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教育实现仁政理想和“善教得民心”

孟子论教育的功能和目的

  孟子所处的中国历史上从奴隶向封建制过渡的战国时期，几个主要的诸侯国都在为谋求国家生存而进行争夺领土的战争，人民饱受战乱之苦。面对这种局面，在政治上，孟子继承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主张各诸侯国行王道，施仁政，平治天下。由此，孟子也反对法家、纵横家实行的霸道政治，尖锐地指责他们进行战争、杀伤人民的罪过。同时，孟子也批评杨子的“为我”思想和墨子的“兼爱”思想，说他们无父无君，类如禽兽。孟子的教育思想，也正是相应于这样的政治思想而形成的。孟子把教育看作行王道、施仁政、平治天下的重要手段，看作与政治、经济同等重要，甚至认为好的教育比政治更得民心。

  孟子在游说梁惠王、滕文公、齐宣王的时候，紧接着议论政治、经济政策，都随即提出教育政策来。在政治、经济政策方面，孟子提出“制民之产”的主张，主要是使有八口之家的老百姓，能够占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除了种植粮食作物之外，还可以种植桑树养蚕，饲养家畜家禽；在丰年可以得到温饱，在凶年可以免于死亡。同时提出“取于民有制”的主张，从历代征收什一税的税制出发，要求对老百姓减轻税赋负担，并在征用劳力上尽量不妨碍农业生产。另外，还有保护渔业资源和林业资源的政策主张等。孟子认为，在老百姓能够这样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之后，就有条件教育他们习礼义，使他们向善，他们也会乐于这样做。否则的话，老百姓连生活都没有保障，是决不会去习礼义的。这一见解，也正是孔子“富而后教”思想的发挥，表明了经济是教育的先决条件的思想。而在老百姓生活有了保障，不饥不寒之后，就可以“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了。四方的人民，也会被吸引过来，王道政治也就可以得以实现了。

 对于发展教育的目的和作用，孟子在游说滕文公时说道：“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孟子*滕文公》孟子在这里述说了夏、商、周三代的学校教育情况，指出乡学即地方学校，在商代叫做“序”，“序”是陈列实物进行教育的场所；在周代叫做“庠”，“庠”是教养的场所。而国学，无论夏、商、周，都称作“学”。这些学校施教的作用，孟子指出，由于“人伦明于上”，就会使“小民亲于下”。这种使“小民亲于下”的作用，也是孔子“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思想的发挥，目的都是防止“小民”们犯上作乱，维护阶级统治和由等级制度、宗法制度形成的社会秩序。

  孟子发挥孔子“小人学道则易使也”的思想，主要是从所谓人伦关系上进行论证。按照孟子的说话，人伦表明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孟子*滕文公上》孔子讲“正名”，要求作君臣父子的都个个做得像个样子，以取得社会的和谐，国家的安定。孟子讲“明人伦”，也是要求从家庭内部对父兄的孝悌做起，再扩大到社会上对长上尊敬，对君主忠心。在孟子看来，“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不能像孔子所说的“君子学道以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则会出现“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孟子*离娄上》的危险局面。这也是从推动治国安民方面说到的教育的功能。在这方面，孟子还有一个为历来教育家称颂的思想，这就是所谓的“善教得民心”。

   孟子对于统治者的一切政策措施，都从是否得民、得民心上考虑，并把得民、得民心与得天下联系起来。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矣。”《孟子*离娄上》孟子认为：人民是国家的重宝之一。“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上》，反映了孟子重视人民的思想，他甚至还认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孟子*尽心上》，更是把人民摆在超越君主的首要地位上。由此，在治理国家中，孟子自然要求国君要得民，而真正得民，则是得民心。在这个问题上，孟子又作出了“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心也”的论断。孟子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之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心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的这一论证也是与孔子“导之以政”和“导之以德”的对比相联系的，但归结在民心问题上，则是更为深刻的论证。孟子所说的“善政得民财”，联系到他同梁惠王、齐宣王、滕文公在经济政策上的议论，当时指的“制民之产”，“取于民有制”等各项使老百姓富裕起来，从而也使国家财用充足起来的措施。但是，孟子终究认为，这些善政，总是用法令来约束人民，人民畏惧法令，不敢不遵从，而实行“善教”，“爱民以德”，人民就会心悦而诚服，也就是得民心了。从得民、得民心这个意义上论述教育的作用，应该说是有远大识见的思想，因此，也很有借鉴价值的思想。

   为了推行仁政，孟子也提出了培养士、君子，特别是使士、君子成为大丈夫的要求。这是在教育目的问题上，对孔子思想的发展。孟子要求士、君子成为大丈夫，有其儒家的政治标准。当有人说当时的著名纵横家张仪等能够一怒而使诸侯恐惧因而是大丈夫时，孟子颇不为然。他争辩说：“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这样确定大丈夫的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就把儒家学派所认为的大丈夫与纵横家以及法家学派所认为的大丈夫区别开来。不止如此，孟子还把纵横家以及法家学派所认为的大丈夫看作民贼、罪人，要求严厉惩罚他们。孟子指出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是要求大丈夫居于仁、立于礼、行与义，而不能放弃这些根本原则。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孟子*告子上》这就是说，为义而生，为义而死，宁可舍生而取义，决不能为生而弃义。这就是做大丈夫的根本素质和道德修养。孟子提出的培养士、君子并使士、君子成为大丈夫的教育目的，自然有其特定的阶级含义，但其用为崇高事业而牺牲的精神培养人的思想，也应该看作是很有借鉴价值的思想。

备注：本文选自1994年版《中华民族教育思想纂要》

编辑/轩辕威

作者简介:

轩辕轲：（1926--2015）字敏毅,毕业于河南大学.河南省睢县人。中共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原编审、教育科学出版社原副总编辑。著有《中华民族教育思想纂要》、《中国教育思想通史》龚自珍、魏源的教育思想一章，《中国教育魂》邓小平的教育思想两章。发表有《顾炎武的社会教化思想》、《颜元的社会教化思想》等有关教育思想的论文十余篇；《文心雕龙创作论的若干心理学考察》、《文心雕龙杂摭》等有关古代文论研究的论文数篇。担任《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思想》、《南宋事功学派及其教育思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时期的教育》、《基础心理学》等多种获奖学术著作的责任编辑、终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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