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明清时代的宁海州望族，城内有西门里常氏、赵氏、王氏，南门里贺氏，东关孔圣后裔；城外有西解甲庄李氏，午台南塂杨氏，泽上张氏，崖子孙氏，上庄于氏等。其中常氏为宁海州首富，仕进也不乏人；午台南塂杨氏科举第一(清代进士6人)，西门里赵氏、上庄于氏次之(清代进士各4人)；其他亦多为书香官宦门弟。

常氏家族堪称牟平望族第一。常氏自明初定居宁海州，迄清末民初繁衍六百年，科举仕进不乏，名士代出。清后期更成为宁海州首富，其家族和家族创办的大兴商号及其分支，本地人号之曰“常大兴” 。在几大家族中，常氏又尤能回护乡梓，在宁海州地方事务中发挥着独一无二的作用与影响。

一

常氏原籍武定州（治今山东惠安），始祖常兴是元末明初朱元璋部队里的一名兵士。朱元璋夺取天下，改元洪武，建立明朝，创设卫所制度，兵士常兴被拨发燕山卫。

建文帝削藩，燕王朱棣起兵，常氏二世祖常敬作为下属兵士，跟随朱棣南下，累积战功，升迁至武略将军、水军左卫前所副千户，永乐二十年钦与世袭。

三世祖常忠于正统七年袭爵，调任宁海卫左所副千户。宁海卫设在宁海州城内，辖奇山卫（即右所，今烟台所城），金山卫（即左所，全名金山备御左千户所，今牟平姜格庄镇金山上寨）两个千户所。常忠即任职金山卫，于是定居宁海州金山卫。

四世祖常礼，忠子，成化八年承袭。

五世祖常寿，礼子，成化二十二年承袭。常寿长子目瞽，因此由次子常秉仁借袭。

第六代常秉仁，字公溥，号时庵。常秉仁在隆庆、万历朝的三次武科中三次获解元，慨然有边塞之志，然而苦于得不到任用，郁郁终老于卫所。明中后期，由于文官地位已经远高于武官，因此许多军官家庭重视诗书。常秉仁就能诗文，州志艺文中采录有他几首，其竹林寺曰：高僧寂寞处，一望锁千峰。钵里藏龙蜕，门前见虎踪。岩留新岁雪，涧长旧时松。落日空山路，惟闻楼上钟。文字淡雅，意境高远。

常秉仁儿子叫常康，目瞽长兄的儿子叫常泰，按制度，应该由他自己的儿子常康承袭。但等到常泰长大成人，常秉仁将他携至京城，乞请中央允许由常泰承袭，以使本应由长兄世袭的爵位还由长兄的后代继承，他的这一孝义之举得到当时的广泛称赞，“时议贤之”。于是常泰袭职副千户，晋武德将军。

常秉仁此举也为家族创造了一个完美的转型机会，他的儿子常康日后中举又中进士，官至云南按察司副使兼布政司右参议，若是依制承袭军籍，他恐怕只能像父亲那样作为下级武官终老卫所，难以跻身文人士大夫的行列。同样，南门里贺氏也是由明初世袭卫所军官（贺氏世袭百户）转而读书科举仕进的。

第七代常康，字晋候，号济苍。万历四十年（1612年）举人，四十四年进士。因为父亲常秉仁曾三中武解元，于是在城中西门大街立起父子二人的文武世科牌坊；常康任副使后获中宪大夫衔，父亲也获赠中宪大夫，因父子二人在隆庆、万历、天启三朝三次获殊荣，西门大街又立起宠貤三朝坊。

晚明经济发展，人文繁茂，这在辟处东隅、文化极不发达的宁海州也有所表现。明代宁海州记载有六个进士，三个出在万历一朝（剩下三个中有两个还是因为成化年间任职的知州姜琏大力兴学培养出来的，另一个在弘治朝），常康列其一，举人亦较他时为多。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俞价是常康的前辈，曾任侍御史，直言敢谏，“朝中咸惮曰勿挠御史法”，是宁海州史上有数几个在朝廷级别和名望较高的人物之一。俞价约万历二十九年后谢职还乡，里居时，每遇关系一州利弊的事情，“辄侃侃与州刺史口争之”；万历四十三年大灾，他出粮减价平粜，“所全活以数万计”。州人把他视为本地的“包拯”，称呼他“俞青天”；死后还奉其为本城城隍。俞价还乡时，常康举人还未进士入朝做官，俞价于故里有园，招常康饮于其中，常康赋诗两首，《初夏饮俞忠轩园》：其一 绿野堂开绿水间，城阉云霭翠微环。桥分柳陌朱门隐，槛倚芳塘画阁间。数载谏书留北阙，一时物望系东山。白云未许终高卧，会见彤庭赐诏还。其二 拂袖归来旧直声，明农南亩见生平。禁中抗疏蜚青琐，泽畔行吟赋翠蘅。沧海闲田堪学稼，昆嵛有药欲尊生。桃源津渡稀人问，秋月春云伴偶耕。赞园田之美，俞价之忠良，里居之乐。

常康在秀才时就曾为民请命，“拦舆上书，黠蠹胆寒”。进士后初任礼部行人司行人，正八品礼官，专职捧节奉使，到地方上传达执行中央的诏书、分封、抚谕，以及赏赐、慰问、赈济、军旅、祭祀等意旨。

常康仕宦的时代正值万历末、天启年间。万历帝不上朝，天启朝阉党把持朝政，国事糜烂；而东北的后金却日益强大，鲸吞蚕食辽东土地，宁海州所处登莱地区成为日益狭促的辽东前线的后方，承担着由登州往辽东海上军事运输补给的重要任务，赋役繁重。虽然职位卑微，只是一个闲差，但生长于斯、熟悉地方情况的常康积极地向当道主事者进言献策，以求分国忧苏民困。他上书山东巡抚李长庚、山东提刑按察司副使王之钥、登莱巡抚陶朗先等，就登莱地区(尤其是宁海、文登）的海运、赋税、兵役、开荒、辽饷等指出其中存在的弊政，并提出解决的方法。转升户部清吏司员外郎，升署贵州清吏司郎中。户部管民政，常康更是可以在其位而谋其政。他给前述各大员的揭帖以及请求地方官办案公正、编审平均、不加派火耗等的文书都有稿籍保存下来，后人编为《悯恤草》三册。

常康后来又“钦差总理易州粮储，弹压紫荆等关（长城关隘，在今河北易县），军民戴若父母，有召杜之称。”又外放承天府（辖今湖北钟祥等六县）知府，“以却宿弊垂永利事一揭，以固牧圉图捕报事一揭，及剔奸救荒，立有碑石。著《郢牍集》十册，南中至今能道之。”在由承天府觐京叙职的路上，此时已是迟暮之年的常康疾病缠身、伶仃思乡，作诗回想青年时的匡扶之志，不禁流露对当时的朝政和吏治的极度失望、愤懑之情。

常康在承天府任后“升分守（云南）临沅道，寻升云南按察司副使”，但不久即病卒。死后，崇祯二年（1629年），崇祀乡贤祠。宁海州学正、训导率盍州生员行祭礼，宣读祭文。

常康的长子常吉士在父亲死后，拣选祖、父二人的诗歌，于崇祯年间合刊为《松柏堂集》。刊成后，请戚友、本地名士等批注，批阅者有本地名士于振英、王在镐、（西门里）王槚，表亲陈恪。诗集家藏本中有后识，乃常吉士题于崇祯壬午腊尽，是时清兵绕过北京已经进入山东，半岛各城危殆，两个多月后，崇祯十六年（癸未年）二月清兵破宁海州城，杀戮甚惨，批阅者王槚壮烈殉城，王在镐遇难。此诗集实宁海州劫后余灰也。

可能由常康开始，常氏这一最重要的分支开始定居宁海州城内西门里，蕃衍而成常家巷。

二

第八代常师善，泰子，袭职；常吉士，康子，靖海卫廪生；常庶士，康子。

第九代仅能够从其后代墓铭传记的推溯中发现两人：常日烜（？-1695），字昕昭，吉士子，郡庠生；常德昭，世系不明，从与常日烜同一字辈来看，可能为常康一系。

这两代人没有什么功名事迹，人丁也不显，这是因为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动荡时代。崇祯十六年癸未之难，兵洗、土寇加之改朝，前明旧族，精英折损、财势丧失，元气大伤，更有不仕新朝者。许多前明望族由此不复从前声势，如西门里王，南门里贺。据说，常氏因享明代恩荣的原因，清初也不愿出仕异族，族人少科举而多以经商为业。考，在崇祯癸未之难中，常氏似乎并未有人殉城或罹难；顺治十八年于七起义时，牟平常和尚和文登张振岗起兵响应，常和尚是否常氏族人，常氏是否有人参与反清，难以考订。至于经商说，常日烜有十一个儿子，庶子常倬以舌耕为业，但还有“蒿口典田故主，广河倩地旧佃”，到日烜嫡曾孙世淦时，世淦及其族兄常世科两人已是宁海州首富。此时常氏开始经商致富的说法是可成立的。

康熙朝对汉文化和汉族知识分子表示尊重，社会开始稳定经济复苏，民族矛盾缓和。常氏从栋字辈开始用心于科举仕进。

通过后文常氏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康乾时期常氏族人通过科举复兴的努力是不成功的，清代常氏科场失意，没有进士，举人也只出了一个。到清中后期，是财富使常氏真正炫赫起来。清代贡生就有做官的资格，常氏子弟在贡生的基础上，运用财力，通过捐纳，获得较高的品衔，从而在仕途上也有所发展。

康熙时有常某（佚其名，从其子名升斯，而县志选举里有“常绍闻，字令斯，贡生，籍西门里”来看，字辈与康子常吉士后人不同，可能非常吉士支，或非康支），是本地名士、明遗民南门里贺广龄的女婿，时人称颂他为黄叔度后身。常某康熙间曾应山东布政使卫既齐之聘讲学于济南白雪书院。其子常升斯，东关孔兴筠（牟平孔圣裔，提督山东学政孔尚先孙）呼为三叔（见孔兴筠《萝月山房小草》，抄本），孔氏之戚友也。

第十代常倬（1683—1768），字云栋，又字岁千，号甫田。他的父亲常日烜妻王氏、继室马氏、妾华氏，共育有十一个儿子。常倬十一岁时兄弟照各母分家，十二岁时常日烜亡故，家道中落。十九岁学业有进，就传于西门里赵文哉，被赵称许为南宫伟器。然而他乡试十三次也未能中举，以教授生徒为业。遇门下有可造之材，则乐于培养，若其生活拮据，则时有周济。平时赈恤族人乡邻，大饥之年，他将一些土地典押、佃户历年欠租的债券焚毁，赢得口碑。东关孔衍似（孔尚先子，其子即孔兴筠）出任四川保宁知府，聘他做幕僚。他随行游历阆中名胜，回首牟平故园，常有题咏，以所居凤楼名为《凤楼集》。乾隆九年（1744）预受乾隆十年岁贡，知州延为牟平书院山长。乾隆二十二年（1757）冬任博平训导，“居博六年科第连绵”，受士子爱戴。八十一岁还乡，八十六岁寿终。

常倬的弟弟常僔二十四岁因痘疹病故。常僔妻李氏，是癸未殉城的明宁海卫指挥李仁全侄李陛苍女儿，出身名门，两家为中表旧好。李氏当时遗腹未生，三月后产一男，但生下七日就夭折。李氏于是决意殉节。婆婆劝阻，要和她同起居以防她投缳仰药。李氏遂决饮食，水米不进一十六天而死。乾隆十七年（1752）旌表。当朝名宦文登徐士林作诗表彰：吞声强作未亡人，谁促孤儿背寡亲。三月从权空有恨，一朝仗义更无身。宁知家乘名争烈，只道泉途会属真。吊望西山常洒泪，又从巾帼识忠臣。

常德昭子常依，字台栋，庠生，性孝友，与长兄厚栋都善医术，父母患病，两人亲自诊脉调药侍奉，日夜不少懈；兄厚栋、天栋先殁，他和弟弟藩栋白首相亲，宛若童稚，同知龚大良赠以“谊敦友爱”匾额褒奖。生平好急人之难，康熙丙子，州守苏某亏孥柒佰两，无处筹措，常依替他敛募补齐，后来苏某徙官界河，双亲都在宁海州病故，常依又替他备齐衣衾棺木；康熙四十三年（1704）大饥，俭以自奉，节省下来的接济亲戚朋友；家中收养贫苦宗族亲戚，年幼的他抚养十余年至置办婚嫁，年长的养老送终置备棺木。他用心科举，然而十二次乡试都未能中举，年至八十依然手不释卷。学余精研医术，登门求医的人很多，他用心诊治，制药精良而价格低廉。年八十二卒。他的异姓兄弟兼妹夫，济南府训导午台南塂杨宣之为他做祭文。

第十一代祖字辈，有名位者仅常倬次子常衍祖，字如范，岁贡，作《胡公三大政纪实并序》（胡公为知州胡道垠，事迹见下文）。另有常承祖，字节其，岁贡。

第十二代世字辈，多生活在嘉庆朝，但常世锳年岁较早，字鸾声，乾隆十二年（1747）举人，选郓城教谕。乾隆朝名宦李湖（终于广东巡抚任上，入清名宦祠）曾于乾隆二十二年至约二十九年任宁海知州，任职期间重视文教重修学宫；发展山蚕茧绸的生产；抑制豪强。政绩突出，常世锳作为本地士人代表为李湖作《重修学宫碑记》。

乾嘉间常氏还出了一位名画家。常年，字大椿，号枕泉，一号默道人。“专工墨梅，笔力雄厚，奕奕有生气。与正性墨竹，并着大江南北。”志书上说他是西门里人，然而从名字来看与已知当时常氏字辈殊为不同，存疑。常年在画史上难觅其记载，现今也未见其作品流传。然而正性却能查到一些记载：“僧。字墨痴，号龙池道人，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住宜兴龙池寺。善写墨梅，水墨大竹，笔势雄壮入神。又善画猫。（《墨林今话》、《畊砚田斋笔记》）”。由此来看，常年也是一位颇有造诣的画家。他虽不甚知名，然而对宁海州来说，是凤毛麟角、难得的丹青人物。

三

   常日烜嫡生子之一叫常僖，常僖往下的世系是：常僖－常晖祖—常世鸿、世淦、世澄、世濂。

第十二代常世淦（1771—1855）字心如号道泉，家承先业善骑射，累试第一，武生，喜好书法，学柳公权。牟平书院的“正谊明道”等匾额就是出于他的手笔。

本地既有我们通常所认识的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专一读书仕进的家族，象西门里赵氏就是如此。更多的是重文不废武，象城东关孔圣裔，提督山西学政孔尚先的侄子就是一个武官，其他一些家族即便如仵台南塂杨氏都有武举的存在，只是多少不同而已。这与地域文化有关，明清以来文科进士南方多北方少，武科进士北方多南方少，著名武术家兼历史学家马明达先生曾就清代各地状元数作过统计，武状元以直隶最多，山东排第二，而山东的文状元也可排名第四，山东（还有浙江，要好于山东）是文武比较均衡的地区。能读书的固然好，长于武艺的通过武举等途径担任武官也一样可以光宗耀祖。只不过常氏习武不只是读书不成的选择，还有作为宁海卫世袭军官家族后裔的传承，这是祖先的荣耀。与世淦同时且齐名的族兄常世科，也是个武生。祖孙文武相继，或兄弟有文有武，这样的家庭（族）在本地很有普遍性。

嘉庆十六年（1811），胶东各县“夏大旱、秋大水，禾歉收”，当年十一月就已造成饥馑，到十七年春存粮已尽青黄不接时，就形成了遍及全境的大饥荒，百姓食草木几尽，鬻妻卖子，饿死无数。时任宁海知州胡道垠为灾情奔走筹划，一方面向上级申请平粜仓谷；一方面召集士绅，捐俸劝捐，筹集资金以从辽东运粮，煮粥施赈。宁海州望族兼首富常世淦、族兄常世科首应义举，慨然输粟捐赀，胡道垠高兴的说：有了这个人带头，十几万人就有救了。在他二人的带动下，“邑中绅富，遂群起风从”。从此，常世淦更是成为宁海州众人之所望，他干脆也乐得主动承揽，“自是每遇凶岁，散发财粟以为常。至城池道路，桥梁祠宇，凡有兴役，必捐赀督工以成其事。”这些举动，为他赢得了“性淳厚，笃孝友，富而好施”的赞誉。常世科也因此在方志中留名，“慨然慈祥，乐善好施，平生周贫济危，不可胜计。”

这次饥荒灾情严重，百年一遇，影响很大，民间记忆深刻，胡老爷（胡道垠）的感人故事宁海州民间广为流传；感恩的民众取常世淦的商号名“大兴”之意，称之为“常大兴”，“常大兴”遂成为本地人对其家族及其商号的称呼；反观临邑栖霞的牟墨林，借机大肆聚敛土地，当地人取他行二字墨林之意，称之为“牟二黑子”，也成为以后民间对其家族的称谓。两个家族绰号由此流传一百多年，是为民鉴。

常世淦另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出资创办了“大兴”商号。

起初，常世淦应贫苦族人之请，出资创办大兴商号，常氏有钱又有功名，本无它意，使族人贫苦无聊赖者有生计而已。

大兴商号最初在西门里路北开酒铺，专卖自酿黄酒，后兼营烧酒。十几年后，营业发展，租赁两只帆船，北到丹东营口贩运木料，南至连云港、宁波、上海等地贩运粮食、南货，南北海运贸易，获利甚巨。盈利则购置山峦土地，收取租佃。

道光年间，本地柞蚕丝织业兴盛。早在康熙间，学正诸城人王汝严就开始教宁海州人养蚕。乾隆二十二至二十九年李湖任宁海知州七年，任上大力督导民众植柞养蚕，发展茧绸生产。本地生产的茧绸被称为宁海绸，当时茧绸的品质以昌邑绸最好，宁海绸次之。清晚期，由于与西方海外贸易的展开，茧绸还远销海外。大兴号摒弃酒铺与海运贸易，筹建大兴纩坊。收购柞蚕茧，加工剿制成丝。随着营业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至鸦片战争（1840）前已有很多雇工，分工煮茧、剿丝、晾晒，然后转送至附设的机房或分发给民家绩妇，织成茧绸。当时宁海州城里有东关孙姓开设的德记（元增德）、同记（永增同）两家南京铺，象岛杨姓开设的一家海州铺。他们从事海上运输，其“大栝蒌”、“小栝蒌”（传统海运木帆船，因形似栝蒌而得名）来往于本地与海州、苏州、扬州、南京之间，宁海绸通过城北的系山港由这些货船运到南方销售。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1842签订了《南京条约》，广州、福州、上海等五口岸通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又签订《天津条约》，宁海州所属登州（烟台）等十处又被划为通商口岸，1861年烟台正式开埠通商。随着外国商品的进入中国，宁海州城内新开设了东关杨姓的义聚东、北门里王姓的东昌号，这些商号专营洋广杂货和洋纺织品，由于工业产品物美价廉，垄断了整个市场，宁海绸也受到冲击而销路大减。且当时海运已开始逐渐由木帆船改为大吨位的新式汽轮，传统航运业遭到沉重打击，南京铺、海州铺先后停业。城北系山港不能停泊大货轮，货物外运须先陆运至烟台港装船，在当时颇为不便，陆转运费也大大增加了成本。大兴号营业萧条，难以维持。大兴号遂关闭纩坊，改营典当兼放贷(此时段大致应由其子常文达当家)。典当、盐业等传统的封建商业在清末本已是夕阳产业，但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外国工业品的倾销，国内工商业经营困难，需要通过典押等方式获得资金；民众也由于家庭生活状况恶化、鸦片泛滥等原因典押财物，此时的常大兴典当业反而兴盛，获利几倍于从前。

盈利后的常氏继续购置田产。迄清末，常大兴土地有八千多亩（相当于本地至少五六个普通村子拥有的土地），山岚一千余亩。

这里说一下常大兴财富多寡的问题。常氏虽然是宁海州首富。然而宁海州素来“辟处东隅、地瘠民贫”，也不是大港口，商业上无论如何都比不得闽浙徽晋；而常氏又未曾像栖霞牟氏那样借嘉庆年那样的机会完成土地的聚敛，区区八千亩相比牟氏八万亩实在不多。所以常氏的财富只是相对经济较落后的宁海州而言。

随着大兴号的发达，许多管事者也赚了钱，积累了经营资本，开始脱离大兴号，开设了一些杂货铺、绸缎庄、粮店、当铺等，虽然各立门户，但与大兴商号或多或少保持着附属关系，外人也把他们看成是大兴的一个分号，统称为常大兴，此时常大兴已然可称为常氏财团了。

常世淦于咸丰五年（1855）去世，寿八十五，葬于城南交山之原。诰授武功将军。儿子常文达远赴北京，请年家子、时任吏部左侍郎的胶州人匡源(后来的咸丰顾命八大臣之一)题写墓志铭。常世淦孝友、慈善，我们从匡源给他作的墓志铭里所讲述的他幼年的几个小故事或可看出端倪。

一是他小时候不小心折了胳膊，小孩子怕被父母发现，装作没事，自己悄悄治疗。像极了我们身边老实懂事的孩子。

一是他敬畏神明。常世淦幼年时曾读书于城内州署东清泉寺中，一天常世淦读书余暇外出，回来时发现他所住的那间屋子垮塌，瓦砾遍地，读书坐处被压得粉碎。常世淦不禁得对神明心生敬畏，当下许愿，将来要重修庙宇，报答神明保佑。成年后他兑现了许诺，重修清泉寺。他母亲得眼病，迁延不愈，他悉心照料，经常在神前祈祷，最后得到五参汤药方治好了母亲的病，墓志铭说药方是他祈祷得来的。

常世淦的儿子，第十三代常文达，字天民一字逸民，号豁庵。嘉庆年廪贡，菏泽训导，议叙运同衔，晋候选道加三级。他任菏泽训导时，属县有停柩不葬的习俗，知府委派他改易风俗。他受命奔波十县，曲为劝导，结果据称有不下十万口下了葬。当时太平军、捻军纵横，他出资劝修城池，捐助军饷。他死于同治末期，著有《豁庵诗集》。

常世淦的几个侄子仕途也都不错：

常文奎，字君路号矩庵，道光十七年（1837）拔贡，易州州判，有循声，早卒。

常文遴，字伯铨又字铨庵，号步云。道光年增贡，在籍多次捐赀修路等。授朝议大夫，历任山西蒲州、宁武知府。山西蒲州，乃晋商一大渊薮；宁武也是晋商走西口的商路。他的幕僚后沟村王开文（字惠田），随其解纽回乡时，“某人赠银桂一株，围近三尺，系前明遗物”；还有能力“不惜巨资，创设义塾”。如此，依“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官场惯况，常文遴在财富上想必也有不少增益。他在宁武知府任上，还与阿克达春合编《续宁武府志》1卷（咸丰七年，1857）。

常文进，字精庵，号渐甫，道光年增贡，江苏东台知县，运同衔。旱荒为灾，捐廉倡赈；乐育士林；洋蛮众匪滋事，躬往亲拿，道路焚香顶祝。

常文远，咸丰年副贡，云南阿迷知州，旋因亲老改近省。

常世淦与侄子常文达等两代人为主参与捐资督工完成项目现所能知道的具体有：

重修城内清泉寺，常世淦捐资督工；

整修修福岘口山路，常世淦捐资督工，两年完工；

道光十三年知州殷家谟募修城隍庙，常世淦捐资督理；

道光十四年文庙先圣殿，常世淦捐资督理，两年完工；

道光二十六年知州博文劝捐续修牟平书院并做考棚，常世淦、常文遴捐资督工，二十七年完工；

道光间西关石路，沁水河桥，费伍千余缗，常文遴捐修；

道光间请旌节孝三百三十名，常文遴捐赀。

同治年重修宁海州志，常文达、常文遴列名监理。

第十四代，常世淦的孙子常琦运，字奇玉，又字瑜卿。捐同知。“仁孝性成，和雅有风度”。他继承了家族的产业和传统，热心公益：修大成殿、奎星楼，添设书院考棚，办理团练乡勇，改建学堂校舍，修大路，筑南院，捐义地，不遗余力。然而他自奉俭约，常以惜福勉励后人。他还象旧时许多崇尚理学的文人一样，通过记日记检束身心性命，凡一言一行，俱载于册中。卒年七十一，公谥曰“孝穆”先生。

常琦运尚能热心公益，又自奉俭约。然而，常大兴第四代则日渐奢侈而不理经营。管事者借国运衰落地方多事之机，暗中侵蠹商号资产，自立门户，常大兴本支日衰。常大兴第五代收拾剩余，寓居烟台，享受现代文明的城市生活，而落后的中国和宁海州县城也沦落入了帝封官统治的苦难之中。

本地坊间流传许多常大兴奢侈的故事，举两则。

一则是常大兴的子女娇生惯养的故事。说常大兴的小女儿看到一个乞丐老婆婆在门口要饭，小姑娘动了恻隐好奇之心，便走上去问，老婆婆你为什么出来要饭啊？老婆婆说家里没饭吃啊。小姑娘说，没饭吃，那怎么不吃点心呢？“常大兴的女儿”，旧时本地曾用来批评女孩子娇生惯养。

一则歇后语是：常大兴吃桃酥—差点噎死。说有一次，常大兴看到管家正在鞭打一个被捉住的小偷，他上前夺下鞭子，说：“这号人还怕打吗？你要打不死他，下回还来偷。去！快去拿桃酥来，不给水，逼他吃，不吃不行，吃完赶走！哼，说早了不灵，看吧，不用到家他就噎死了，死了还无伤无验，嘿嘿…”管家听了，迷惑不解。问了才知道，原来主人平时吃的都是精品糕点，从不吃普通桃酥。有一次，他去城南乡下庄头家，因一时饿急了，干吃了一块桃酥，没想到被堵住了嗓子眼，上不去下不来，差点要了命。所以他认为不就水吃桃酥能够噎死人。

上述民间故事虽说大多出于杜撰，比方说常大兴女儿的故事显然是套用晋惠帝“何不食肉糜”的典故，但我们可以感受到，在宁海州人眼里，浸洇在财富中、不晓得人间疾苦的常氏后辈已显得有些颟顸有趣。

嘉庆年与常世淦齐名的常世科，可能因人丁不旺而略显沉寂，他的孙子常崇运，捐布经历。然而常崇运早卒，妻谢氏，福山谢绍诒女，十九岁于归，三十二守寡，儿子常建滨时方九岁。谢氏“松筠励节，教子成名，有断机画荻之风”。常建滨，字丕南，庠生，性至孝。事母惟谨，与世交接，辞受取与一介不苟，尤有古君子风。卒年七十有二，都人士公谥曰“孝贞”先生。

四

就在常大兴第四五代开始衰落的时候，常氏另一支又从商业起家，父子两代再次成为宁海州的领袖人物，并深深卷入了清末宁海州的时代风云中。

第十五代建字辈，常建圻（1831－1905），字几若，号季方，诰授奉直大夫。小时候随长兄星桥读书，同学中没有能超过他的。然而，十六岁时父亲去世，不久母亲也去世。为家计所累，他弃儒经商。十余年时间，终以商业起家。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军攻陷威海卫，继续西进。宁海州文武官员弃城而逃，居民迁徙一空，常建圻与家属关门闭户不肯逃离。次年正月初八日，日军占领宁海州城，日军见此大户家中有人，敲门进来，常建圻镇定自若，日本军官也很敬重他。双方虽言语不通，但毕竟中日有文化渊源，于是日本军官和他笔谈，乃至题诗唱和。未几日军离开，城内没有官守，无业者屡谋借机滋事，都被常建圻苦劝制止，凡是贫困难以生活下去的，他都自己出钱周济他们。事平后，知州陈毓松莅任，处理善后事宜，常建圻又禀请大吏发赈救济难民。福山王懿荣请旨督办团练到宁海州，论功推常建圻为第一，保举议叙九品。常建圻生平好读书，至老不倦，著有《几若诗草》一卷，《遗训》一卷，并刊有《救产验方》行世，自制妇科药丸，施送四十年，广传千里外。光绪三十一年卒，寿七十五。

子五：长子理基(下文有传)。二子璞基，字荆南，警察毕业，任新泰县区官。三子琇基字宝珊，学习商业；四子瑢基，字温玉，中学毕业，后任县立第一小学校长；五子瑞基，字辑五，民国十八年牟平商会四常务之一，二十二年主席。女一，嫁于城南塂王乃纶，抚孤守节。

第十六代常理基，字介臣，“生而颖异，志趣远大”，父亲常建圻去世后，继承先志，“凡救灾恤邻，排难解纷，及一切急公好义事，皆力行之”。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废除科举制，三十二年宁海州也进行学制改革。在知州吴延祚支持下，常理基与南门里孙宝怡首先倡导，三十三年于清泉寺(俗称大寺)创立教育会，常理基任会长，孙宝怡任副会长。在陆军部主事、南门里孙奎杰的支持下，就牟平书院改设县立高等小学校并设速成师范讲习所，又准请提用清泉寺庙产，创办自新两等小学校，四弟常瑢基为校长，作为各乡区办学的示范。登州知府张某视察办学，称赞牟平新式教育在登州属县中办的最好。两个学校前后造就很多新式人才，各乡区新式学校也随之先后成立，这些新式学校成为当时牟平同盟会发展会员，宣传革命的先锋阵地。但是风气初开，改革遭到守旧者异议。改革之初，学款无着，知州吴延祚用幕宾韩绍仪之言，抽提僧庙捐，作常年经费，引起昆嵛山僧道、豪绅的不满，积怨于常孙二人，为后来的祸事埋下伏笔。这时山东省垦务局打算拍卖昆嵛山中荒地，派员来调查，常、孙等以此项山荒关系贫民生计，不是很赞同。来人向省里汇报，垦务局以阻挠的罪名请抚院令州看管讯办。后经某御史参奏，祸稍解，抚院亦奏准灼留一半任贫民樵采，余由地方备价承领，昆嵛山附近居民却以为剥夺了自己的权益，赖山为生者推李东周等为首群起反对。联合豪绅、僧道，组成 “三教大会”。于三十四年四月，以李东周为首，集众2000余人，进城殴警毁学，大闹三日而退。时任知州何恩锡情急以劝学员靳捐激变等情上闻，上边先后派员查问，未得要领。六月，该会再次进城，以官绅为仇。时省垦务局总办杜秉寅带卫队来城，该会直扑杜秉寅公馆，卫队开枪射击，闭城搜捕李东周等百余人，分别惩办，会众由是解散。杜乃具详，将何恩锡革职查办，州视学王照琴、教育会长常理基、孙宝怡一并革职拿问。三人避走北京，期间常理基又入法校肆业。在他离乡期间，宣统三年，牟平教育会选举他的弟弟常璞基（县志作璞，疑为瑞基）与南塂王乃绎为正副会长（二年后改选）。杜秉寅罗织不成，于是草草销案，拍卖山荒事也罢议，乡民刑后受伤死者十余人，李东周系狱，光复后释归即毙，庾死府狱者五人。

常理基事平后回乡，不几年后就爆发了辛亥革命。时任宁海知州刘印昌手中掌控绿营和警察，反对革命。常理基等秘密联合同志多人，乘烟台光复的之际，约民军来城。此时革命党人胡瑛在烟台设立都督府，派遣急进会员左雨农率革命军于民国元年一月二十三日昏夜攻城，劝学所长李书润倡率同志内应，开门迎入。常理基与革命党派警送走知州刘印昌，召集同仁开会，推州同王瑞菖暂摄民政长，设立军政府。当时县境西边有莱阳的清兵马队窥伺，东边文登、荣成的保皇派纠集匪徒复辟，残杀革命士绅。在这种危急情势下，常理基扩充民团，并赴烟台请兵镇抚，维持地方治安。积劳成疾，民国二年三月八日卒。

在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活动及其它政治、商业、社会活动中，作为地方士绅代表的包括常理基兄弟在内的常氏也占据重要位置。

宣统二年，县设自治研究所，派常建琎，赵作家二人赴省研究毕业，本年自治研究所成立，二人为教员。同年，城区议事会董事会成立，副议长常永洁，后补议长缺。常岐基补副议长。同时，常岐基还被选为县商会总理。县商会民国九年由常永胜任会长，民国十八年常瑞基为四常务之一，二十二年为主席。

宣统三年，县设自治筹备公所，常岐基充任所长，筹备自治事宜。同年，县设上级参事会议事会，常理基为议事会三十议员之一。民国十三年，县设自治筹备分处，常岐基又充任处长。

民国七年，常永洁任县农会副会长，十二年任会长。民国十二年，常瑢基等组织造林会社，为三经理之一。

作为历史悠久，文化根基深厚的名门望族，常氏家族的许多后人都雅擅书画。除了前代诸人之外，后辈中最为著名的是民国时的常阜基。常阜基（光绪4年-1949），字琴舫，又署谈斋，号龙吟，清末庠生。工书法诗文篆刻，中年后旅居日本，曾任日本中华商会会长。作品为日人所重。“自笑年来一病躯，床前丹鼎药葫芦。醉后狂呼索酒钱，日向毫端问有无。”为旅日时自定润例。据说此公有烟霞癖，吞云吐雾之后，下笔有神。年七十二卒。此外还有常建璋、常尊三等。常尊三工书善绘事，曾任省文史馆员。

直至现今，常氏仍有后人执牟平地方经济之牛耳；由于时代变迁，还有不少后代播迁各地，于各行各业不乏有成就者。

后记

 当官，发财，儿孙兴旺，是中国人的三大世俗追求，宁海州常氏这三点都做到了，而且做到了第一，令人称羡；更为重要的是，常氏不仅仅做到这些，他们还做到了更多，这才是值得现代社会我们称赞和学习的地方。否则，家族或个人，富贵而无益于人，是蠹虫；苛剥民众，是虎豺，集权专政时代里尚口诛笔伐，何况在日益民主为趋势的当今世界。江河万古，尔曹身名俱裂，不值得我们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