的继承和发展。因而，清史是中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清史”的提法，从立论和证据上，都是站不住脚的。虽然他们自称是出于学术研究，不带政治目的。然而，从其影响上来看，具有割裂中国文化传承，分裂中国的不良后果。我们应以“轩辕”文化为旗帜，研究和发扬轩辕文化，来应对“新清史”的挑战，从文化上驳倒其存在。

二、由“种族”到“民族”：晚清以来“轩辕”文化的扩展

晚清以来，随着清政府在统治上的日益腐败和民族危机的加深，有识之士认识到必须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才能实现国家的独立，摆脱民族危机。一些激进的革命者提出了以推翻清政府为目的的排满革命。

排满革命从内容和形式上看，是为了推翻日益腐朽的清政府，然而，在影响上却体现出革命的狭隘性。这些激进的革命者，以大汉族主义来推翻满族的统治，显露出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体现出人们对种族认知的不足及其片面性，以为推翻满族的统治，建立汉族的统治就能摆脱民族危机，这是不现实的。

随着人们对种族认识的提高，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在中国境内的民族都是中国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在实现国家独立和摆脱民族危机上，仅靠汉族是难以实现的，应该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中华民族的概念逐渐清晰起来。

在中华民族的概念被提出之前，人们还没将种族和民族区别开来，是将二者混合使用。随着西方“民族”概念的传入及其影响，中国人逐渐认识到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民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1903年《湖北学生界》刊登了没有署名作者的《中国民族论》一文，他认为：“中国者，中国民族之中国，非中国民族不得干与……中国民族者，黄帝一统太古民族以来之通称也。虽地偏亚东，不得谓之中；权移外人，不得谓之国，子子孙孙，继继承承，四千余年之血族，聚族于此。中国民族者，仍祖国之名号也……而吾种族始得雄飞于二十世纪。”[2]在这里，作者提到的民族概念中，依然将中国境内现存的各个民族包含进去。民族的内涵和范围已超越了汉族一族，将全国各种族都涵盖在内，进而形成“中华民族”的观念。

据黄兴涛考证，“中华民族”一词，大约诞生于1902年，“最初人们使用它时，指代的主要是‘汉族’，后来才逐渐表示今天的含义。”它体现了最初具有现代民族意识的汉族知识分子中，大体经历了从“小民族”到“大民族”，即从“汉族”到“中华民族”的双重觉悟过程。“与此相一致，它还伴随着一个从现实到历史、然后再回到现实的民族认知历程。”[3]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载《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最早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指代的是汉族（《新民丛报》第5号，第62页）。他在文中说：“中华建国，实始夏后。古代称黄族为华夏，为诸夏，皆纪念禹之功德，而用其名以代表国民也。”1905年，他又在《新民丛报》第65-66号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以汉族之义7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成为自觉书写“中华民族”之史的先驱。

以今天的立场来看当时梁启超的观点，会觉得他所提的“中华民族”一词仅代表汉族是不恰当的。但是，我们应该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考察他这一观点的提出，才能真正的理解他的意思。一方面，在当时，人们对“民族”的认知还比较简单、浅薄，没有将“种族”和“民族”之间的界限沿革划分清楚，这种将“民族”和“种族”混用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民国以后。另一方面，他以“中华民族”一词取代或超越“汉族”一词，“并不只是一个民族称谓的改变问题，同时也意味着一种观念的转变：那就是历史地、连续地、融合地、开放地看待中国主体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这不仅增强了中国主体民族的认同感，还蕴含着并显示出一种开放性和包容力。”[4]

梁启超“中华民族”的这种观念的提出与当时革命派激烈的排满运动的社会大环境密切相关。当时，革命派为了推翻清王朝，发起了“尊黄运动”，提倡以黄帝纪念取代清王朝的纪念方式，立宪派提出以孔子纪念。两派关于纪念方式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梁启超针对这一形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满族早已融化于中华民族之中。他的这种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认同，为实现民初共同体意义上的现代意义的民族认同，提供了顺理成章的逻辑，促进了国人现代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

1907年，杨度在立宪派喉舌《中国新报》上发表《金铁主义说》一文，较早倡导“五族大同”，认为中国汉、满、蒙、回、藏五族，“但可合五为一，而不可分一为五。分一为五之不可，既详论之矣。至于合五为一，则此后中国，亦为至要之政。”[5]他在梁启超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对“中华民族”一体化融合的趋势和发展方向进行了阐释。“五族”并提，体现了他对“民族”历史文化共同体的社会特征以及现代国民平等的政治前提的政治共同体特征认识。他在国内各民族整体意义上，尝试使用现代中华民族概念，“就概念本身而言，实已基本具备了中国国内各民族总体的现代含义之雏形，只不过尚不完全具备现存各民族平等融合的实现理念而已。”[6]

梁启超、杨度等人对“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和认识，为国人从“种族”到“民族”认识理念的转变提供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国人在实现推翻清政府后，人们能够很快从狭隘的大汉族民族主义中挣脱出来，提倡五族共和的思想并广为流传和被人们接受。

在“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和形成过程中，“轩辕黄帝”及其文化反复被提及。不管是革命派的“尊黄运动”，还是立宪派的“孔子纪念”的提出，都使用“轩辕”文化来论证自己行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说明当时人对“轩辕”文化的认可，“轩辕”文化就像是一条绳子，将各民族连接在一起，建构了共同体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的认同。

此时，“轩辕”文化的内涵，真正的由“种族”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其文化思想和内容得到进一步的扩展。因为，“轩辕”文化在处理民族之间的融合和文化交流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能够通过轩辕文化作为媒介和桥梁，将各民族连接在一起，弥合各种族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和中华文明的发展。

三、“轩辕”——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

   黄兴涛认为，“现汉语中，‘中华民族’一词真正具有中国现存各民族全面融合，其全体成员均以‘国民’或‘公民’身份平等构成现代政治和文化共同体的确定含义，也即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观念在中国得以最终确立和流行，当是辛亥革命爆发和中华民国建立以后。”[7]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民族”概念具有政治和文化特征。

   在民国时期，更多的是强调的“中华民族”的政治性。不管是袁世凯还是蒋介石，他们所宣扬的“民族”理论，大都是基于政治目的的考量，其目的是从文化上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来加强和巩固政权的统治。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为抵御日本及汉奸在思想文化方面的进攻，巩固全民族团结，服务于抗战，以“轩辕”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民族”观念为国人所认可和接受。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的文化特性被强调。

首先是它的整体性。1935年10月，留法归国的赖希如在孙科创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上发表了《中华民族论》一文，较为明确的阐述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国内各民族均为“种族”的观念。他认为汉族的血统中包含着其他五族的若干成分，他们已同化于汉族，这种同化体现在生活上、精神上和文化上，“故汉族实为中华民族的母体，自应代表中华民族之全称。”12月，傅斯年发表题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文，强调中国历来政治上崇尚大一统

强调中国历来政治上崇尚大一统与“中华民族”不可分裂的整体性之关联。他强调的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宗旨，体现了全民族团结的时代愿望和精神祈求，引起了不少共鸣，一时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呼声响遍全国。如“‘中华民族是整个的！’这是我们四万万同胞都应当有的一个认识。……我们要以铁与血来保护中华民国主权和疆土的完整！！”[8]

其次是它政治和文化的统一性。吴文藻在《论边疆教育》一文中提出了“‘多元文化’和‘政治一体’”的现阶段中华民族建设构想。他认为“惟欲团结各民族精神，使‘多元文化’，冶于一炉，成为‘政治一体’，当自沟通各族文化始、……且可促使边民彻底觉悟，覆巢之下，绝无完卵，更加积极团结，一致拥护中央，共保中华民族！”[]吴文藻在这里不仅提出各民族是不可分割的“政治一体”，而且还尝试提出保持发展国内各民族“多元文化”的格局，这体现了当时“中华民族”观念中政治和文化性的统一。

这一时期，“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或者“中华民族是一个”，都反映了抗战时期时代思潮中的大势所趋和国人的情感归属。当然，他们提出这个概念的目的还是服务于全民族抗战的需要的，正如汪少伦在《中华民族的意义》一文中所说：“中华民族既为汉满蒙回藏苗六大支族的化合或综合体，则目前中华民族生存与自由的问题实即这六大支族共同生存与自由的问题。……为实现其本身活计，更不能不力谋抗日战争的胜利。”[9]

在“中华民族”的政治和文化统一性中。，居于媒介的则是“轩辕”文化。为了团结全民族抗战，加强民族的凝聚力，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大力宣传我们都是“黄帝子孙”的观念，以此建构共同的思想文化基础。

姚江滨在《论中华民族》一文中提出民族史上的“中心人物”以及共同祖先问题。他认为中心人物不止黄帝一人，炎帝和蚩尤也是重要的中心人物，只不过由于黄帝战胜了炎帝和蚩尤，各民族得以融合，黄帝成为历史上的“整个民族的同一个领袖”，他“十足的代表着当时民族的中心，并且领导民族更广大的进行民族生活，使得万世的子孙流传下来，所以黄帝不单是所谓汉人的祖先，也是满、蒙、回、藏……等同胞的祖先；而炎帝与蚩尤，也是大家的祖先。……而今日所谓满蒙回藏苗，根本就不能代表一个民族或种族。”[10]在他眼里民族和种族是一回事，没有区分开来，而且他的认识还存在偏颇，但是，他将“黄帝”作为中心人物的代表，以此解释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具有特殊的意义。

陈子怡从中华民族整体观的角度，为“黄帝子孙”问题进行了辩护。他认为黄帝在统一战争的过程中四处留情，“必到处多有黄帝子孙，且其数无法稽考。”其后，通过通婚，血液混合，“底是各姓皆含黄帝血液，而此说更无法否认矣”。[11]虽然这种说法有些荒谬，但是他的认识并不局限于血统的论调，他认为“中华民族与他族混合后而大加改进，以成今日之东亚大民族，而史籍所传，惟记其始祖为黄帝，且有汉族文化以维护之，而永保其黄帝后裔之局面。今者不称黄帝之裔，将谁称耶？”[12]陈子怡的这种解释，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血缘早已混杂难辨，融合在一起了，黄帝子孙的说法，只是历史文化记忆和认同上的延续性，是抗战时期人们自觉维护中华民族人民皆为“黄帝子孙”说法的意识，是对“轩辕”文化内容的扩展，并将之树立为中华文化符号的努力。

在这方面，作出努力的还有新儒家熊十力。他在《中国历史讲话》一书中说道：“余以黄帝为中国五族之元祖，数千年信仰所集，故不能辩。余坚确之信念，则庄子重言，既称黄帝，必古有其人；亦为世所共知有者，始可假其事与言，以为重。又凡有人名而无实人者，唯神话中之人名，则然。今诸书涉及黄帝者，多系正规典册，绝非神话性质，而所传名事，又非怪诞之谈。”[]他注重逻辑和信念，认为以“黄帝”为代表的是一种文化，是各民族共同的信念，有凝聚民族之心的功用，远古真相本身既难考证，从“轩辕”文化的角度考量来说，远古真相似乎已没那么重要了。

这一时期的人们已经对“黄帝”这一象征性先祖的说法持认同的态度，历史真相上到底是与否，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成为了中华文化的符号，是各民族在这一符号下，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认同，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团结和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黄兴涛认为，抗战时期的“黄帝子孙”或“炎黄子孙”[13]说，“不过是部分反映全民族同类认同和凝聚意愿的一种象征性说法而已。它在本质上，乃是以‘泛血缘认同’为表现形式之一的政治和文化的整体认同。”这种说法，在当时有着凝聚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意义，“原因就在于，历经外族入侵的中国人，当其民族危机异常强烈之时，实在迫切需要一种情感上的团结力量。光是政治认同还远远不够，还需要一种带历史文化认同意义的‘泛血缘’纽带的联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谓此种泛血缘联系最为生动形象的概括。”[15]

   以黄帝为代表人物的“轩辕”文化，在抗战时期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认同，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轩辕”文化作为一种媒介，一种文化符号，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凝为一体，成为精神文化层面上的纽带，有利于抵抗日伪在精神领域的进攻。这不仅加深了各民族在文化的认同，而且轩辕文化还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将全世界中华儿女联系起来，成为沟通精神上的桥梁和纽带。

综上所述，在“轩辕”文化的融合下，有利于人们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使得各民族真正的实现“大民族”的融合，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境界，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整体。“轩辕”文化具有超越民族和国家的特性，可以将全世界中华儿女聚在“轩辕”文化的旗帜下，加强沟通和联系，促进思想、文化上的交流，加深民族的认同感。在今天，，我们更应该加强对“轩辕”文化符号的构建，使其更具有广泛性、代表性、统一性、共同性，让“轩辕”文化成为全世界中华儿女的精神归属。

[1] 轩辕威（1984- ），河南睢县人，河南省睢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工，河南省轩辕氏姓氏工作委员会会长，主要从事传统文化、姓氏文化等研究；轩艳青（1988- ）河南睢县人，安徽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文化史、民国史研究。

[2] 阙名：《中国民族论》，《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4期。

[3]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5-66页。

[4]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7页。

[5] 刘晴波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

[6]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0页。

[7]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1页。

[8] 楚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现代青年》1936年第5卷第3期。

[9] 吴文藻：《论边疆教育》，《益世周报》第2卷第10期，1939年3月17日。

[10] 汪少伦：《中华民族的意义》，《国是公论》，1938年第13期。

[11] 姚江滨：《论中华民族》，《民族公论》1940年第3期。

[12] 陈子怡：《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一耶？二耶？》，《西北史地季刊》1938年第1卷第1期。

[13] 陈子怡：《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一耶？二耶？》，《西北史地季刊》1938年第1卷第1期。

[14] 熊十力：《中国历史讲话》，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2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59页。

[15] 抗战时期，从传播的程度来说，“黄帝子孙”比“炎黄子孙”更为流行。“炎黄子孙”说比“黄帝子孙”说更为流行是在建国以后，尤其是80年代之后，这与中国的“民族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16]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01页。

2019年河南省轩辕氏姓氏工作委员会征集通知各地轩辕氏宗亲：

   为更好的挖掘和保护轩辕氏家族文化、古迹，现就全国范围内登记普查与轩辕氏家族有关的碑刻（建国前）、牌匾，包括墓志铭、功德碑、各类牌匾等，一一造册留档，留档时注明保管人、保管人联系方式，该工作由本会牵头落实登记。

特此通知
望各地宗亲积极配合。          

本会委派实施人员：

副 会 长：轩辕君

副秘书长：轩辕文豪          
 

 河南省轩辕氏姓氏工作委员会  

    2019年3月25日



弘扬轩辕文化  传承华夏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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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种族”到“民族”：近代以来“轩辕”文化内涵的演变

轩辕威 轩艳青[1]

[摘要]：“轩辕”一词的文化内涵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轩辕”最初的意涵是代表轩辕氏部族，之后发展成为代表以汉族为主体的华夏族，然后在政治上成为各个王朝代表正统的文化符号。到了晚清之后，随着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人们对民族认知意识的提高，“轩辕”一词逐渐成为代表中华民族的象征。特别是在抗战时期，“轩辕”成为团结全国各民族共同抗战的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逐渐被国人所认可和接受。“轩辕”文化的内涵从“种族”到“中华民族”，其深度和广度逐渐扩大，逐渐成为连接全世界中华儿女的精神文化纽带。在今后的历史中，仍然发挥着无可取代的作用。

[关键词]：轩辕氏；华夏族；中华民族；轩辕文化

“轩辕”一词的文化内涵，从代表“种族”到在政治上代表“国家”，再到在文化上代表“中华民族”，其内容的深化是逐渐适应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文化价值。随着“轩辕”文化内涵的扩展，其政治性逐渐消退，文化特性逐渐加强，成为全世界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纽带。学术界对“轩辕”及其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本文从观念史和概念史的角度，通过对“轩辕”文化内涵演变过程的梳理，希望有助于推进“轩辕”文化的研究，让“轩辕”文化成为凝聚全世界中华儿女的精神力量，成为大家共同认可和接受的一种文化符号。

一、由部族到华夏族：“轩辕”内涵的早期的内涵

   先秦之前，由于当时缺少实物资料和文字资料的记载，人们对“轩辕”的认知大都是通过口耳相传，其记忆是零星和琐碎的。直到司马迁通过实地调研之后撰写出《史记》，人们对“轩辕”的认知才逐渐有了清晰的认知，其文化内涵也逐渐扩展和深化。

 “轩辕”一词最初仅是轩辕氏部族的象征。据《古微书》卷十二载：“今按柏皇氏，后有中央氏、大庭氏、栗陆氏、昆连氏、轩辕氏、赫胥氏、葛天氏、尊庐氏、祝诵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阴康氏、无怀氏乃至太昊氏云。《路史》曰：轩辕氏，古封禅之帝，在皇帝之前。昔蒙庄氏论至德之世。轩辕氏后乃有赫胥，而尊庐、祝融次之。”《礼说》卷十对轩辕氏注云：“《路史》谓：轩辕氏，古帝皇，非黄帝也。”也就是说在上古炎帝之前，轩辕氏为“古帝皇”，时间要早于太昊氏，反映轩辕氏部族历时十分久远。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居于轩辕之丘。”黄帝统一华夏后也称其为轩辕氏，因而被称为轩辕黄帝。由于轩辕黄帝伟大的历史功绩，轩辕氏在历史上的名声显著，而人们逐渐将其部族内的其他氏族遗忘。

据《国语》记载，少典氏娶有蟜氏之女，生黄帝和炎帝。可知，二者是同属于一个部族，之后逐渐发展成为两个部族。在炎黄各自的部族中，又有各个小氏族。在黄帝部族内，有轩辕氏、有熊氏、帝鸿氏等。各个氏族有着自己的图腾，例如轩辕氏以“蛇”（龙）为其图腾，有熊氏以“熊”为图腾。在那个时期，为了争夺生存资源，各个部族之间经常发生战争。随着轩辕部族的壮

大，其征服的部族逐渐融入其中，共同组成了轩辕部族。在轩辕部族内，由于轩辕氏族的强大，因而，逐渐成为部族的代表。这时期，“轩辕”仍代表的是轩辕部族。

到了秦汉时期，随着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统一，以及民族的进一步融合，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华夏族。华夏族是在轩辕部族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境内存在着许多个国家和部族，如齐楚赵等国，经过战争，在战国时期逐渐形成了“战国七雄”的局面，后经秦国逐渐统一起来成为一个国家。在统一的过程中，在历史上被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荻的民族，逐渐融合，各个民族的融合进而形成了华夏族——汉族。在这一时期，融合在一起的各个民族都自称是轩辕黄帝的后裔，是轩辕氏的子孙。在文化上，这种认知促进了民族的共同认知，形成了有共同文化象征和载体的华夏族，促进了民族和历史的发展。轩辕文化的内涵和范围逐渐扩大了。

在汉武帝时期，儒家文化成为大一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文化注重道德伦理，促使人们对血统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一时期，统治者和人民都特别注重血统。统治者也以是轩辕氏后裔自称，以此证明自己在血统上的合法性，也以此奠定他们后代在政权上延续性。而在民间，血统也是区别亲疏和财产分割的合法依据。在这一时期，轩辕文化的内涵上打上了“血统”的烙印，这也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起源，划分了种族之间的界限，埋下了种族之间对抗的导火索。

元、清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这时期，是种族之间对抗最为激烈的时期。这既是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在文化上的争斗，也是种族之间为了生存，争夺资源的争斗，是一个国家内民族之间的矛盾。由于受“血统”论的影响，特别是以宋明理学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文化对“血统”的鼓吹，加剧了这个时期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种族对抗。因而，在这个时间段内，以轩辕文化为特征的民族融合中，更多体现的是民族之间的对抗，影响了民族融合的步伐和轩辕文化的发展。

在历史上，“轩辕”文化的内涵具有政治性和文化属性。在政治上，以此代表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是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使用的工具。特别是元、清少数民族政权，为了加强对全国的统治，为了得到全国人民对政权的认可和接受，也都宣称自己是黄帝后裔，是轩辕氏的子孙，以此为桥梁，缓和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对抗。在文化上，以此形成大家认可的轩辕文化，使得人们在文化和精神上有了共同的对象，促进民族之间的融合和文化交流，以此巩固新政权。

20世纪之前，轩辕文化的内涵，由部族、华夏族到汉族文化的演变。轩辕文化在之初，具有一定的包容性，使得民族之间的融合和文化交流较为顺利，逐渐形成有共同特征的汉文化。然而，由于受到“血统”文化的影响，逐渐使得轩辕文化内涵走向了狭隘的汉民族主义，使得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的道路曲折不平，影响了历史的发展进程。

  轩辕文化具有包容性的特征，可以弥合民族和文化之间缝隙，促进民族融合和文化的发展，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提供动力。清初的时候，日本等属国之所以不承认清政府，既有文化上的不认可，也夹带着其特殊的政治目的。当今，美国学者提出的所谓“新清史”，其观点具有很大的偏颇性。清史是轩辕文化历史的继承、延续和发展。在文化上，具有以轩辕文化为特征的共同文化和精神认同；在政治上，是明朝政权在政策、法令等上面的继承和发展。因而，清史是中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清史”的提法，从立论和证据上，都是站不住脚的。虽然他们自称是出于学术研究，不带政治目的。然而，从其影响上来看，具有割裂中国文化传承，分裂中国的不良后果。我们应以“轩辕”文化为旗帜，研究和发扬轩辕文化，来应对“新清史”的挑战，从文化上驳倒其存在。

二、由“种族”到“民族”：晚清以来“轩辕”文化的扩展

晚清以来，随着清政府在统治上的日益腐败和民族危机的加深，有识之士认识到必须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才能实现国家的独立，摆脱民族危机。一些激进的革命者提出了以推翻清政府为目的的排满革命。

排满革命从内容和形式上看，是为了推翻日益腐朽的清政府，然而，在影响上却体现出革命的狭隘性。这些激进的革命者，以大汉族主义来推翻满族的统治，显露出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体现出人们对种族认知的不足及其片面性，以为推翻满族的统治，建立汉族的统治就能摆脱民族危机，这是不现实的。

随着人们对种族认识的提高，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在中国境内的民族都是中国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在实现国家独立和摆脱民族危机上，仅靠汉族是难以实现的，应该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中华民族的概念逐渐清晰起来。

在中华民族的概念被提出之前，人们还没将种族和民族区别开来，是将二者混合使用。随着西方“民族”概念的传入及其影响，中国人逐渐认识到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民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1903年《湖北学生界》刊登了没有署名作者的《中国民族论》一文，他认为：“中国者，中国民族之中国，非中国民族不得干与……中国民族者，黄帝一统太古民族以来之通称也。虽地偏亚东，不得谓之中；权移外人，不得谓之国，子子孙孙，继继承承，四千余年之血族，聚族于此。中国民族者，仍祖国之名号也……而吾种族始得雄飞于二十世纪。”[2]在这里，作者提到的民族概念中，依然将中国境内现存的各个民族包含进去。民族的内涵和范围已超越了汉族一族，将全国各种族都涵盖在内，进而形成“中华民族”的观念。

据黄兴涛考证，“中华民族”一词，大约诞生于1902年，“最初人们使用它时，指代的主要是‘汉族’，后来才逐渐表示今天的含义。”它体现了最初具有现代民族意识的汉族知识分子中，大体经历了从“小民族”到“大民族”，即从“汉族”到“中华民族”的双重觉悟过程。“与此相一致，它还伴随着一个从现实到历史、然后再回到现实的民族认知历程。”[3]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载《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最早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指代的是汉族（《新民丛报》第5号，第62页）。他在文中说：“中华建国，实始夏后。古代称黄族为华夏，为诸夏，皆纪念禹之功德，而用其名以代表国民也。”1905年，他又在《新民丛报》第65-66号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以汉族之义7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成为自觉书写“中华民族”之史的先驱。

以今天的立场来看当时梁启超的观点，会觉得他所提的“中华民族”一词仅代表汉族是不恰当的。但是，我们应该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考察他这一观点的提出，才能真正的理解他的意思。一方面，在当时，人们对“民族”的认知还比较简单、浅薄，没有将“种族”和“民族”之间的界限沿革划分清楚，这种将“民族”和“种族”混用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民国以后。另一方面，他以“中华民族”一词取代或超越“汉族”一词，“并不只是一个民族称谓的改变问题，同时也意味着一种观念的转变：那就是历史地、连续地、融合地、开放地看待中国主体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这不仅增强了中国主体民族的认同感，还蕴含着并显示出一种开放性和包容力。”[4]

梁启超“中华民族”的这种观念的提出与当时革命派激烈的排满运动的社会大环境密切相关。当时，革命派为了推翻清王朝，发起了“尊黄运动”，提倡以黄帝纪念取代清王朝的纪念方式，立宪派提出以孔子纪念。两派关于纪念方式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梁启超针对这一形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满族早已融化于中华民族之中。他的这种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认同，为实现民初共同体意义上的现代意义的民族认同，提供了顺理成章的逻辑，促进了国人现代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

1907年，杨度在立宪派喉舌《中国新报》上发表《金铁主义说》一文，较早倡导“五族大同”，认为中国汉、满、蒙、回、藏五族，“但可合五为一，而不可分一为五。分一为五之不可，既详论之矣。至于合五为一，则此后中国，亦为至要之政。”[5]他在梁启超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对“中华民族”一体化融合的趋势和发展方向进行了阐释。“五族”并提，体现了他对“民族”历史文化共同体的社会特征以及现代国民平等的政治前提的政治共同体特征认识。他在国内各民族整体意义上，尝试使用现代中华民族概念，“就概念本身而言，实已基本具备了中国国内各民族总体的现代含义之雏形，只不过尚不完全具备现存各民族平等融合的实现理念而已。”[6]

梁启超、杨度等人对“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和认识，为国人从“种族”到“民族”认识理念的转变提供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国人在实现推翻清政府后，人们能够很快从狭隘的大汉族民族主义中挣脱出来，提倡五族共和的思想并广为流传和被人们接受。

在“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和形成过程中，“轩辕黄帝”及其文化反复被提及。不管是革命派的“尊黄运动”，还是立宪派的“孔子纪念”的提出，都使用“轩辕”文化来论证自己行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说明当时人对“轩辕”文化的认可，“轩辕”文化就像是一条绳子，将各民族连接在一起，建构了共同体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的认同。

此时，“轩辕”文化的内涵，真正的由“种族”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其文化思想和内容得到进一步的扩展。因为，“轩辕”文化在处理民族之间的融合和文化交流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能够通过轩辕文化作为媒介和桥梁，将各民族连接在一起，弥合各种族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和中华文明的发展。

三、“轩辕”——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

   黄兴涛认为，“现汉语中，‘中华民族’一词真正具有中国现存各民族全面融合，其全体成员均以‘国民’或‘公民’身份平等构成现代政治和文化共同体的确定含义，也即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观念在中国得以最终确立和流行，当是辛亥革命爆发和中华民国建立以后。”[7]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民族”概念具有政治和文化特征。

   在民国时期，更多的是强调的“中华民族”的政治性。不管是袁世凯还是蒋介石，他们所宣扬的“民族”理论，大都是基于政治目的的考量，其目的是从文化上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来加强和巩固政权的统治。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为抵御日本及汉奸在思想文化方面的进攻，巩固全民族团结，服务于抗战，以“轩辕”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民族”观念为国人所认可和接受。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的文化特性被强调。

首先是它的整体性。1935年10月，留法归国的赖希如在孙科创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上发表了《中华民族论》一文，较为明确的阐述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国内各民族均为“种族”的观念。他认为汉族的血统中包含着其他五族的若干成分，他们已同化于汉族，这种同化体现在生活上、精神上和文化上，“故汉族实为中华民族的母体，自应代表中华民族之全称。”12月，傅斯年发表题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文，强调中国历来政治上崇尚大一统

强调中国历来政治上崇尚大一统与“中华民族”不可分裂的整体性之关联。他强调的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宗旨，体现了全民族团结的时代愿望和精神祈求，引起了不少共鸣，一时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呼声响遍全国。如“‘中华民族是整个的！’这是我们四万万同胞都应当有的一个认识。……我们要以铁与血来保护中华民国主权和疆土的完整！！”[8]

其次是它政治和文化的统一性。吴文藻在《论边疆教育》一文中提出了“‘多元文化’和‘政治一体’”的现阶段中华民族建设构想。他认为“惟欲团结各民族精神，使‘多元文化’，冶于一炉，成为‘政治一体’，当自沟通各族文化始、……且可促使边民彻底觉悟，覆巢之下，绝无完卵，更加积极团结，一致拥护中央，共保中华民族！”[]吴文藻在这里不仅提出各民族是不可分割的“政治一体”，而且还尝试提出保持发展国内各民族“多元文化”的格局，这体现了当时“中华民族”观念中政治和文化性的统一。

这一时期，“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或者“中华民族是一个”，都反映了抗战时期时代思潮中的大势所趋和国人的情感归属。当然，他们提出这个概念的目的还是服务于全民族抗战的需要的，正如汪少伦在《中华民族的意义》一文中所说：“中华民族既为汉满蒙回藏苗六大支族的化合或综合体，则目前中华民族生存与自由的问题实即这六大支族共同生存与自由的问题。……为实现其本身活计，更不能不力谋抗日战争的胜利。”[9]

在“中华民族”的政治和文化统一性中。，居于媒介的则是“轩辕”文化。为了团结全民族抗战，加强民族的凝聚力，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大力宣传我们都是“黄帝子孙”的观念，以此建构共同的思想文化基础。

姚江滨在《论中华民族》一文中提出民族史上的“中心人物”以及共同祖先问题。他认为中心人物不止黄帝一人，炎帝和蚩尤也是重要的中心人物，只不过由于黄帝战胜了炎帝和蚩尤，各民族得以融合，黄帝成为历史上的“整个民族的同一个领袖”，他“十足的代表着当时民族的中心，并且领导民族更广大的进行民族生活，使得万世的子孙流传下来，所以黄帝不单是所谓汉人的祖先，也是满、蒙、回、藏……等同胞的祖先；而炎帝与蚩尤，也是大家的祖先。……而今日所谓满蒙回藏苗，根本就不能代表一个民族或种族。”[10]在他眼里民族和种族是一回事，没有区分开来，而且他的认识还存在偏颇，但是，他将“黄帝”作为中心人物的代表，以此解释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具有特殊的意义。

陈子怡从中华民族整体观的角度，为“黄帝子孙”问题进行了辩护。他认为黄帝在统一战争的过程中四处留情，“必到处多有黄帝子孙，且其数无法稽考。”其后，通过通婚，血液混合，“底是各姓皆含黄帝血液，而此说更无法否认矣”。[11]虽然这种说法有些荒谬，但是他的认识并不局限于血统的论调，他认为“中华民族与他族混合后而大加改进，以成今日之东亚大民族，而史籍所传，惟记其始祖为黄帝，且有汉族文化以维护之，而永保其黄帝后裔之局面。今者不称黄帝之裔，将谁称耶？”[12]陈子怡的这种解释，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血缘早已混杂难辨，融合在一起了，黄帝子孙的说法，只是历史文化记忆和认同上的延续性，是抗战时期人们自觉维护中华民族人民皆为“黄帝子孙”说法的意识，是对“轩辕”文化内容的扩展，并将之树立为中华文化符号的努力。

在这方面，作出努力的还有新儒家熊十力。他在《中国历史讲话》一书中说道：“余以黄帝为中国五族之元祖，数千年信仰所集，故不能辩。余坚确之信念，则庄子重言，既称黄帝，必古有其人；亦为世所共知有者，始可假其事与言，以为重。又凡有人名而无实人者，唯神话中之人名，则然。今诸书涉及黄帝者，多系正规典册，绝非神话性质，而所传名事，又非怪诞之谈。”[]他注重逻辑和信念，认为以“黄帝”为代表的是一种文化，是各民族共同的信念，有凝聚民族之心的功用，远古真相本身既难考证，从“轩辕”文化的角度考量来说，远古真相似乎已没那么重要了。

这一时期的人们已经对“黄帝”这一象征性先祖的说法持认同的态度，历史真相上到底是与否，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成为了中华文化的符号，是各民族在这一符号下，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认同，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团结和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黄兴涛认为，抗战时期的“黄帝子孙”或“炎黄子孙”[13]说，“不过是部分反映全民族同类认同和凝聚意愿的一种象征性说法而已。它在本质上，乃是以‘泛血缘认同’为表现形式之一的政治和文化的整体认同。”这种说法，在当时有着凝聚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意义，“原因就在于，历经外族入侵的中国人，当其民族危机异常强烈之时，实在迫切需要一种情感上的团结力量。光是政治认同还远远不够，还需要一种带历史文化认同意义的‘泛血缘’纽带的联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谓此种泛血缘联系最为生动形象的概括。”[15]

   以黄帝为代表人物的“轩辕”文化，在抗战时期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认同，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轩辕”文化作为一种媒介，一种文化符号，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凝为一体，成为精神文化层面上的纽带，有利于抵抗日伪在精神领域的进攻。这不仅加深了各民族在文化的认同，而且轩辕文化还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将全世界中华儿女联系起来，成为沟通精神上的桥梁和纽带。

综上所述，在“轩辕”文化的融合下，有利于人们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使得各民族真正的实现“大民族”的融合，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境界，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整体。“轩辕”文化具有超越民族和国家的特性，可以将全世界中华儿女聚在“轩辕”文化的旗帜下，加强沟通和联系，促进思想、文化上的交流，加深民族的认同感。在今天，，我们更应该加强对“轩辕”文化符号的构建，使其更具有广泛性、代表性、统一性、共同性，让“轩辕”文化成为全世界中华儿女的精神归属。

[1] 轩辕威（1984- ），河南睢县人，河南省睢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工，河南省轩辕氏姓氏工作委员会会长，主要从事传统文化、姓氏文化等研究；轩艳青（1988- ）河南睢县人，安徽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文化史、民国史研究。

[2] 阙名：《中国民族论》，《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4期。

[3]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5-66页。

[4]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7页。

[5] 刘晴波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

[6]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0页。

[7]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1页。

[8] 楚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现代青年》1936年第5卷第3期。

[9] 吴文藻：《论边疆教育》，《益世周报》第2卷第10期，1939年3月17日。

[10] 汪少伦：《中华民族的意义》，《国是公论》，1938年第13期。

[11] 姚江滨：《论中华民族》，《民族公论》1940年第3期。

[12] 陈子怡：《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一耶？二耶？》，《西北史地季刊》1938年第1卷第1期。

[13] 陈子怡：《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一耶？二耶？》，《西北史地季刊》1938年第1卷第1期。

[14] 熊十力：《中国历史讲话》，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2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59页。

[15] 抗战时期，从传播的程度来说，“黄帝子孙”比“炎黄子孙”更为流行。“炎黄子孙”说比“黄帝子孙”说更为流行是在建国以后，尤其是80年代之后，这与中国的“民族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16]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01页。

2019年河南省轩辕氏姓氏工作委员会征集通知各地轩辕氏宗亲：

   为更好的挖掘和保护轩辕氏家族文化、古迹，现就全国范围内登记普查与轩辕氏家族有关的碑刻（建国前）、牌匾，包括墓志铭、功德碑、各类牌匾等，一一造册留档，留档时注明保管人、保管人联系方式，该工作由本会牵头落实登记。

特此通知
望各地宗亲积极配合。          

本会委派实施人员：

副 会 长：轩辕君

副秘书长：轩辕文豪          
 

 河南省轩辕氏姓氏工作委员会  

    2019年3月25日



弘扬轩辕文化  传承华夏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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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种族”到“民族”：近代以来“轩辕”文化内涵的演变

轩辕威 轩艳青[1]

[摘要]：“轩辕”一词的文化内涵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轩辕”最初的意涵是代表轩辕氏部族，之后发展成为代表以汉族为主体的华夏族，然后在政治上成为各个王朝代表正统的文化符号。到了晚清之后，随着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人们对民族认知意识的提高，“轩辕”一词逐渐成为代表中华民族的象征。特别是在抗战时期，“轩辕”成为团结全国各民族共同抗战的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逐渐被国人所认可和接受。“轩辕”文化的内涵从“种族”到“中华民族”，其深度和广度逐渐扩大，逐渐成为连接全世界中华儿女的精神文化纽带。在今后的历史中，仍然发挥着无可取代的作用。

[关键词]：轩辕氏；华夏族；中华民族；轩辕文化

“轩辕”一词的文化内涵，从代表“种族”到在政治上代表“国家”，再到在文化上代表“中华民族”，其内容的深化是逐渐适应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文化价值。随着“轩辕”文化内涵的扩展，其政治性逐渐消退，文化特性逐渐加强，成为全世界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纽带。学术界对“轩辕”及其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本文从观念史和概念史的角度，通过对“轩辕”文化内涵演变过程的梳理，希望有助于推进“轩辕”文化的研究，让“轩辕”文化成为凝聚全世界中华儿女的精神力量，成为大家共同认可和接受的一种文化符号。

一、由部族到华夏族：“轩辕”内涵的早期的内涵

   先秦之前，由于当时缺少实物资料和文字资料的记载，人们对“轩辕”的认知大都是通过口耳相传，其记忆是零星和琐碎的。直到司马迁通过实地调研之后撰写出《史记》，人们对“轩辕”的认知才逐渐有了清晰的认知，其文化内涵也逐渐扩展和深化。

 “轩辕”一词最初仅是轩辕氏部族的象征。据《古微书》卷十二载：“今按柏皇氏，后有中央氏、大庭氏、栗陆氏、昆连氏、轩辕氏、赫胥氏、葛天氏、尊庐氏、祝诵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阴康氏、无怀氏乃至太昊氏云。《路史》曰：轩辕氏，古封禅之帝，在皇帝之前。昔蒙庄氏论至德之世。轩辕氏后乃有赫胥，而尊庐、祝融次之。”《礼说》卷十对轩辕氏注云：“《路史》谓：轩辕氏，古帝皇，非黄帝也。”也就是说在上古炎帝之前，轩辕氏为“古帝皇”，时间要早于太昊氏，反映轩辕氏部族历时十分久远。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居于轩辕之丘。”黄帝统一华夏后也称其为轩辕氏，因而被称为轩辕黄帝。由于轩辕黄帝伟大的历史功绩，轩辕氏在历史上的名声显著，而人们逐渐将其部族内的其他氏族遗忘。

据《国语》记载，少典氏娶有蟜氏之女，生黄帝和炎帝。可知，二者是同属于一个部族，之后逐渐发展成为两个部族。在炎黄各自的部族中，又有各个小氏族。在黄帝部族内，有轩辕氏、有熊氏、帝鸿氏等。各个氏族有着自己的图腾，例如轩辕氏以“蛇”（龙）为其图腾，有熊氏以“熊”为图腾。在那个时期，为了争夺生存资源，各个部族之间经常发生战争。随着轩辕部族的壮

大，其征服的部族逐渐融入其中，共同组成了轩辕部族。在轩辕部族内，由于轩辕氏族的强大，因而，逐渐成为部族的代表。这时期，“轩辕”仍代表的是轩辕部族。

到了秦汉时期，随着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统一，以及民族的进一步融合，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华夏族。华夏族是在轩辕部族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境内存在着许多个国家和部族，如齐楚赵等国，经过战争，在战国时期逐渐形成了“战国七雄”的局面，后经秦国逐渐统一起来成为一个国家。在统一的过程中，在历史上被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荻的民族，逐渐融合，各个民族的融合进而形成了华夏族——汉族。在这一时期，融合在一起的各个民族都自称是轩辕黄帝的后裔，是轩辕氏的子孙。在文化上，这种认知促进了民族的共同认知，形成了有共同文化象征和载体的华夏族，促进了民族和历史的发展。轩辕文化的内涵和范围逐渐扩大了。

在汉武帝时期，儒家文化成为大一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文化注重道德伦理，促使人们对血统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一时期，统治者和人民都特别注重血统。统治者也以是轩辕氏后裔自称，以此证明自己在血统上的合法性，也以此奠定他们后代在政权上延续性。而在民间，血统也是区别亲疏和财产分割的合法依据。在这一时期，轩辕文化的内涵上打上了“血统”的烙印，这也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起源，划分了种族之间的界限，埋下了种族之间对抗的导火索。

元、清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这时期，是种族之间对抗最为激烈的时期。这既是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在文化上的争斗，也是种族之间为了生存，争夺资源的争斗，是一个国家内民族之间的矛盾。由于受“血统”论的影响，特别是以宋明理学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文化对“血统”的鼓吹，加剧了这个时期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种族对抗。因而，在这个时间段内，以轩辕文化为特征的民族融合中，更多体现的是民族之间的对抗，影响了民族融合的步伐和轩辕文化的发展。

在历史上，“轩辕”文化的内涵具有政治性和文化属性。在政治上，以此代表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是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使用的工具。特别是元、清少数民族政权，为了加强对全国的统治，为了得到全国人民对政权的认可和接受，也都宣称自己是黄帝后裔，是轩辕氏的子孙，以此为桥梁，缓和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对抗。在文化上，以此形成大家认可的轩辕文化，使得人们在文化和精神上有了共同的对象，促进民族之间的融合和文化交流，以此巩固新政权。

20世纪之前，轩辕文化的内涵，由部族、华夏族到汉族文化的演变。轩辕文化在之初，具有一定的包容性，使得民族之间的融合和文化交流较为顺利，逐渐形成有共同特征的汉文化。然而，由于受到“血统”文化的影响，逐渐使得轩辕文化内涵走向了狭隘的汉民族主义，使得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的道路曲折不平，影响了历史的发展进程。

  轩辕文化具有包容性的特征，可以弥合民族和文化之间缝隙，促进民族融合和文化的发展，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提供动力。清初的时候，日本等属国之所以不承认清政府，既有文化上的不认可，也夹带着其特殊的政治目的。当今，美国学者提出的所谓“新清史”，其观点具有很大的偏颇性。清史是轩辕文化历史的继承、延续和发展。在文化上，具有以轩辕文化为特征的共同文化和精神认同；在政治上，是明朝政权在政策、法令等上面的继承和发展。因而，清史是中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清史”的提法，从立论和证据上，都是站不住脚的。虽然他们自称是出于学术研究，不带政治目的。然而，从其影响上来看，具有割裂中国文化传承，分裂中国的不良后果。我们应以“轩辕”文化为旗帜，研究和发扬轩辕文化，来应对“新清史”的挑战，从文化上驳倒其存在。

二、由“种族”到“民族”：晚清以来“轩辕”文化的扩展

晚清以来，随着清政府在统治上的日益腐败和民族危机的加深，有识之士认识到必须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才能实现国家的独立，摆脱民族危机。一些激进的革命者提出了以推翻清政府为目的的排满革命。

排满革命从内容和形式上看，是为了推翻日益腐朽的清政府，然而，在影响上却体现出革命的狭隘性。这些激进的革命者，以大汉族主义来推翻满族的统治，显露出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体现出人们对种族认知的不足及其片面性，以为推翻满族的统治，建立汉族的统治就能摆脱民族危机，这是不现实的。

随着人们对种族认识的提高，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在中国境内的民族都是中国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在实现国家独立和摆脱民族危机上，仅靠汉族是难以实现的，应该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中华民族的概念逐渐清晰起来。

在中华民族的概念被提出之前，人们还没将种族和民族区别开来，是将二者混合使用。随着西方“民族”概念的传入及其影响，中国人逐渐认识到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民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1903年《湖北学生界》刊登了没有署名作者的《中国民族论》一文，他认为：“中国者，中国民族之中国，非中国民族不得干与……中国民族者，黄帝一统太古民族以来之通称也。虽地偏亚东，不得谓之中；权移外人，不得谓之国，子子孙孙，继继承承，四千余年之血族，聚族于此。中国民族者，仍祖国之名号也……而吾种族始得雄飞于二十世纪。”[2]在这里，作者提到的民族概念中，依然将中国境内现存的各个民族包含进去。民族的内涵和范围已超越了汉族一族，将全国各种族都涵盖在内，进而形成“中华民族”的观念。

据黄兴涛考证，“中华民族”一词，大约诞生于1902年，“最初人们使用它时，指代的主要是‘汉族’，后来才逐渐表示今天的含义。”它体现了最初具有现代民族意识的汉族知识分子中，大体经历了从“小民族”到“大民族”，即从“汉族”到“中华民族”的双重觉悟过程。“与此相一致，它还伴随着一个从现实到历史、然后再回到现实的民族认知历程。”[3]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载《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最早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指代的是汉族（《新民丛报》第5号，第62页）。他在文中说：“中华建国，实始夏后。古代称黄族为华夏，为诸夏，皆纪念禹之功德，而用其名以代表国民也。”1905年，他又在《新民丛报》第65-66号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以汉族之义7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成为自觉书写“中华民族”之史的先驱。

以今天的立场来看当时梁启超的观点，会觉得他所提的“中华民族”一词仅代表汉族是不恰当的。但是，我们应该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考察他这一观点的提出，才能真正的理解他的意思。一方面，在当时，人们对“民族”的认知还比较简单、浅薄，没有将“种族”和“民族”之间的界限沿革划分清楚，这种将“民族”和“种族”混用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民国以后。另一方面，他以“中华民族”一词取代或超越“汉族”一词，“并不只是一个民族称谓的改变问题，同时也意味着一种观念的转变：那就是历史地、连续地、融合地、开放地看待中国主体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这不仅增强了中国主体民族的认同感，还蕴含着并显示出一种开放性和包容力。”[4]

梁启超“中华民族”的这种观念的提出与当时革命派激烈的排满运动的社会大环境密切相关。当时，革命派为了推翻清王朝，发起了“尊黄运动”，提倡以黄帝纪念取代清王朝的纪念方式，立宪派提出以孔子纪念。两派关于纪念方式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梁启超针对这一形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满族早已融化于中华民族之中。他的这种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认同，为实现民初共同体意义上的现代意义的民族认同，提供了顺理成章的逻辑，促进了国人现代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

1907年，杨度在立宪派喉舌《中国新报》上发表《金铁主义说》一文，较早倡导“五族大同”，认为中国汉、满、蒙、回、藏五族，“但可合五为一，而不可分一为五。分一为五之不可，既详论之矣。至于合五为一，则此后中国，亦为至要之政。”[5]他在梁启超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对“中华民族”一体化融合的趋势和发展方向进行了阐释。“五族”并提，体现了他对“民族”历史文化共同体的社会特征以及现代国民平等的政治前提的政治共同体特征认识。他在国内各民族整体意义上，尝试使用现代中华民族概念，“就概念本身而言，实已基本具备了中国国内各民族总体的现代含义之雏形，只不过尚不完全具备现存各民族平等融合的实现理念而已。”[6]

梁启超、杨度等人对“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和认识，为国人从“种族”到“民族”认识理念的转变提供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国人在实现推翻清政府后，人们能够很快从狭隘的大汉族民族主义中挣脱出来，提倡五族共和的思想并广为流传和被人们接受。

在“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和形成过程中，“轩辕黄帝”及其文化反复被提及。不管是革命派的“尊黄运动”，还是立宪派的“孔子纪念”的提出，都使用“轩辕”文化来论证自己行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说明当时人对“轩辕”文化的认可，“轩辕”文化就像是一条绳子，将各民族连接在一起，建构了共同体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的认同。

此时，“轩辕”文化的内涵，真正的由“种族”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其文化思想和内容得到进一步的扩展。因为，“轩辕”文化在处理民族之间的融合和文化交流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能够通过轩辕文化作为媒介和桥梁，将各民族连接在一起，弥合各种族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和中华文明的发展。

三、“轩辕”——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

   黄兴涛认为，“现汉语中，‘中华民族’一词真正具有中国现存各民族全面融合，其全体成员均以‘国民’或‘公民’身份平等构成现代政治和文化共同体的确定含义，也即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观念在中国得以最终确立和流行，当是辛亥革命爆发和中华民国建立以后。”[7]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民族”概念具有政治和文化特征。

   在民国时期，更多的是强调的“中华民族”的政治性。不管是袁世凯还是蒋介石，他们所宣扬的“民族”理论，大都是基于政治目的的考量，其目的是从文化上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来加强和巩固政权的统治。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为抵御日本及汉奸在思想文化方面的进攻，巩固全民族团结，服务于抗战，以“轩辕”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民族”观念为国人所认可和接受。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的文化特性被强调。

首先是它的整体性。1935年10月，留法归国的赖希如在孙科创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上发表了《中华民族论》一文，较为明确的阐述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国内各民族均为“种族”的观念。他认为汉族的血统中包含着其他五族的若干成分，他们已同化于汉族，这种同化体现在生活上、精神上和文化上，“故汉族实为中华民族的母体，自应代表中华民族之全称。”12月，傅斯年发表题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文，强调中国历来政治上崇尚大一统

强调中国历来政治上崇尚大一统与“中华民族”不可分裂的整体性之关联。他强调的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宗旨，体现了全民族团结的时代愿望和精神祈求，引起了不少共鸣，一时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呼声响遍全国。如“‘中华民族是整个的！’这是我们四万万同胞都应当有的一个认识。……我们要以铁与血来保护中华民国主权和疆土的完整！！”[8]

其次是它政治和文化的统一性。吴文藻在《论边疆教育》一文中提出了“‘多元文化’和‘政治一体’”的现阶段中华民族建设构想。他认为“惟欲团结各民族精神，使‘多元文化’，冶于一炉，成为‘政治一体’，当自沟通各族文化始、……且可促使边民彻底觉悟，覆巢之下，绝无完卵，更加积极团结，一致拥护中央，共保中华民族！”[]吴文藻在这里不仅提出各民族是不可分割的“政治一体”，而且还尝试提出保持发展国内各民族“多元文化”的格局，这体现了当时“中华民族”观念中政治和文化性的统一。

这一时期，“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或者“中华民族是一个”，都反映了抗战时期时代思潮中的大势所趋和国人的情感归属。当然，他们提出这个概念的目的还是服务于全民族抗战的需要的，正如汪少伦在《中华民族的意义》一文中所说：“中华民族既为汉满蒙回藏苗六大支族的化合或综合体，则目前中华民族生存与自由的问题实即这六大支族共同生存与自由的问题。……为实现其本身活计，更不能不力谋抗日战争的胜利。”[9]

在“中华民族”的政治和文化统一性中。，居于媒介的则是“轩辕”文化。为了团结全民族抗战，加强民族的凝聚力，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大力宣传我们都是“黄帝子孙”的观念，以此建构共同的思想文化基础。

姚江滨在《论中华民族》一文中提出民族史上的“中心人物”以及共同祖先问题。他认为中心人物不止黄帝一人，炎帝和蚩尤也是重要的中心人物，只不过由于黄帝战胜了炎帝和蚩尤，各民族得以融合，黄帝成为历史上的“整个民族的同一个领袖”，他“十足的代表着当时民族的中心，并且领导民族更广大的进行民族生活，使得万世的子孙流传下来，所以黄帝不单是所谓汉人的祖先，也是满、蒙、回、藏……等同胞的祖先；而炎帝与蚩尤，也是大家的祖先。……而今日所谓满蒙回藏苗，根本就不能代表一个民族或种族。”[10]在他眼里民族和种族是一回事，没有区分开来，而且他的认识还存在偏颇，但是，他将“黄帝”作为中心人物的代表，以此解释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具有特殊的意义。

陈子怡从中华民族整体观的角度，为“黄帝子孙”问题进行了辩护。他认为黄帝在统一战争的过程中四处留情，“必到处多有黄帝子孙，且其数无法稽考。”其后，通过通婚，血液混合，“底是各姓皆含黄帝血液，而此说更无法否认矣”。[11]虽然这种说法有些荒谬，但是他的认识并不局限于血统的论调，他认为“中华民族与他族混合后而大加改进，以成今日之东亚大民族，而史籍所传，惟记其始祖为黄帝，且有汉族文化以维护之，而永保其黄帝后裔之局面。今者不称黄帝之裔，将谁称耶？”[12]陈子怡的这种解释，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血缘早已混杂难辨，融合在一起了，黄帝子孙的说法，只是历史文化记忆和认同上的延续性，是抗战时期人们自觉维护中华民族人民皆为“黄帝子孙”说法的意识，是对“轩辕”文化内容的扩展，并将之树立为中华文化符号的努力。

在这方面，作出努力的还有新儒家熊十力。他在《中国历史讲话》一书中说道：“余以黄帝为中国五族之元祖，数千年信仰所集，故不能辩。余坚确之信念，则庄子重言，既称黄帝，必古有其人；亦为世所共知有者，始可假其事与言，以为重。又凡有人名而无实人者，唯神话中之人名，则然。今诸书涉及黄帝者，多系正规典册，绝非神话性质，而所传名事，又非怪诞之谈。”[]他注重逻辑和信念，认为以“黄帝”为代表的是一种文化，是各民族共同的信念，有凝聚民族之心的功用，远古真相本身既难考证，从“轩辕”文化的角度考量来说，远古真相似乎已没那么重要了。

这一时期的人们已经对“黄帝”这一象征性先祖的说法持认同的态度，历史真相上到底是与否，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成为了中华文化的符号，是各民族在这一符号下，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认同，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团结和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黄兴涛认为，抗战时期的“黄帝子孙”或“炎黄子孙”[13]说，“不过是部分反映全民族同类认同和凝聚意愿的一种象征性说法而已。它在本质上，乃是以‘泛血缘认同’为表现形式之一的政治和文化的整体认同。”这种说法，在当时有着凝聚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意义，“原因就在于，历经外族入侵的中国人，当其民族危机异常强烈之时，实在迫切需要一种情感上的团结力量。光是政治认同还远远不够，还需要一种带历史文化认同意义的‘泛血缘’纽带的联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谓此种泛血缘联系最为生动形象的概括。”[15]

   以黄帝为代表人物的“轩辕”文化，在抗战时期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认同，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轩辕”文化作为一种媒介，一种文化符号，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凝为一体，成为精神文化层面上的纽带，有利于抵抗日伪在精神领域的进攻。这不仅加深了各民族在文化的认同，而且轩辕文化还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将全世界中华儿女联系起来，成为沟通精神上的桥梁和纽带。

综上所述，在“轩辕”文化的融合下，有利于人们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使得各民族真正的实现“大民族”的融合，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境界，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整体。“轩辕”文化具有超越民族和国家的特性，可以将全世界中华儿女聚在“轩辕”文化的旗帜下，加强沟通和联系，促进思想、文化上的交流，加深民族的认同感。在今天，，我们更应该加强对“轩辕”文化符号的构建，使其更具有广泛性、代表性、统一性、共同性，让“轩辕”文化成为全世界中华儿女的精神归属。

[1] 轩辕威（1984- ），河南睢县人，河南省睢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工，河南省轩辕氏姓氏工作委员会会长，主要从事传统文化、姓氏文化等研究；轩艳青（1988- ）河南睢县人，安徽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文化史、民国史研究。

[2] 阙名：《中国民族论》，《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4期。

[3]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5-66页。

[4]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7页。

[5] 刘晴波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

[6]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0页。

[7]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1页。

[8] 楚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现代青年》1936年第5卷第3期。

[9] 吴文藻：《论边疆教育》，《益世周报》第2卷第10期，1939年3月17日。

[10] 汪少伦：《中华民族的意义》，《国是公论》，1938年第13期。

[11] 姚江滨：《论中华民族》，《民族公论》1940年第3期。

[12] 陈子怡：《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一耶？二耶？》，《西北史地季刊》1938年第1卷第1期。

[13] 陈子怡：《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一耶？二耶？》，《西北史地季刊》1938年第1卷第1期。

[14] 熊十力：《中国历史讲话》，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2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59页。

[15] 抗战时期，从传播的程度来说，“黄帝子孙”比“炎黄子孙”更为流行。“炎黄子孙”说比“黄帝子孙”说更为流行是在建国以后，尤其是80年代之后，这与中国的“民族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16]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01页。

2019年河南省轩辕氏姓氏工作委员会征集通知各地轩辕氏宗亲：

   为更好的挖掘和保护轩辕氏家族文化、古迹，现就全国范围内登记普查与轩辕氏家族有关的碑刻（建国前）、牌匾，包括墓志铭、功德碑、各类牌匾等，一一造册留档，留档时注明保管人、保管人联系方式，该工作由本会牵头落实登记。

特此通知
望各地宗亲积极配合。          

本会委派实施人员：

副 会 长：轩辕君

副秘书长：轩辕文豪          
 

 河南省轩辕氏姓氏工作委员会  

    2019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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