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教育实现礼治理想，培养具有礼治思想的士、君子、圣人

----荀子论教育的功能和目的

  荀子所处的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趋于完成的时期，诸侯国的战争正导致形成封建大一统的局面。作为孟子以后的儒家代表人物，荀子继续并发展了孔子德治思想中的礼的方面，并把法的观念融于礼中，变孔子的德治为礼治，为大一统的封建制制度制造了理论根据。荀子基本上是唯物论者，他从人类群君生活的需要中论证礼的产生，认为社会生活是以礼所确定的人们的地位和职分来维系的。荀子的礼治思想，目的在于富国强国，成就王业霸业，由此也形成了他对教育与政治、教育与经济的关系的认识，形成了他的教育目的论思想。

   从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方面看，荀子的思想可以通过他对人才作用的认识曲折表述出来。《荀子*儒校》篇记载：荀子入秦，秦相范雎问他入秦何所见，他在对秦国的物产、民俗、政事大加赞扬之后，又举出秦之所短在于无儒，并指出无儒就不能成就王者的功业。其后，秦昭王又向他表明：“儒无益于人之国”的观点。荀子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是对人之国有益而不是无益。他指出儒有大儒、雅儒、俗儒之别，国君任用俗儒，可以使一个大国家安全地生存下来，国君“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措而定，一朝而霸”。儒是由教育造就的，论述儒对国家的作用，也就是论述教育对国家的作用。荀子对于由为学而成长起来的人才，是要求他们做出一番事业的。至于他所提出的“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那是在学者难于达到“进则能益上之誉而损下之忧”的情况下应保持的态度，并不否定学者为仕，而更其肯定仕者必学。在荀子看来，学者能否受到任用和有所作为，取决于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他们“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因此，他们应该“耻不能，不耻不见用”，也就是说，不管能否为世所用，都要努力提高道德学问，准备为世所用的条件。如果能够得到任用，就应该做好工作，不能只热衷于权势，更不能为非作歹；如果不能得到任用，就应该加强修养，而不能自视甚高，在权势上贪心十足而假装没有要求。这是荀子对学者如何争取作贡献。如何对待事业以及在不被任用时如何善于自处的要求，立足点都是发扬儒家学派积极用世的精神，为政治服务。

  从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方面看，荀子继承孔子富而后教和孟子“制民之产”与“谨庠序之教”并重的思想，也同时提出对民“富之”“教之”的主张。荀子说：“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故家五亩宅、百亩田，无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七教，所以道之也。诗曰：饮之食之，教之诲之，王事具矣”《荀子*大略》。这里提出的设立庠序学校，教以冠、婚、丧、祭等六礼，要求恪守父子、兄弟、君臣、夫妇等七种伦理关系，既是教育的方式和内容，也是礼治精神的体现。这一对民“教之”“富之”的思想，荀子还曾在《富国》篇加以阐述。他一方面要求从经济政策上采取措施，“以政裕民”，一方面要求从文化教育政策上采取措施，对百姓“明礼义以一之”；认为这两方面并行才是富国足国之道。另外，荀子还在《王霸》篇提出“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治”，认为这是“礼法之大分”，农贾百工，只要谨守礼法规定的职分，各各努力生产、经营，国家就能富强起来。所有这些，都表明荀子对于经济决定教育的发展，教育又反转来促进经济的发展的认识。

   从对教育与政治、教育与经济的关系认识出发，荀子也提出了培养士、君子、圣人的教育目的，这一教育目的并有其独特的含有法权因素的政治标准，即是：在处理公和私的关系问题上，要求“以公义胜私欲”《荀子*修身》，作不以私害公的“公士”，以便在社会上实现“公义明而私事息”，“公道达而私门塞”《荀子*君道》。在《劝学》篇，荀子曾提出学者的“情操”问题，按照荀子的思想，这一“以公义胜私欲”的政治标准，也是“德操”应有之义。荀子说“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就很清楚地反映出“以公义胜私欲”是“德操”的内涵。在“以公义胜私欲”这一共同的政治标准之下，荀子对培养士、君子、圣人，还提出层次上有所不同的要求。

   荀子曾就为学始于何处、终于何处的问题议论说：“其义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荀子*劝学》。按照荀子的思想，为学而成为士，这是起点；由士而成圣人，这是最后目标。所以他曾表示：“匹夫问学，不及为士，则不教也”《荀子*儒效》，就是坚持学者必须从士做起。荀子认为：人要成为士，必须接受教育，如同玉石只有经过切磋琢磨才能成为宝物一样，鄙陋之人，只有“被文学，习礼义”才能成为“天下列士”。《荀子*大略》在学者开始为士到终于成为圣人之间，荀子还把作君子作为一个层次。他说：“彼学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荀子*儒效》又说：“好法而行，士也；笃志而体，君子也；齐明而不竭，圣人也。”《荀子*修身》这都是把学的目的分作士、君子、圣人三个层次的。荀子在划分这三个层次时，实际上已经表明了对这三个层次的人的不同要求。就对士的要求说，士是必须行其所学的；士必须取法礼，尊崇礼、践履礼，才能成其为士。就对君子的要求说，则不仅要行其学，而且要更加意志坚定，勉力实践，追慕圣人。就对圣人的要求说，则是必须通晓一切，无所不明，有取用不尽的学问。与孔子、孟子以德治思想要求人有所不同，这可以说是荀子又赋予儒家教育目的论以新的特点。

备注：本文选自1994年版《中华民族教育思想纂要》

编辑/轩辕威

作者简介:

轩辕轲：（1926--2015）字敏毅,毕业于河南大学.河南省睢县人。中共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原编审、教育科学出版社原副总编辑。著有《中华民族教育思想纂要》、《中国教育思想通史》龚自珍、魏源的教育思想一章，《中国教育魂》邓小平的教育思想两章。发表有《顾炎武的社会教化思想》、《颜元的社会教化思想》等有关教育思想的论文十余篇；《文心雕龙创作论的若干心理学考察》、《文心雕龙杂摭》等有关古代文论研究的论文数篇。担任《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思想》、《南宋事功学派及其教育思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时期的教育》、《基础心理学》等多种获奖学术著作的责任编辑、终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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