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费孝通-中华费氏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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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与南开社会学

第 11 楼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本土社会学呈现蓬勃的朝气。经验研究有李景汉的定县调查和燕京学派的社区研究，基于本土的理论反思和建构也在萌芽。这使得中国成为当时除了欧美之外最有生气的社会学群落。然而到了1952年，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学一起被取消了。一大批社会学学者或者转行民族学，或者遁入图书馆做资料员。

   　　星转斗移，恢复后的中国社会学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去年7月，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中国社会学正在走向世界。是谁重新点燃了中国社会学的星星之火？他，就是费孝通。

   　　老右派盗火

   　　费孝通，1910年生于江苏吴江，早年师从社会学家吴文藻，俄裔人类学家史禄国。1936年，费孝通负笈英伦，师从人类学泰斗马林诺夫斯基。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民的生活》以及后来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差序格局”理论使他在建国前就赢得了国际声誉。然而1957年，费孝通一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使其在反右派扩大化中成为全国闻名的大右派，从此沉寂了20年。1979年,胡乔木找到费孝通，请他出面主持重建社会学的工作。

   　　对于恢复社会学，很多人是有顾虑的。一位老社会学家的夫人听说自己的丈夫要去开会讨论重建社会学，竟然哭诉：“社会学害咱们家还少吗？”大浪淘沙，太多的细节已经无法回忆。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就是1979年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费孝通任会长。紧接着，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社会学研究所，还是费孝通领衔。在当时思想尚未完全解放，局势尚不十分明朗的情况下，费孝通带头做的这些事情不由得让人感叹：这个老右派，胆子还真大！

   　　一门学科可以挥之即去，但却不能招之即来。年逾古稀的费孝通说自己的口袋里只剩下十来块钱了，意思是为社会学做工作来日无多。20多年的中断使得人才严重断层，所以重建工作最重要、最迫切的便是人才培养。1980年，费孝通联系他在美国的同学杨庆堃（匹兹堡大学），举办了第一期社会学暑期讲习班。南开大学现已退休的杨心恒教授参加并在其中担任学习组长。紧接着，费孝通考虑在高校中设立社会学系。在遭遇了一些挫折后，他把目光投向离北京120公里外的南开大学。

   　　黄埔一期·风云际会南开班

   　　1980年费孝通应邀来南开大学讲学。刚落座，他就开宗明义地说：“我这次来一是看看老朋友，二是宣传社会学……”在他带动下，当时在座的滕维藻校长、郑天挺、王赣愚、吴廷璆都觉得有必要建立社会学。滕维藻当下询问苏驼、赵文芳的意见（当时两人分别任哲学系党总支书、副主任）。他们两个表示同意。费孝通提议先办一个专业班培养师资，然后建系。学员可以从重点大学三年级中的优秀生中挑选。

   　　会后，杨心恒等马上行动起来，迅速起草了相关的申请文书，报请教育部批准。1980年教育部以高教一字第104号文件批准南开大学设立社会学专业，并批准南开大学从全国重点大学三年级学生中选拔学员举办社会学专业班。最后，从18所重点高校中选拔了43名学员，其他学院和研究机构也派了一些人旁听。

   　　后来去了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现在任教于香港浸会大学的阮丹青回忆，当时决定从英美文学转学社会学时，家里人很不解。她母亲说，研究莎士比亚多好呀，干嘛要去学老右派的学问呢？尽管社会学并不广为人知，但这次学员的选拔各个学校非常认真。北京大学潘乃穆花了一个多月物色学生。南京大学把他们品学兼优的班支书推荐过来了，这就是现任江苏社会科学院院长的宋林飞。

   　　专业班的师资非常强大。费孝通、王康通过海外关系聘请了彼特·布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林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伯格（联邦德国）、芭芭拉·贺萨（联邦德国）等外籍专家。

作者：tsccwjx （2007/2/1 12:2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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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与南开社会学

第 12 楼

这里边最有名的当属彼特·布劳（PeterBlau）。这位大胡子、秃顶的美国老头，来华前已经功成名就，是社会学理论中“交换理论”的代表人物，其60年代的著作《美国的职业结构》至今仍被频繁引用。布劳是个夜猫子，早上起不来，所以他的课安排在下午。一次，阮丹青陪布劳出去。当时天津还没有出租车，俩人只好坐公交车。上车后，大家看见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纷纷给布劳让座。他很不解，问阮。阮丹青不好意思说他老，只好说：他们觉得你长得太像马克思了。布劳竟信以为真。巧的是，布劳跟马克思一样都是犹太人。

   　　专业班的学习非常紧张。通常上午下午各有一名老师讲授（主要是用英文），晚上大家整理笔记、复习一直到11点图书馆关门。布劳来华前曾经担心这些学生的接受能力，但是他惊奇地发现，这些年轻人并不比他在美国教的研究生差。

   　　费孝通为这个班倾注了很多心血。尽管非常忙，但是他短短一年之内，来了南开4次。他还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为这个班提供了周到的支持。

   　　专业班的学员没有让费孝通失望。他们如饥似渴地吸收社会学知识，还积极投身社会调查。宋林飞搞的苏南剩余劳动力调查、宋丁搞的天津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后来都在刊物上发表。当年的学习委员周雪光，现任教于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其对中国转型的研究在美国社会学界颇有影响。文体委员边燕杰曾任教于明尼苏达大学，现任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主任。43个人里边走出了30多位社会学教授，10多位主任、院长。风云际会的南开社会学专业班也因此被人称为社会学界的“黄埔一期”。

   　　创办研究生班

   　　专业班第二学期开学不久，费孝通就在思考专业班的出路。他认为，只学一年肯定是不够的。在权衡了各种方案后，他觉得还是办研究生班比较好。费孝通写了一封亲笔信，由杨心恒转交教育部长蒋南翔。杨心恒将开办研究生班的申请报告和研究生教学计划一起递交教育部。由于研究生班没有先例，南开当时也缺乏师资，因此这件事没有马上批准。为了落实教育部最担心的任课老师问题，费孝通带头在杨心恒送来的导师名单上签字。吴文藻、吴泽霖、雷洁琼、张乐群、张子毅、袁方、王康、全尉天等老社会学家也都签了字。终于在1981年12月下旬举行了招生考试，录取了14名。

   　　1982年，研究生班开学。同年秋经学校批准，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成立。这是1953年以来内地重点高校中第一个社会学系。

   　　费孝通指导了4名研究生。尽管事务缠身，他还是抽时间跟研究生讨论学习，还邀请他们去北京他的家。研究生们每次去，只要费师母发话，他都要留他们吃饭。席间有红烧肉，研究生们久不沾油星儿，吃起来狼吞虎咽。费孝通总是慈祥地让他们慢点。事后才知道，这红烧肉是他女儿为费孝通做的。费孝通最爱吃的就是这红烧肉了。

   　　当时南开的师资仍然比较缺乏，但是却请来了许多社会学大家，如亚里克斯·英克尔斯（斯坦福大学），富永健一（日本）、蔡文辉、陈元晖、波波维奇（南斯拉夫）、曼德尔夫人（宾西法尼亚大学）、罗根（纽约州立大学）、雅各布斯等等。

   　　南开社会学频繁的内外交流一直使身处其间的师生获益匪浅。研究生班也结出了硕果。有一届因为后来有多位当年的同学不约而同地担任了国内各大社会学系的主任而被称为“主任班”。一届届南开毕业生像蒲公英一样，飞向全国各地。南开社会学的血脉融入了中国社会学日渐强健的体格之中。去年，南开学校已历百年，年轻的社会学给南开带来了新的血液，新的荣耀，而南开社会学的根基是以费孝通为代表的老一辈社会学家打下的。（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tsccwjx （2007/2/1 12: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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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诗人！” 读懂费孝通否？（蒋剑翔）

第 13 楼

费老（费孝通）是一个了不起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极具影响的大名人。费老的每一本论著，都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产，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研究。然而，近日读了某报副刊的一篇文章《不是诗人的诗人》，我却在高兴之余平添了一丝忧虑。高兴的是，过不了多久，就可以读到费老的诗作了。忧虑的是，费老原本自己都认为“我不是诗人，没有出版的必要”的诗集，是否会受到读者的欢迎，又是否会有违先生的心愿呢？

   　　绝不能说出版费老的诗集就附庸了某种风雅。但大凡一个人出了名之后，尤其是出了大名之后，各种著作——包括自己写的自己编的、自己写的别人编的、自己尚不清楚的别人搜集的、自己不愿意结集的别人偏要出版的等等等等一切“文集”、“文选”——都纷纷出笼了。内容嘛，可以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可以是小说、散文、诗歌，也可以是摄影、美术、书法，可以是严谨的理论巨著，也可以是零散的情书家书。总之，只要名人一生中说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哪怕片言只语，哪怕点滴墨迹，都要整理出来，都要拿出来出版，若不是这样，就仿佛不像个名人似的。即便这样，若是自费出版，自娱自乐，自然也并不便说什么。但若硬要扯上什么“重大价值”之类，就有些让人难以接受了。书出不出得，准确地说一些“闲书”出不出得，判断起来其实也不难，关键在于：您是不是万众瞩目的真正的名人？您的作品您自己满意吗？您认为值得出版吗？三个简单问题，能不能理直气壮回答，这就是试金石。

   　　切不要以为一切有成就的人就必定一切都有成就，全能、全才的人是不存在的。过去中国的博士很少，一般人根本见不到，许多人就把博士想象成无事不晓、无事不知的天下奇人。现在博士多了，方知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博士仅仅是在某个学科领域博学而已，与其说其“博”倒还不如说其“专”呢。有成就的人也是这样，不可能样样都有成就，更不可能从娘肚子里一生下来就有成就。一个伟大的作家，未必上小学时的第一篇作文就写得如何了得，如果日后硬要把这篇作文捧为经典，那只能是后人的无知、学术的腐败和世风的堕落。“不怕先生骂，就怕后人笑”，苏洵都有的自知之明，作为名人，应该是有的。

   　　其实，出不出书，出多少书，与一个人的成就并不完全成正比，与一个人的知名度也不完全成正比，大可不必把出书多少当作一种无休止的追求目标，更不必以出书多少来炫耀自己。周恩来一生作了多少报告，写了多少文章，他在世时，几乎没有出一本集子，但是，他不但赢得了全中国人民的尊敬，也同时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敬仰。袁隆平从事杂交水稻研究，风里来雨里去，一辈子都是在实验室和广袤的田野里度过，有报道说，他很少写书、写论文，但谁能否定，他就是名扬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呢！当然，话说回来，既有成就，又能写书，还能多出书，这自然更好。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像毛泽东、鲁迅、巴金，他们著作等身，字字玑珠，为人类文化宝库作出的重要贡献，是无与伦比的。因此说，在出书的问题上，也有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能出则出，有必要出则出，不能出则不出，没必要出则不出，绝不可勉强，更不可充数。韩少功最近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岁末扔书》，文中把书分为四种：一是可读之书，二是可翻之书，三是可备之书，最后一种，是可扔之书。现在的问题是，“可扔之书”不少。这是一种悲哀。

作者：tsccwjx （2007/2/1 12: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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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诗人！” 读懂费孝通否？（蒋剑翔）

第 14 楼

据《不》文介绍，费老“是一个文人气质很浓、平易随和、诙谐幽默的人”，在平日所思所感、触景生情和感事抒怀“笔下难尽胸中意”时，“便自然地化作了诗的语言而宣涌出来”。“先生说他不会作诗，其实是自谦。诗之物、情、意‘三境’，在他的诗作中已然有了风神与气度”，并“颇得乐府的风范”。他的“每一首诗的背后，都有一段令人难忘的故事”。应当说，这些评价是中肯的，适当的，也是低调的，无半点哗众取宠、拔高之意。就是无此评价，我个人认为，凭费老的声誉、费老的贡献、费老的文字造诣，莫说出一本诗集，就是出10本诗集，也是完全应该的，也完全不必耽心读者。但是，治学严谨的费老就是费老，终究和社会上许许多多这样那样的所谓“名人”们就是不一样，当别人呈上他的诗稿征询意见时，他却直截了当地说“我不是诗人，没有出版的必要”，自己否定了自己。费老其实心里明白，写诗终究不是他的专长，他不想也没必要附庸什么风雅。

   　　尽管费老不情愿，但他的诗集肯定还是要出的，而且，连他“在行途中用各种纸片草就的”各种手迹，也一并收了进去。我想，这一定是一本好看的书。只可惜，费老在有生之年，想身体力行，带头抵制名人或打着名人幌子滥出书这个美好的愿望，恐怕就要落空了。真有点难为九十四岁高龄的费老了，舆论先行，“逼”他出书，我们总有些于心不忍。

   　　《菜根谭》说：“一点不忍的念头，是生民生物之根芽；一段不为的气节，是撑天撑地之柱石。”有所不为，我们确实应该为费老喝彩。还是费老说得好啊，“荣辱任来去”！面对名人，尽管是赞，是誉，我们的心态也该平和一些。切记，可别因好心而难为了名人。

   　　“我不是诗人！”请问，我们读懂费老了吗？

作者：tsccwjx （2007/2/1 12:2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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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老照片

第 15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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