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方氏科举成功者共５４人，其中占籍或商籍者仅占５．５６％。清代则有很大变化，自清建国至乾隆九年（１７４９年）的百年里，方氏科举成功者共３４人，其中占籍或商籍者竟达１８人，占总数的５３％。可见，从１６世纪开始的向城镇迁徙的趋势，到清前期愈益发展。宗族顺应社会变迁所作的变通，证明即使到通常所谓的封建社会晚期宗族制度仍是充满活力的；同时，它也以顽强的生命力和应变力，给传统社会的转型打上了自己的印记。

            　　其次是宗族自身的变化。社会转型一方面给宗族发展开拓了新天地，另一方面也给宗族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因素。商品经济扩大了贫富分化，煽起了奢靡之风，打破了固有的等级顺序，动摇了传统的价值观念。《磻溪宗谱叙》称：“彼逐末忘本趋利悖义者，即内而一家且秦越，手足何有于闾里？吾见此乘车彼戴笠，兄长觌面交臂失之者比比而是，若而人者即令萃集庙中，气谊不属，虽备言燕私不过轰然一堂，如韩公所云聚飞蚊焉。”《方氏会宗统谱》卷四载有一则由白云源迁问政的支派被革除的事例：“按祖庙旧籍载有问政一支而久不与祭，详考其故：吾乡巨族必置廨宅于郡城为因公至郡及岁科应试止宿之区。我方氏廨宅今独不存乃问政支丁私鬻致废，其久不入庙盖由于此。”上述变化与正德末、嘉靖初至万历年间徽州社会风尚的变化，以至“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的情况是相对应的。

            　　商品经济在破坏宗族传统秩序的同时，却又在加固着宗族社会的经济基础。明清时代，徽商的财力居各大商帮之首，堪与其匹敌的只有山西商。徽商在其经济活动中借助于宗族势力，因而不惜斥巨资购族田、修谱建祠办族学，救助族之贫困者［①i］。郑玉曾在《方氏族谱序》中阐述宗族兴盛的三个条件：“非有达官大人之势，豪家巨室之资，世以力田相遗而能保守不坏。”徽商为改变商为四民之末的地位，除捐纳为官外，还兴办族学培养子弟入仕。族中子弟文化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徽商自身素质的提高，因为入仕者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经商。族中子弟为官，有利于徽商与封建政治势力的结合，这在封建商业活动中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也利于宗族在徽州山区争夺生存空间。因此，宗族组织、达官大人之势，豪家巨室之资，构成一个良性循环系统，从而给宗族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方氏科举状况也证实了“资”与“势”的结合是宗族兴盛的前提。两宋３００余年方氏科举成功者共２５人，元代仅２人，明代５４人，清代前叶百年间达３４人，联临派在宋代占科举成功者的３２％，有８人，明代占１１％，有６人，清代占１１．８％，有４人。占方氏四朝总数的１５．６５％，共１８人。这一派在宋代科举最为发达，明清略有下降。而环岩派在宋代仅占８％，有２人；明代则上升至１９人，占３５．２％，清代再升至２１人，占６１．８％，占四朝总数之３６．５％。柘田也是后来居上，宋元为０；明代占２９．６％，有１６人；清代占２．９４％，有１人；占总数１４．７８％，共１７人。潜口宋代占８％，有２人；明代占２０％，有１１人；清代０；占总数１１．３％，共１３人。这４个派科举成功者共９０人，占总数的７８．２６％。而这４人派恰恰就是在１２派中向远地城镇迁徙最为活跃的派别。潜口派“商游荆襄”者居多，其４９世方勉“永乐辛卯（１４１１年）举人，乙未（１４１５年）进士，由庶常历官湖广布政司参议，进阶亚中大夫，尝篡家礼辑谱牒”［①j］。潜口派在荆襄的活跃与方勉在湖广的“势”有关联。柘田派南下福建，北上汴梁、山东；环岩派则以扬州为主，遍及各地。正因为“势”与“资”的结合，这４派宗族是方氏在徽州１２大派中最为兴盛的。

            　　远徙经商者往往在定居的城镇建造宗祠。《歙事闲谭》第７册载方士*[原字广内加捷去手]“性孝友睦族，创建宗祠于扬州，置祀田”。同时，他们对于家乡本土的统宗祠及支祠的修建也十分热心。《歙南柳亭山真应庙纪事》载，清初（真应）“庙貌全堕，祠祭不备”。于是“维扬征收，输银肆百叁拾两，竣役于庚戌（１６０７年）”［①k］。由统宗祠谱到各地的分祠谱，血缘纽带编织起方氏的网络。

            　　血缘网络继续扩大则为地缘网络。日本学者臼井佐知子在《徽商及其网络》一文中，十分精辟地指出，徽商“建立起一张几乎覆盖大半个中国的商业网络。一些重要的商业大都会，如北京、山东临清、南京、扬州、汉口、苏州、杭州、广州等，都是徽商麇集之地，它们是网络的枢纽和基点。网络从这些基点再散衍到周边的村镇”［②k］。宗族圈的扩大，对传统中国的转型起了积极作用，它造就了地域性的徽州商帮以及“无徽不成镇”的局面。正是在这些江浙市镇滋生了资本主义的最初萌芽。

            　　宗族圈的扩大，也为地域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新的机会。多山的徽州其内部的开发，在一定生产力条件下，毕竟是有极限的。迁徙以及徽商利润源源不断地返回徽州，解决了土地与人口的矛盾。以前述唐川村和磻溪村而言，据笔者调查，民国时在家与在外的人口比例为２∶１，在家的大多靠在外经商的人养活。这在徽州是普遍现象。但是，宗族制度的应变力和顽强的再生力，虽然可能一度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利于社会转型的启动，然而它最终是与社会转型异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