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教育实现德治理想，培养士、君子

----孔子论教育的功能和目的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为政以德”，实现道德化的政治，而“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教育，在实现道德化的政治中，被认为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培养士、君子，又被看作是实现道德化的政治的重要手段。

   孔子所处的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社会经济发生了剧烈的变革；各诸侯国之间以及各诸侯国内部的贵族集团之间，纷争不已；礼乐制度扫地以尽。针对这种局面，孔子根据他所崇拜的西周时期形成的敬德思想，包括孝祖、保民的思想，提出了“为政以德”政治思想，游说各诸侯国实行道德化的政治。孔子认为：以德治国，可以收到使人心归服的效果，要比以法制、政令、刑罚治国作用大。他的论证是：“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既是教育、教化，又是政治；这也正是“为政以德”德本质特点。所以孔子就曾把从事教育看作是从事政治，《论语*为政》记载有孔子的这一思想：“或问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孔子这样理解教育，教育的功能自然也就是治国的功能了。

   对于以德治国，孔子认为首要的是正名分。按照孔子的思想，正名分就是要作君主的、作臣属的、作父亲的、作儿子的，都必须受当时的等级制度、尊卑制度的约束，做得像个君主、像个臣属、像个父亲、像个儿子的样子。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国家也就不能得到治理。孔子提出的正名分，从教育的角度考察，也就是要进行有关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行为诸方面的教育。这样，以德治国，首要的也就是进行道德教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就是孔子期望的进行道德教育，以德治国的理想效果。

   对于教育在治国中的作用，孔子还用“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作了概括的说明。孔子的这一见解，见于《论语*阳货》关于夫子行迹的一段记载：“予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杀鸡焉用宰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孔子对在武城这个小地方作县令的自己以前的学生言偃举办教育事业，禁不住满心欢喜。他说的“割鸡焉用牛刀”这句玩笑话，在另一层意思上，表明教育是一种有力的武器。孔子把治理一个小县比作割鸡，而把教育比作宰牛刀，字面上是说割鸡用不着宰牛用的刀，含意是说刀的份量太重了，也就是说教育的力量太大了。教育的力量之所以很大，言偃答语里所述孔子过去的教导，说到了关键处：统治者受教育、学道，就能爱护人民；被统治者受教育、学道，就容易听从命令。这样，一方爱护人民，一方听从命令，社会、国家自然会和谐、安定。这可以说是从正面说明教育在治国中的作用。

   至于从反面，或说从消极的意义上表明教育在治国中的作用，反映在孔子的弟子有若所说的一段话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这一见解，虽然不是夫子自道，但是完全符合孔子的思想。在孔子的哲学思想里，仁是最高的一个概念，而孝悌乃是“为仁之本”。按照孔子的思想，居于统治地位的君子们奉行孝悌之道，能够用深厚的感情对待自己的家族亲人，就能给居于被统治地位的人们作出表率，使他们也遵行孝悌之道，生长出仁德之心。这也就意味着不会发生犯上作乱的事情。而教育的这一防止被统治阶级犯上作乱的作用，自然是统治阶级所更为重视的，因为它有着维护阶级统治、等级制度的明确目的性。

  既然教育能够在治理国家中具有重大的作用，相应地，在孔子的思想里，自然会把教育作为国家的大政对待。且不说孔子“所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曰》）丧礼与祭礼都属于社会教育范畴，表明经济与教化居于同等地位，更明显地还是孔子曾把“足食、足兵、民信”相提并论，而且认为在国家处于必不得已的情况下，宁可“去兵”“去食”，也一定要保留由教育、教化而培养出来的“民信”，因为“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孔子是一位有着“入其国其教可知也”的职业敏感的教育家，当他来到卫国看到人口众多时，就提出人民富裕起来之后要发展教育。（《论语*子路》）记载了孔子的这一见解：“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就是被后人概括的孔子的“富而后教”的思想，它表明了发展教育是发展经济之后的一项大政。

为了实现以德治国的政治思想，孔子在游说各诸侯国希望得到国君支持的同时，还办理私学，接受学生，希望把他们培养成才德兼备的士君子，以便他们将来参与各诸侯国的政治活动，用以德治国的理论去影响国家的政策，辅佐国君治理国家。孔子办理私学的这一宗旨，也包含有培养什么样的人的教育目的在内。孔子的教育目的，也就是按上述以德治国的政治标准，培养才德兼备士君子。

  孔子兴办私学，在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的教育目的问题上，不能不涉及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孔子在古代“习与性成”的思想影响下，结合长期的观察与教育实践，在人性问题上提出的命题是“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这个命题，一方面表述了人的自然本性是相近的，所谓相远，当然不是完全相同，而是有差别，但差别不是主要的；另一方面表述了人的社会习染给人造成的差别是相远的，所谓相远，当然不是完全不同，而是有所同，但差别是主要的。这个命题中“性相近也”，隐含有否定由贫富贵贱血统相传的人性论的意思；这个命题中的“习相远也”，则是明显地肯定了环境与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重要影响作用。相应于这个命题，孔子也就合乎逻辑地引出另一“有教无类”的见解。有教无类这一思想的实践意义，就是在孔子创办私学中能够吸收各阶级阶层的学生，而不像官学那样，只吸收华夏贵族和官吏的子弟。孔子认为：无分华夷，无分贵贱，青年后生都是可以培养成才得。“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论语*子罕》）说的就是所有青年都可能成为士、君子一流的国家人才。

 孔子既然把以德治国作为培养士、君子的政治标准，对士、君子的要求也就更多地注意于教育他们认识和实践以德治国的政治理想上。在孔子看来：“为政以德”就是真理，就是他所谓的道，他自己有那么一股“朝闻道，夕死可矣”的为真理牺牲精神，他也要求他所培养的士、君子都具有坚持真理的志向。孔子认为：作为土，就不要迷恋安逸生活，就不能以恶衣恶食为耻，否则便是没有理想，格调很低的人。而作为君子，就应该有更高的修养和才智，能够担负起治国安民的重任。《论语*宪问》里说：“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己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己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表明孔子认为要成为能“修己以安百姓”的君子是十分困难，必须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做到。与此相应，孔子还提出作君子的一些具体要求，以便学生最终能达到“修己以安百姓”的境界。

首先，孔子认为：要成为君子，必须通过学习，树立理想，并去努力实现理想，所谓“君子学以致道”（《论语*子张》），“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

  其次，孔子认为：要成为君子，必须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而勤奋学习，所谓“君子病无能焉”（《论语*卫灵公》），“君子博学于文”（《论语*雍也》）。

  再次，孔子认为：要成为君子，必须坚持原则，一切言行都要合乎道义，所谓“君子喻于义”，“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里仁》），“君子之于天下......义之与比”（《论语*阳货》）。

 对于成为君子，孔子还概括地提出仁、智、勇三项要求：“子曰：君子道这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论语*宪问》）。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还把实现君子之道的仁、智、勇三项要求与教育密切联系起来。他认为：如果没有扎实的学习，单是爱好仁、智、勇，就会出现弊病，所谓“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学，其蔽也荡”，“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论语*阳货》）。孔子在培养君子好仁、好智、好勇时，注意到要求学生从专心学习，深刻理解仁、智、勇的含义中克服可能出现的各种弊端，真正成为具有很高的仁德而无所忧虑，具有聪明才智而无所迷惑，具有正义感而所畏惧的人，这都表明孔子具有伟大教育家的识见和胸襟。

备注：本文选自1994年版《中华民族教育思想纂要》

编辑/轩辕威

作者简介：

轩辕轲：（1926--2015）字敏毅,毕业于河南大学.河南省睢县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原编审、教育科学出版社原副总编辑。著有《中华民族教育思想纂要》、《中国教育思想通史》龚自珍、魏源的教育思想一章，《中国教育魂》邓小平的教育思想两章。发表有《顾炎武的社会教化思想》、《颜元的社会教化思想》等有关教育思想的论文十余篇；《文心雕龙创作论的若干心理学考察》、《文心雕龙杂摭》等有关古代文论研究的论文数篇。担任《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思想》、《南宋事功学派及其教育思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时期的教育》、《基础心理学》等多种获奖学术著作的责任编辑、终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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