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对历史故事的评述，无一例外体现着评述者的价值观。比如对春秋时期“杀子以飨君”的易牙先生，古人津津乐道于他的忠君之义，现在看来不免令人毛骨悚然。与之相对应，中国的历史上也有许多值得赞许的人物却常常遭到贬损，南朝的著名文学家江淹就是其中一例。这个倒霉的江淹，自幼勤奋好学，6岁能诗，18岁就熟背《五经》，可谓才华横溢，其《恨赋》、《别赋》等华章更是千古奇文。只是到中年突然罢笔，才落了个“江郎才尽”的名声。

历史上关于“江郎才尽”的解释版本很多，流传最广的说法是，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江淹在凉亭午休，梦到一个叫郭璞的人对他说：“我有一支笔放在你那里已久，现在应该是还给我的时候了。”江淹摸了摸怀里，果然掏出一支五色笔来，于是他就把笔还给郭璞，从此后就再也写不出美妙的文章了。不知道这是不是江淹杜撰的故事，反正当时也没有弗洛依德那样的学术理论，人们对梦的神秘感还停留在“宁可信其有”的状态。不过，凡是读过江淹生平的人都会明白，他所描绘的梦境不过是骗人的鬼把戏，这位曾写出过不少峭拔苍劲诗篇的文豪，一觉醒来文思皆无，无论怎么说也让人难以置信。

据《梁书》载，泰始二年(公元466年)，20岁的江淹在宋始安王幕下任职，自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因其聪慧超群，一度成为建平王刘景素的幕僚，在衮州出任文书之职。后因广陵县令郭彦文撰写文章，被以受贿之名判罪，江淹受到牵连，莫名其妙地被抓入狱。在狱中，他尽展才华把自己无限的哀叹诉诸笔端，生花妙笔令人拍案叫绝。不知道是建平王刘景素爱惜人才还是他的文章极端感人，总之没几天就得以获释，不久便考中秀才，并声名远播。迈出了这一步，江淹一步一个脚印，很快又升任巴陵王国左常侍，此后他官运亨通，历仕南朝宋、齐、梁三代，直至封侯而终。只要留心江淹的发迹史就不难发现，他的文章无疑助了他一臂之力。难怪清朝大儒金圣叹在《必读才子书》中说他“以文邀幸”，看来绝非无中生有。
文人自古以才情留名，而让江淹名垂千古的却是“江郎才尽”。这并不代表他愚钝，恰恰相反，自幼丧父，家境贫寒，曾采薪养母的江淹最懂得卑贱是什么滋味。他任御史中丞后总结了前半生的失误，力戒广陵县令郭彦文那种写写画画的毛病，即使不得已而写，也是“皇齐启运从瑶玑”之类的华丽篇章。为了博得君王欢欣，苟全性命于乱世，他渊博的知识和才学全部转化成生存智慧，虽然这是种当奴才的智慧。

如果说江淹的《恨赋》是千古绝唱，那么他假借托梦罢笔便是旷世之举。他看透了封建君王的专擅思维，宁可背上“才尽”的名声被后人讥笑，也不肯引火烧身。事实上，江郎何曾才尽？罢笔之后的江淹在体制内可谓顺风顺水——齐东昏侯永元年，崔慧景拥兵自重而造反，叛军围困京城，士族官僚纷纷投身于叛军门下，只有江淹称病不往。崔慧景战败，众人对江淹的明智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萧衍又率兵起义，士族官僚借前车之鉴，人人安之若素，而江淹却脱去官服，投奔了萧衍。萧衍获胜称帝，江淹得到了重用，官至尚书左丞，权倾朝野。在这一张一弛之间，江淹显现出了成熟的政治修养和过人的聪明才智，在这样的大智慧面前，吟诗作赋摆弄文字实在是雕虫小技了。

有意思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人觉得“江郎才尽”是歪曲历史事实，因为在中国人固有的概念里，文人向来视气节如性命。不过，翻开中国的历史，却极少找到陈寅恪那样铁骨铮铮的知识分子，纪晓岚那种的曲学阿世之辈就不用说了，连豪气冲天的王安石、苏东坡也是活得胆战心惊，轻者被贬流放，重则坐牢杀头，想表现一下“气节”，也经常是表错了情，成了一场场“自虐”表演。究其原因，终究是他们缺少江淹的睿智，进入官场后不务正业，仍然以文人自诩，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学，动辄上疏直谏，常常大放厥词，甚至在上级领导面前哪壶不开提哪壶，偏偏就领悟不了“江郎才尽”的真义。

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对社会问题一般有三重境界：一是无意为之而不写，二是有意写而不写透；三是知道不便于写而不写。江淹无非也是历经了三种心态，最终为了求得更好的生活而罢笔。但不论怎么说，这样心态下的人格也是扭曲的，而这并不是江淹们的耻辱，封建社会制度注定了本身就是悲剧。当然，这样悲剧中往往不乏喜剧色彩，所以今天总是有人喜欢拉出一些古人来寻开心。是不是今天的学者文人领悟到了江淹的处世哲学另当别论，关键是这种学养缺乏江淹式的幽默。就像“江郎才尽”这个成语，看似后人拿他开涮，实际上却是江淹把中国人涮了一千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