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辕集是晚唐著名道士，正史记载他曾被大唐皇帝征召入朝，故今人对其并不算太过陌生。事实上，尽管已有不少研究论著或多或少地涉及到这位来自罗浮山的晚唐高道，但以轩辕集为中心的讨论却难得一见。从既有论述来看，当前对轩辕集的认识仍存在不少问题，诸如真实情况与虚构传说相混肴，盲目信从“权威史传”而被误导，史料细节挖掘不足等。因此，我们仍有必要在重新整合和分析轩辕集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对其人事迹作一考辨，以纠正目前的误识。

轩辕集入朝

  轩辕集早年经历不详，其比较可靠的事迹只能从被征召入朝讲起。但有关轩辕集入朝一事，也存在必须辩伪的说法。根据司马光（1019-1086）等人的记载，唐武宗（840-846在位）笃信赵归真等道士之说，服食丹药过甚以至暴亡。唐宣宗（846-859在位）甫一继位，便着手处理这些道士，“杖杀道士赵归真等数人，流罗浮山人轩辕集于岭南”。1 根据这则记载，不难得出轩辕集在武宗朝即被征入长安的观点。然而，司马温公所给出的这则记载实际疑窦重重。首先，比《资治通鉴》更早的《旧唐书》中并不见轩辕集于武宗时入朝的记载，2 亦无轩辕集曾遭流放的说词，《资治通鉴》首创其说不免令人疑惑。事实上，如果追溯轩辕集相关记载的史源，问题会更清晰。中晚唐战乱纷纷，李唐皇帝屡次被迫离京，朝中国史多丢失亡佚，是以后晋起居郎史馆修撰贾纬（卒于952年）方有“武宗至济阴废帝六代，唯有《武宗实录》一卷，余皆阙落”之叹。3 故后世史家编纂武宗以后的唐代历史，不少内容均取材于晚唐文人的私人记述。就时间早晚和具体内容来看，苏鹗（890年前后在世）的《杜阳杂编》和裴廷裕（907年前后在世）的《东观奏记》应该是《旧唐书》等权威史书的材料源头。苏鹗和裴廷裕均活跃于唐昭宗时期，与轩辕集在朝中的活跃年代（详见下文）所去不远，二人记述虽然亦掺杂传说，但其中也当存在贴近现实的内容。然而，在这两部材料中，均不见轩辕集为武宗征召及遭受流放的记载。4 《资治通鉴》中的说法，在史源上便无法获得支持。其次，就对轩辕集的评价而言，不论是裴廷裕、苏鹗，还是《旧唐书》的编者，均对轩辕集表示崇高的敬意，认为他是一位有道高人，但《资治通鉴》却非常冷淡地处理有关轩辕集的记载。记述态度的反差，使我们感到司马光的记述可能存在问题，而此或许要归因于《资治通鉴》的撰写目的。众所周知，《资治通鉴》并不是纯粹的历史记述，其本质是为了向帝王提供治国理念而编纂的“以史为鉴”的“教材”。5 通读《资治通鉴》，不难发现其中存在浓烈的“儒家政治理性”氛围，而这一整体氛围不仅会左右司马光等撰述者对史实的评价，亦可能为书中给出的史实的客观性带来灾难性的影响。有关这一点，辛德勇在《制造汉武帝》中便已对《资治通鉴》的历史客观性做出批判。6 总体来看，《资治通鉴》中对僧、道等宗教持明显的负面态度，认为宗教有害国政，贤明帝王当远离僧、道，亲近儒臣，类似说教屡见不鲜。故司马光等人有可能为了贬低轩辕集的形象，虚构其遭受流放的历史细节。再次，《资治通鉴》“流罗浮山人轩辕集于岭南”本身也存在疑问。既然赵归真等道士受到杖杀的重刑惩罚，轩辕集为何可以免遭劫难？更为明显的疑问是，轩辕集既遭受流刑，为何同书后来的记述却是宣宗“遣中使迎道士轩辕集于罗浮山”？遭受流放者为何没有在服刑戌边，却可以逍遥山中？这些叙事上的不连续，反映出《资治通鉴》虚构轩辕集流放岭南，只是为了机械地与轩辕集在罗浮山受诏的真实情况建立对应关系。对以上疑点的分析，使我们有理由质疑《资治通鉴》有关轩辕集遭流放记述的真实性。事实上，其更可能是司马光等人编造的谎言，但其重点并不在于污蔑前朝高道，而在于劝告宋代帝王远离儒家以外的任何学说和人士。

 撇开《资治通鉴》的不实记述后，我们终于可以来看轩辕集的入朝事件。根据《杜阳杂编》和《东观奏记》的记载，轩辕集常年修道于罗浮山，年龄很大，但颜色不老，头发极长，立于床上发可及地，又善于采药治病。7 《东观奏记》记载：上（宣宗）晚年酷好仙道。广州监军吴德鄘离阙日病足，已蹒跚矣。三载，监广师归阙，足疾却平。上诘之，遂具为上说罗浮山人轩辕集医慭。上闻之，甘心焉，驿诏轩辕集赴京师。8

     根据《唐会要》记载，唐宣宗大中五年（851）下诏表彰侯道华升仙，八年（854）试图修葺武宗所建的求仙建筑望仙台（因谏，未果，改为文思院），十一年（857）命中使诏征轩辕集。9 这些活动反映出宣宗晚年确实倾心仙道，而其之所以笃信道教，则有身患家族性风疾的原因。王永平根据《旧唐书·宣宗纪》指出，宣宗晚年风疾发作，一般医药效果不佳，故转而求仙访道，望可疗疾长寿。10 然而，根据《旧唐书》等材料记载，当宣宗决定征召轩辕集时，右补阙陈嘏、左拾遗王谱、右拾遗薛廷杰等人便上疏劝谏。宣宗则下诏称，自身公务繁忙、身体欠佳，听闻轩辕集“善能摄生，年龄亦寿，乃遣使迎之，或冀有少保理也”。而至于方士害政的问题，宣宗表示自己不会重蹈覆辙，并表彰了谏官的诚挚劝导之举。稍后，宣宗复又令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崔慎由向谏官们表示，“虽少翁，栾大复生，不能相惑”。11

   大中十二年（858）春，轩辕集抵达长安，宣宗召入禁中南亭院。12 根据《唐两京城坊考》所述，南亭院在大明宫思贤殿中。13 苏鹗在《杜阳杂编》中列出一系列轩辕集在宣宗面前表现出的神奇能力，但多数过于神异，难以令人置信，唯两则相对可信者被《旧唐书》收录。第一则系宣宗向轩辕集请教长生之法的故事。面对皇帝提问，轩辕集给出如下回答：彻声色、去滋味、哀乐如一、德施周给，自然与天地合德，日月齐明，何必别求长生也。14

   在《杜阳杂编》中轩辕集的回答里，“日月齐明”之后本系“则致尧舜禹汤之道，而长生久视之术，何足难哉？”两者对比，不难发现《旧唐书》编者的擅改痕迹。但无论如何，轩辕集劝诫的主题在于倡导清静无为、慈悲爱物，而并不以服饵、房中等技术为归旨。或许正是轩辕集并没有为宣宗提供求取长生的技术性帮助，故不久之后，宣宗同意了轩辕集的还山请求。《旧唐书》采录《杜阳杂编》的第二则故事，并将之“措置”在大中十三年（859）春轩辕集即将离开京师之时。据《旧唐书》记载，宣宗本欲多留轩辕集一年，已为之在罗浮山别创道院（此则记载不见《杜阳杂编》等更早材料），但轩辕集坚持尽快还山。宣宗怀疑轩辕集急于还山是预测到朝中将有祸患发生，故复又请问自身得天下之年数，轩辕集于是“取笔写四十字，而十字挑上”15。宣宗果治天下14年而终。然而，事实上，《杜阳杂编》并没有说明此事发生的时间背景，给出确切时间的是《东观奏记》，但所述故事在情节上则有些不同。《东观奏记》称，轩辕集在京城“留岁余”后请求还山，宣宗欲授之朝奉大夫广州司马，但轩辕集“坚辞不受”。宣宗又问自身理天下年数，轩辕集曰“五十年”。宣宗听闻非常欣慰，但最终结果却并不是称帝五十年，而只是享寿五十岁。16 《旧唐书》似乎认可了《东观奏记》给出的故事背景---轩辕集大中十二年春入朝，“留岁余”，故《旧唐书》称其在大中十三年春离开，但在故事情节上则接受了《杜阳杂编》的记述。尽管情节存在差异，但两个故事的主旨都是在说轩辕集成功预测了宣宗的大概死期。事实上，宣宗卒于大中十四年，距离轩辕集离开长安的时间（大中十三年）并不算远。因此，我们或可推测，轩辕集有可能是凭借高超的医理得出宣宗命不久矣（一年之内）的判断，故才坚求还山，以免遭遇与前朝赵归真类似的灾祸。换言之，预测宣宗年寿或称帝年数之事，当有其“科学”基础。

轩辕集返程罗浮山

   有关轩辕集从长安返回罗浮山的记载并不多见，但从现有材料中我们还是可以推测出一些细节。杜光庭（850-933）《神仙感遇记》记载了一个故事，称右三军徐定国，为大中年间选出的送轩辕集回罗浮山的30名扈从之一。彼时徐定国年届六十，抵达罗浮山后托以疾病，从轩辕集修道。数年后，身体康健，轩辕集遣之归还长安。据称此人直到天复年间（901-904）仍然在世，且有少容。17 《神仙感遇记》当然不能被直接当成客观历史记述来对待，但这则故事并没有太过不可思议之处，或许反映了一定的真实情况，故事中使者护送轩辕集返山的内容合情合理。《杜阳杂编》中有关轩辕集还山，给出两个记载，其中一个称轩辕集中途失踪，使臣惶恐，但数日后得到岭南来信，称轩辕集已抵达罗浮山。此则记载与上述徐定国的故事存在矛盾，《神仙感遇记》中徐定国显然是陪伴轩辕集一同抵达罗浮山，而并没有中途失散。《杜阳杂编》给出的另一个故事，则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故事称，轩辕集从长安至江陵，一路布施钱财给贫人。轩辕集从长安出发并无奇特，但故事中为何将“江陵”作为重要站点却值得推敲。

   江陵，即湖北荆州，晚唐时属荆南节度使管辖，且为治所所在。何光远（936年前后在世）在《鉴诫录·禅月吟》中记载了晚唐著名诗僧贯休（832-913）的一则故事，称：初上人诗名未振，时南楚才人，竞以诗送轩辕先生归罗浮山，计百余首矣。后上人因吟一章，群公于是息笔。18

   这里归还罗浮山的轩辕先生就是轩辕集。接着以上引文，何光远给出了贯休诗歌的全文，文称“谩指罗浮是去程”云云，与送别轩辕集归罗浮的场景相对吻合。这里的“南楚”与荆南相应，高道轩辕集受诏还山途中，地方大员或有心结识，故此次百人参与的送别诗会应该是由荆南地方长官出面组织的重要文化活动，我们甚至可以推测此次诗会很可能就在荆南节度使治所（江陵）举办。白敏中（792-861）自大中七年（853）开始担任荆南节度使、江陵尹，至宣宗死时调任长安。轩辕集还山时白敏中正于荆南主政，他很可能就是此次送行诗会的组织者。参与此次诗会的贯休，在大中十三年时方27岁，年轻辈浅，符合“诗名未振”的说法。根据一些学者研究，贯休从大中九年（855）开始，即展开游历。18 或其于大中十三年恰过江陵，值逢轩辕集还山，以诗僧身份参与诗会，并留下佳作。此外，贯休弟子为乃师所编的《禅月集》中，别有一首《赠轩辕先生》，有可能是同一场合下贯休赠予轩辕集的另一作品。20 唐代诗人李洞似乎也参与了这次荆南省会。李洞是“唐诸王孙”，21 昭宗时科举不第，游蜀而卒。李洞很可能就是在这次长安落第后，在辗转赴蜀的途中参与了江陵的送别轩辕集诗会。李洞所作名为《赋得送轩辕先生归罗浮山》，系七言律诗，收入《文苑英华》，其文后四句为：“洞深头上觉舡过，楼静鼻中闻海腥。此处先生应不住，吾君南望谩劳形。”22 这四句似乎是在说轩辕集从江陵开始，要从水路赶路罗浮山。倘若如此，则轩辕集一行有可能会首先沿着长江行之海，而后一直往南直驱罗浮。因此，或许江陵对于轩辕集的这次南归而言，既是陆路与水路的转折点，也是最盛大的送行活动的举办地。如此，《杜阳杂编》专门强调“江陵”一站，也便可以说的通了。

   很遗憾，并无切实资料记载轩辕集返回罗浮山后的真是事迹，甚至他的最终下落也只是不知所踪，以至于卒年亦不可考。但从诗人皮日休（约838-883）、陆龟蒙（卒于881年）和诗僧齐已（约863-937）等人的诗歌中，可以发现在轩辕集还山不久后，不少人仍非常关注他的动向。首先来看皮日休和陆龟蒙。《松陵集》是皮日休和陆龟蒙的唱和诗集，根据尹楚彬的考察，此集所收诗歌均创作于咸通十年（869）五六月至十二年（871）三月之间，彼时皮日休赴吴中任职，结识长洲诗人陆龟蒙。23 《松陵集》中收二人以怀念轩辕集为主题的唱和诗两首，皮日休的《寄题罗浮轩辕先生所居》称：“乱峰四百三十二，欲问征君何处寻”，又曰：“从此谒师知不远，求官先有葛洪心”，似有拜谒轩辕集的想法。陆龟蒙的奉和诗歌称：“欲恐浮山归有日”，对皮日休的想法表示赞同。24 从皮日休和陆龟蒙这两首诗的题目和内容来看，均非与轩辕集的直接唱和，而是遥寄思念的作品。皮日休为何会想起以轩辕集为题作诗？这或许并不是诗人脑中灵光乍现的偶然结果。皮日休本竟陵（湖北天门）人，家乡距离江陵不远，咸通七年（866）赴京科考前主要活动于家乡附近区域。但大中十三年轩辕集途径江陵时皮日休刚年届十九，应当无缘参加彼时诗会。但当年诗会上百位文人参与赋诗，并有贯休创出佳作的消息，或许在这位年轻人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以至在日后与陆龟蒙的酬唱中，表达了希望亲赴罗浮参拜轩辕集的想法。从皮日休的诗作内容来看，其中仅提到轩辕集隐居罗浮432峰之中，且难以寻觅。如果此内容确实可以反映轩辕集的真是情况，那么或许从咸通十年到十二年中的某个时间开始，轩辕集的行踪或许便已经难以捉摸，且此消息已从岭南罗浮传至江南吴中一带。接着来看晚唐诗僧齐已，仅就生卒年来看，轩辕集系大中十三年（859）归山，而齐已约出生于863年，后者一生亦未亲往罗浮，二人应该没有机缘会面。但齐已与前文所述的贯休关系密切，彼此曾有诗歌唱和。25 又齐已本系湖南长沙人，自号衡岳沙门。或许正是从贯休口中听闻了轩辕集的高道形象以及当年江陵诗会的盛景，于是本为荆南诗人的齐已对自身出生过晚，未能与会感到失望，故另外创作一首《怀轩辕先生》，称：“不得先生信，空怀汗漫秋”。26 从齐已这首诗的题目和诗文主旨来看，轩辕集在当时已确定行踪不详。

      尽管轩辕集的很多真实情况早已不为人知，但作为被皇帝尊崇的高道，他的传说在后世典籍中依旧被重复提起。如《唐语林》（卷七）、《三洞群仙录》所征引的《高道传》（卷七）和《丹台新录》（卷10）、《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42）等重要的道教内外著作，均收录了轩辕集的传说和史传，只是其中内容基本不出《杜阳杂编》《东观奏记》等材料记述。根据一些后世材料来看，当地人相信轩辕集在罗浮山留下了一些遗迹，并将轩辕集本人列入惠州乡贤祠的祭拜名单中。27 而对这些遗迹的探访，则为道教内外文人雅士所热衷，如清代王文诰（生于1764年）便曾探寻轩辕集故居而不得其径，因是写下“轩辕道士素狡狯，使我不见轩辕庵”的诗句。28

      最后，有关轩辕集本人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辨析。明代陆应阳（1542-1627）的《广舆记》提到轩辕集“著《太霞玉书》，习神仙事”。29 清代《罗浮山志会编》中则收有归属于轩辕集的《太霞玉书序》，30 此序文又为《全唐文》所收录。31 序文称：“我皇唐大历之初，集栖朱明之野”，朱明洞天突然洞开，灵文玉书在空成字，特“厘为十有二章，统以太霞”。32 序文显然以轩辕集的口吻写出，称在大历年间（766-799）编纂朱明洞天显露之天文，共计12章。此说为当下不少学者所认可，但伪托的成分不小。首先，尽管《太霞玉书》的序文流传至今，但其正文却似乎没有什么影响，与轩辕集本身闻名遐迩的情况形成反差。其次，序文中天文结字的说法在中古道教中很流行，但有关此书的记载却出现得非常晚，存在后世造假的可能。再次，大历共计14年，最晚的大历十四年为公元779年。轩辕集约在大中十三年（859）返程罗浮山。二者相隔80年，从正常的情况来看，即使轩辕集在返程罗浮山时已届百岁，则大历年中亦不过是十几岁的少年。如许年轻便能编纂天文，亦不免令人生疑。故此，所谓《太霞玉书》十二篇者，后世依托的可能性非常大，而其传世许文自不可冒认出自轩辕集之手。

..........................................................................................

注：

1、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48，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8146页；

2、11、14、15，刘昫（887-964）等：《旧唐书》卷18，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3-646、640、642、645页；

3、王钦若（962-1025）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校订本）》卷557，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6387页；

4、苏鹗：《杜阳杂编》，收《笔记小说大观》，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第一册，影印上海进步书局本，卷3，第105页；裴廷裕：《东观奏记》卷3，与《明皇杂录》合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28页；

5、有关《资治通鉴》的撰述意图，参张国刚：《（资治通鉴）与国家兴衰》，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6、辛德勇：《制造汉武帝》，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

7、苏鹗《杜阳杂编》还给出其他一些传说，包括轩辕集能通过长发排出酒水，故可畅饮不醉等；

8、裴廷裕《东观奏记》，卷3，第128页。《太平广记》引《感定录》轩辕集故事，文字极类《东观奏记）》。见李昉（925-996）等编：《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卷79，第502页；

9、王溥（922-982）：《唐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卷50，第881-882页；

10、王永平：《试释唐代诸帝多饵丹之谜》，《历史研究》1999年第四期，第182页；

11、、16、裴廷裕：《东观奏记》，卷3，第128页；

13. 徐松（1781-1848）撰，张穆校补：《唐两京城坊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卷1，第25页；

17、杜光庭：《神仙感遇记》，《道藏》，北京、上海、天津：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0册卷4，第897页；

18、何光远撰：刘石校点《鉴诫录》，卷5，收傅璇宗主编：《五代史书汇编》，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5907页；

19、田道英：《贯休生平系年》，《四川师范学院报》，1999年第4期，第113-116页；江舟：《贯休政治生涯考述---兼论其政治诗》，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第8页；

20、贯休：《禅月集》，明虞山毛氏汲古阁刊本，卷21，第二页；

21、计有功撰，王仲镛校笺：《唐诗纪事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卷58，第1972页；

22、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卷229，第1152页；

23、尹楚彬：《皮日休、陆龟蒙生平事迹新考》，《古籍研究》，1988年第3期，第90-91页；

24、皮日休、陆龟蒙：《松陵集》；

25、二人交往情况，参田道英：《齐已交游考》；

26、齐已：《白莲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卷1 ，第九页；

27、如嘉靖《惠州府志》中记载轩辕试剑石、轩辕集故居等，见杨宗甫：《（嘉靖）惠州府志》，明嘉靖刻本，卷5,；乡贤祠，见卷9；

28、王文诰：《寻轩辕集遗庵不得》，收《晚晴簃诗汇》，退耕堂本，卷110，第36页；

29、陆应阳：《广舆记》卷19，清康熙刻本；

30、宋广业：《罗浮山志会编》卷4，康熙五十五年刻本；

31、32、见董诰（1740-1818）等编：《全唐文》卷928，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673页；

作者：白照杰：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编辑：轩辕威

中华姓氏网--弘扬姓氏文化，传承先祖精神；寻根联谊互助，激励子孙奋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