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教育实现兼爱理想，培养“兼士”

----墨子论教育的功能和目的

   墨子生活于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约晚于孔子十几年。墨子开始也“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来才“背周道而用夏政”，抛弃儒家崇尚周礼的思想，改而尊奉夏禹勤苦救世的精神。墨子对包括《诗》、《书》百国春秋在内的古代文化知识有很高的造诣，也有很丰富的实用科学知识和军事知识。他创立的墨家学派，在春秋战国之际与儒家学派对立，并称显学。墨家学派既是一个学术团体，也是一个政治团体。这个学派，非常重视实践，“上说下教......虽强聒不舍”，“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其组织纪律，类似宗教教规，十分严格。一般认为：墨子是属于小生产者即所谓的“农与工肆之人”的思想代表。

   墨子站在“农与工肆之人”的立场上，为了“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希望通过改良的途径，解决社会动乱、生民苦痛的问题。他的改良途径，集中起来，就是实行“兼相爱，交相利”。而实行“兼相爱，交相利”，又主要依靠以勤苦救世的精神，“上说下教”。这其间，就充分显示了墨子的教育功能论思想。

   墨子认为：社会上的种种问题，大而至于国家间的战争，小而至于儿子的不孝敬父亲，都起源于人们之间的不相爱。由此，他提出：“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墨子*兼爱下》）墨子由兼相爱进而衍生出交相利，提出来所谓的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就是要看待别人的国家如同看待自己的国家一样，看待别人如同看待自己一样。“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墨子*兼爱中》）能这样，天下的一切祸乱怨恨，也就不会发生了。

  对于实行兼相爱，交相利，墨子提出要进行“上说下教”。在墨子看来，只要当世的君主信服“兼相爱，交相利”的道理，用给予奖赏、给予荣誉来鼓励人民，用法律刑罚来强制人民，人民就会做起“兼相爱，交相利”的事来。这是他“上说”的见解。至于“下教”，一方面是自己办私学，教育弟子，培养人才；一方面又要求国家任用贤良之士，“劝以教人”。墨子认为：这种“上说下教”的工作很重要，国君、执政者能够采纳并实行他的学说，国家就会得到治理，一般人士能够采纳并实行他的学说，个人的操行就能修养得很好。也正是因为这样，墨子对那种无视或贬低教育作用的论调，就要加以反驳。《墨子*经说下》记载有这样一段驳论：“学也以为不知学之无益也，故告之也，是使知学之无益也。以学无益教，悖。”这段驳论，表面上是揭露那些宣讲学习无益的人，存在着逻辑上的错误，因为这种人既说学习无益，又要去教人，就是自己陷入矛盾之中；实际上，这段驳论是批驳道家那种否定文化、否定教育的思想。

   墨子在肯定教育的功能方面还有一种很可贵的思想，就是用教育的手段鼓励社会生产。在弟子们提出什么是实行墨家大义的重要方面这一问题时，墨子解释说：“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可成也。”《墨子*耕柱》谈辩、说书，属于上说下教方面的义事，而“从事”则是属于创造财富一类的生产劳动。墨子作为小生产者思想的代表，是主张“赖其力者生，不能赖其力者不生”的，所以他把百工之人各从事于其所能，农夫农妇耕种纺织等等，都作为他们各自分内之事，要求他们努力做好。墨子向弟子们这样进行有关生产劳动的教育，显示了其教育思想的进步性和实践性。至于能上说下教的人去做上说下教的工作，墨子更是十分肯定这种人在实行墨家大义上的重要性。《墨子*鲁问》篇记载的墨子对吴虑发表的一篇议论，就说明了这一点。吴虑是一个冬耕夏陶、自食其力的学者，是一个能作上说下教工作的人，但他只看重生产劳动，知道墨子是用墨家的大义向他说教，表示了对墨子说教的不赞成的态度。而墨子则对吴虑说：一个人的耕织所得，分给天下的人，没人只能得到很少一点儿，而做说教工作，教给很多人懂得大义，实行大义，比起从事生产劳动来，成绩要大的多。即使就生产劳动说，教给大家做好生产劳动，也要比只是自己做好生产劳动，成绩要大得多。这番议论，更表明墨子对教育功能的很充分的评价。

 为了推动实行兼爱理想，墨子提出必须培养“兼士”和任用贤良之士，作为王公大人的辅佐人员，由他们去“劝以教人”。所谓“兼士”，按照墨子的思想，是指所爱无亲疏远近差别的一类士，不同于所爱有亲疏远近差别的“別士”。墨子这样区别“兼士”和“別士”，其实是把墨家的教育目的与儒家的教育目的区别开来。这一区别，本质在于墨家讲爱，是爱无差等；儒家讲爱，是爱有差等。墨子对“兼士”、“別士”，作了很具体的说明。墨子指出：在“爱”上抱持“兼”的思想的士，对待他的朋友，如同对待他自己一样；对待他朋友的亲人，如同对待他自己的亲人一样。他看到他的朋友或他朋友的亲人有了饥寒病痛，就送衣送食，加以照料，死了还要去帮助埋葬。而在“爱”上抱持“别”的思想的士，认识和行动则完全两样。通过这样具体的说明，墨子指出：一切好事的产生，都是由于爱人利人，在爱上抱持“兼”的思想和态度；一切不好的事情的产生，都是由于不爱人不利人，在爱上抱持“别”的思想和态度。由此，墨子提出“以兼易别”《墨子*兼爱下》，也就是用在爱上“兼”的思想代替“别”的思想，用“兼士”改变或代替“別士”。墨子要求培养“兼士”和改造“別士”为“兼士”，正是其教育目的的实质。

   对于任用贤良之士，包括任用按墨家的要求培养出来的“兼士”，墨子认为这是执政者能否治理好国家的重要条件。执政者如果尊重贤能的人，把他们引为自己的辅佐人员，加以实用，国家就能得到治理。任用贤良之士多，国家就治理的好；任用贤良之士少，国家就治理得差。墨子对于被任用的贤良之士包括“兼士”提出的要求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都要尽其所能，为社会作出贡献，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动乱的社会得以安宁。墨子对国家需要的贤良之士包括“兼士”提出的这一要求，其实也是教育目的里应该包括的要求，这里只不过作为人才的标准反映出来罢了。史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汤蹈火，死不旋踵”，表明墨子的弟子们都有为实现“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理想而献身的精神，也就是说，墨子关于教育目的要求，在其学派内部，是能够很好实现的。

备注：本文选自1994年版《中华民族教育思想纂要》

编辑/轩辕威

作者简介：

轩辕轲：（1926--2015）字敏毅,毕业于河南大学.河南省睢县人。中共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原编审、教育科学出版社原副总编辑。著有《中华民族教育思想纂要》、《中国教育思想通史》龚自珍、魏源的教育思想一章，《中国教育魂》邓小平的教育思想两章。发表有《顾炎武的社会教化思想》、《颜元的社会教化思想》等有关教育思想的论文十余篇；《文心雕龙创作论的若干心理学考察》、《文心雕龙杂摭》等有关古代文论研究的论文数篇。担任《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思想》、《南宋事功学派及其教育思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时期的教育》、《基础心理学》等多种获奖学术著作的责任编辑、终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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