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朱元璋出生地之谜

    有关朱元璋出生地的考证，关键是充分掌握相关史料的前提下，进行科学的论证和综合地分析。弄清朱皇帝自述中关于其出生地“钟离之东乡”的确切位置，这个问题无疑是解开此历史之谜的关键。
   统计朱元璋御撰史料中有关出生地的内容，可知：朱皇帝最早于1363年在《朱氏世德碑》中宣称自己：“某其季也，先迁钟离，后戊辰所生”。其次，1366年8月，朱元璋准备讨伐张士诚，在建康告祭大江之神时，曾曰：“予生于濠梁，乃庶民也……乃正王位，建国曰吴。”
　　最后，是在洪武二年乙亥（1369年），初立凤阳皇陵碑时，先由朱皇帝口述，后经过文臣危素等润饰成文。其中提及“皇考五十，居钟离之东乡，而朕生焉”。
　　从此，朱皇帝再没有对自己的出生地，作其它的重申和补充。所以，从先是“钟离”、“濠梁”、到最后确定为“钟离之东乡”实为朱元璋真实意愿最明确地表达。根据朱皇帝自述中，三次提及自己出生地的时间顺序，可知最后特别添加的“东乡”两字，包含着非常关键的方位信息。
   有些学者在研究“钟离之东乡”的具体位置时候，认为：“明光市在元明清三代都属于盱眙县，在元代并不是钟离县的辖区，持“钟离之东乡”即是“明光”说法的人，自己也感到不能自圆其说，清光绪《盱眙县志稿》就非常含混地说：明光山“或元时地属钟离”。如果其地连钟离县辖区都不是，怎么可能称为‘钟离之东乡’？”的疑问。
　　因此研究钟离建置的沿革，以及与明光地区之间的辖属关系，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根据《宋史》中相关记载可知：明光地区自明上溯最晚隶属于濠州钟离所辖的时间，为有史料记载的南宋绍兴年间。由于元代统治不足百年，南宋未和明初的明光地区又都重新隶属于濠州管辖。因此，虽然元明清三代明光地区确实不是直接隶属于钟离，但与濠州钟离之间还是有传统的历史渊源。同时必需注意的是：明光地区与钟离之间、与盱眙和钟离之间，在辖属关系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一、钟离范围的认定
   由于钟离国的记载，史料相当匮乏，只有在《左转》、《史记》、《水经注》上有零星记载。随着蚌埠双墩1号墓和凤阳卞庄1号墓，古钟离国君父子墓葬的相继出土。考古专家根据两个墓葬之间距离推算，古代钟离国东西距离应该在200里以上，范围包括淮河中游甚至中下游地区。另据唐杜佑撰《通典》卷第178记载：钟离郡东至淮阴郡四百二十里。南至庐江郡三百三十里。西至彭城郡界九十五里。北至临淮郡二百二十里。东南到永阳郡二百二十六里。西南到寿春郡二百二十里。西北到彭城郡四百五十八里。虽然钟离郡的管辖范围历代时有增减，却依然是相当广阔的。而称呼明光地区，为钟离说法的例子。如“梁武帝天监十三年……于钟离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以筑土，合脊于中流。”后来宋代文豪秦观于1069年，针对上述事件所作的《浮山堰赋》的序中，同样有“作浮山堰于钟离”的记述。浮山为著名的“淮水三峡”之一，不但位置于当时盱眙县淮陵乡的最西北端，距离凤阳临淮关一带更有百里之遥。
   那么在朱元璋自述中的“钟离”，是否就是唐宋时期古钟离郡的含义呢。在朱元璋御书《中都告祭天地祝文》中有“人皆曰：古钟离可。因此两更郡名，今为凤阳，于此建都。”这种“钟离”即是指“古钟离郡”的说法在朱皇帝其它的御制文章中也多有相同地表述。同时在凤阳出土的永乐三年“赵母朱氏太夫人墓志”中，也有“夫人姓朱氏，古钟离郡西乡人”的记述。从当时描述地望的风俗习惯中，亦可作旁证。　　
　　虽然元代将明光地区与濠州钟离分属淮安路和安丰路。但由于元代国祚太短，对于当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依然习惯地顺延元代以前的建置。同时，立志“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朱元璋，在描述“钟离之东乡”的方位时，其中的“钟离”的辖区范围，则明显是以唐宋时“古钟离郡”为参考标准的。在中国古代盛行的称谓之中，地望称不但是一种尊称，而且一般有出生地、族望地、为官地三种含义。可见将当时盱眙县所辖范围内的明光地区，称为“钟离”，并非仅仅只是朱元璋个人的喜好，而是源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继承。
   二、“钟离之东乡”即为灵迹乡之根据
   据《凤阳新书》卷5：“洪武十六年三月十六日，户部尚书郁新等于奉天门早朝，钦奉圣旨：凤阳实朕乡里，陵寝在焉。昔汉高皇帝丰县生，沛县长，后得天下，免期丰沛二县之粮差。今凤阳、临淮二县之民虽不同我乡社，同钟离一邑之民。朕起自临濠，以全乡曲。”从营建龙兴寺当年的此道圣旨之中：“今凤阳、临淮二县之民虽不同我乡社”，已经非常明确的告诉人们，朱元璋出生地与凤阳县之间并无关联的信息。

作为广有四海的洪武大帝，其大故乡观念的气魄与非同一般地看待问题角度，自然也非常人所及。《太祖宝训》（吴元年公元1366）十月乙己，太祖御戟门，与给事中吴去疾等论政务，因谓之曰：“吾以布衣起兵，与今李相国、徐相国、汤平章皆乡里，所居相近，远者不过百里。”另外，在朱元璋亲撰《大明皇陵之碑》中，文中有：“住三载而有雄者跳梁，初起汝颍，次及凤阳之南厢。”的文字，描述郭子兴于定远起兵响应反元的故事。而其中的“南厢”无疑是专指位于凤阳县南面的定远县城。由此可见：“钟离之东乡”所指即盱眙灵迹乡，实朱皇帝惯用的措词方式。同时在中国古代文言文中，有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替本字，今称为通假或者通借的修辞方法。在古文中“乡”字与“向”字通假的例子非常地常见。结合盱眙地区具体地表述方位的习惯，也可以看到极其相似地记载。如清代邑人王效成在为盱眙县治西清心亭所作的《清心亭记》中，就有“外门东乡”之句。后文还有“堂左为榭为廊，皆北乡，临大淮。”的描述，可见“东乡”之意，实为“东向”。 所以“钟离之东乡”，当然也可以直白地理解为“古钟离之东面方向”。
　　因此明人郎瑛在《七修类稿》记有：“盱眙县唐兴、灵迹二乡，即皇陵碑所谓钟离之东乡也。”万历时泗州知州曾惟诚在其所撰《帝乡纪略》中，亦有“今乡名亦自洪武后改称灵迹”。又有“太祖生钟离之东乡，即盱眙之唐兴灵迹诸乡也”的描述。据康熙《盱眙县通志》载：盱眙县所辖共八乡。而位于县西南方向，即现在已经划归明光市的地区，主要有四个乡，分别是：“唐兴乡、太平乡、淮陵乡”以及“灵迹乡，在县治西南，管图四：红庙集、查家埠、土沛集、上店铺。”同时更有重要实物资料，可以与上述历史记载之间相互印证。1970年前后明光市出土的“先考陇西恭献王圹志”，此志为朱元璋外甥李文忠于洪武十四年所撰。其中有：“诰命追封陇西王谥恭献，卜以是年十二月庚申，归葬盱眙县灵迹乡冷水涧之原”。同样内容也见载于《明实录》卷120中，其文曰“车驾临奠，追封陇西王，谥恭献。十有二月庚申，葬于盱眙县灵迹乡斗光山之原。”可见距离临淮关仅六十里左右的明光地区，作为明太祖出生地，于明初即命名为灵迹乡，当为无可争辩的事实。同时在《明实录》卷120中，还记载有“贞世居泗州盱眙县，后徙临淮之东乡。”将明初凤阳府盱眙县灵迹乡，仍然习惯地称为“临淮之东乡”的描述方式，无疑于“钟离之东乡”的措词极其相似。另外，据清康熙43年(1704)刻本，盱眙《李氏族谱》世系一之先世源流中记载：“世居之地本属太平乡，明太祖以龙潜所在，分立灵迹乡，赐山名曰明光，故为明光集”。由此可知，李氏族谱的记载，与盱眙李氏一世祖李贞墓志中的描述，都说明了“明光”和“灵迹乡”等地名的存在，与朱元璋出生地之间不可分割地关联。
   三、朱元璋以“钟离”为中心的背景分析
   朱元璋对于“先世家沛”的古钟离郡，本来就怀有非同一般的感****彩，更为重要的是最大程度神化其天授神权的需要。据《明史》列传第十五记载，当年朱元璋在“略地滁阳，善长迎谒”之时，曾经询问天下何时能够平定的问题，李善长回答说：“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
　　后来朱元璋在祭历代帝王庙时，惟汉高祖前加酒一杯，并云“惟公与我起布衣而有天下”。可见朱元璋将自己与汉高祖刘邦并称，是其准备“成帝业”的既定策略之一。而将朱元璋的出生地“濠州钟离”，与汉高祖的出生地丰沛联系起来，更是作为群雄纷争之时，异常重要的宣传手段。
　　所以1366年，朱元璋准备讨伐张士诚，在建康告祭大江之神时，才会郑重其事的提及“予生于濠梁”的话题。《天潢玉牒》中也有“濠梁即古涂山国，神禹会诸侯之所，时为钟离，今之凤阳府也。周世宗显德中至淮南，常言荆、涂二山为濠州朝冈，有王者气。后三百年而我太祖出焉，地理之符，岂偶然哉？”的记载。
　　永乐皇帝朱棣在为其父所撰《孝陵神功圣德碑》中，也有更加具体生动的描述：“天命皇考，诞降发祥。有光烛天，渊潜濠梁”。而朱元璋登基前后的许多作为，与汉高祖的故事极其相似。所以朱皇帝驾崩之后，也同样地被其子孙谥为高皇帝，的确是实至名归。
   综上所述：朱皇帝自述中“钟离之东乡”，即明初凤阳府盱眙县灵迹乡，就是今天的安徽省明光市。朱元璋之所以采用以钟离为中心的叙述方式，是出于古代文化传统中沿用至今的风尚，同时更是为了宣传其天授神权的需要。从朱元璋本人自述，到灵迹乡、明光集、赵府等带有特殊信息地名的产生。从《先考陇西恭献王圹志》和《圣祖灵迹碑记》等明代重要实物史料的遗存，到流传于明光一带关于朱元璋民间故事的传承。从《泗州志》、《帝里盱眙县志》、《帝乡纪略》、《嘉山县志稿》的明确记载，到新编《凤阳县志》中：“天历元年（1328年）九月十八日、朱元璋诞生于钟离之东、盱眙县灵迹乡。”的记载。以上种种各项论据的存在，无疑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这也是关于朱元璋出生地的其它说法，所不可能具备的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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