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的主要思想
《管子》原书，有文389篇，均独立成篇；汉朝刘向校。除去重复篇节，缩定为86篇；：依照郭沫若、闻一多、许维远的《管子集校》，实际现存76篇。
《管子》全书在总结当时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包括治国、理财、整军、伦理哲学等思想。
书中首先反映了春秋政治家们的治国思想。治国需要开明君主，这是历代政治家们的共识，尤其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里君主权力至高无尚，君主随意志就是法律。在这种制度下，国家的兴亡成败往往决定于一人。一个国家有无开明君主其发展结果大不一样，故《管子·小称》说：“天下者，无常乱，无常治。不善人在则乱，善人在则治。”《管子》一语道破了君主对治国的重要性。
(1)对治国人才观方面，该书肯定了人的价值。《管子》一书认为，人在万物中是最有价值的。在《七法》、《中匡》、《霸言》、《五辅》等篇中都提到了重用人才的重要性。如“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所以取明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而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这些论述均成为传世经典。
在如何用人和怎样考察人方面，《管子》也有系统的论述、并形成独具特色的理论见解：在《立政》篇中提出了著名的“三本”“四固”说。所谓“三本”就是用人的三项根本原则。《管子》认为“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所谓“四固”、就是用人的四项根本政策。“君之所以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二曰贝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三曰大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财敛、不可与都邑，此四固者，安危之本也。”这四条巩固国家的原则，是社稷安危之根本。此外还制定了具体的官职考核标准。
《管子》还十分重视对官吏的选用和考察。把有道之臣标准定为事奉国君有义，使用部下有礼；谈话则有所谋虑，行动起来则有所建树；遇危难或事变，虽死不悔；辅佐国君以义相交，以廉处事；并把官吏分成七种，即法臣(依法度断事)、饰臣(好名则无实)、侵臣(暗地破坏国家法令)、诌臣(多饰美女迷惑君主)、愚臣(办事自以为聪明)、奸臣(言人之恶发展自身)、乱臣(暗中对君主进攻)。
对用人原则《管子》也有所论述，提出了”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长，不任其短，故事无不成，而功无不立”i这种“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的用人原则，对中国历代用人艺术有着深远的影响；《管子》在《立政》、《立政九败解》中指出了君主不仅要注意自己的言行，还应注意左右的舆论，排除斜说，以正视听。书中提出了九种败坏国家的邪说，并列举了他们的危害。
《立政九败解》是治政经验的总结，议论真实中肯。指出了国君应当排除的九大危害，结政治家们敲响了警钟。
《管子》的廉政思想，也有其独特的见地。该书在《牧民》、《形势解》、《小匡》、《权修》、《重令》中都提到了廉政问题；、在《牧民》篇中提到了国家有四维，其中“廉”为四维之一。(四维即礼、义、廉、耻。)这是治理国家的—个重要原则。《牧民》中说：“廉不蔽恶”’“不蔽恶，则行自全”。贯彻了廉的原则、即惩贪抑恶，可使国家走向大治。
(2)《管子·奢靡》篇反映了管子的消费观点。上文提到管子把廉作为四维之一，是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大事，但在“奢靡”文中要求人们“尝至味而，罢至乐而，雕卵然后瀹之，雕撩然后燃之”。就是说，要吃那些最好的食物，要欣赏那些韵律特别动听的音乐，蛋类要先在上面画上图画再煮了吃，木材要先雕刻成美丽的艺术品再烧，奢侈浪费到了这种程度．真是骇人听闻。
这里有学者理解《管子》的这种鼓动，是“从人欲”思想指导下的高消费。同篇中说：“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他认为统治者要懂得民心，顺民情，随人所愿。老百姓衣食足才听从国家政令，为国效力。其次，他要求富者大量散发资财，以刺激雇工从事劳动，解决百姓穷困问题。总之管学家们认为对《管子》书中提倡的“奢靡”要结合其他篇目阅读，作综合分析，同时应作具体分析、辩证分析。《管子·奢靡》是值得花大力气进一步研究的论题。
(3)《管子》爱民、教民、养民思想也是重要内容之一。《管子·牧民》中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认为政策政令的好坏，要以民心向背这把尺子来衡量。基于这种认识，齐国的政治家采取了爱民、教民、养民的措施，体现出重要的民本思想。
《管子》提出的爱民思想是很有特点的，首先提出了爱民的前提条件是富民。在《小匡》中说：“始于爱民”。《治国》中又说：“凡治国者，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也。”为达到治的目的，首要任务是让民富裕，要富裕必有具体措施。所以管仲又提出了“六兴”的具体措施。①“厚其生”开辟四野，建造住宅，讲求种植，鼓励耕作。解决民生相关的问题。②“输之以财”。开发财源，疏通积滞货物，修筑道路，便利贸易。③“遗之以利”。修筑水坝防涝抗旱，兴修水利。④“宽其政”薄赋、宽税、宽刑、减轻人民负担。⑤“匡其急”即救民之急，关心百姓疾苦。⑥“振其穷”救助贫穷，给予饮食、衣服帮助。
为了推行道德教化，重视社会福利。该书还提出了九惠之教。即“老老”、“慈幼”、“恤孤”、“养疾”、“合独”(鳏寡相配)、“问病”、“通穷”、“赈困”、和“接绝”(对死于战争的人士，领受一笔钱，负责祭祀他们)。这实际上是古代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
在论述到德和政的关系时，“凡牧民者，必知其疾、而优之以德，勿惧以罪，勿止以力，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意即凡治理人民，—必须知其疾苦，二是要厚施德惠，三是不用刑罚恐吓，四是不强力制止。
(4)关于道德的起源说，《管子》有独特见解。在儒、墨、道三家关于人的道德观念、道德品质的观点中，尽管都有其合理之处，但都没有看到道德生活与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之间存在着的某种联系。《管子》却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达到了一种朴素的唯物历史观的高度。
在道德教育上，孔子是以德治国，以仁义治天下的代表。而法家极力反对以德治国主张。商鞅、韩非都认为道德不能富国强兵，并把道德作为危害国家的“六虱”。管仲及后学认为上述观点都偏激，在《权修》中详细阐述了道与法的观点。认为道德教化是治国安民的纲纪。道法二者缺一不可，并可互相补充。在《正世》中说明了道与法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重点不同。说古代的圣明君贤主刑赏各不相同，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顺民心的变动而变动。做到了“不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比。”
(5)《管于》中的法制思想。在先秦以法治国思想形成中，管子起了荜路蓝褛，以启山林的作用。尽管当时宗法制还占主导地位，法制尚处于萌芽时期，但《管子》对法制已有了相当高的认识。
①认为“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把法制看成是手工业者手中的规矩，木工不能废规矩操作，而国家也不能废法而治国。这里把法当成为治理国家的主要凭信和规范上下的依据。
②《管子·任法》提出“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所谓有仁义礼乐，都是从法中产生的。这法是先圣用来统一人民行动的。如果国法废驰不统一，国君不祥。人民不守法，国家擅改国度、大臣百官不以法办事和不以法律教育人民，都是不祥预兆。
③“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明确“法”具有全国的统一性、公开性和强制性。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的先声。
《管子》还对法的特性和功用有系统的论述。管书在《七法》、《七臣七主》、《法法》、《任法》、《君臣》、《白心》、《立政》、《明法解》等许多篇目中都谈到了法律的特性。综合起来有：①法的规范性，法律是衡量人们行为的客观标准，是普遍适用的社会规范。认为法是唯一的统一的标准。②法的公正性，法律与亲亲、爱私的贵族传统相对立。法律一旦公布，就大于君主个人的意志。②法律的公开性，《立政》中说：“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宪于国”。说明了法律的宣明性。④法的功用性，《管子》书中公开指明法律是维护统治秩序和利益的。《明法》中说：“凡人主莫不欲其民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令行也，故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
书中方法原则叙述较为系统，理论尤为精辟。认为立法的出发点要重安居，利耕战。兴利除害是立法依据，也是法治的职能。此外，书中对施法原则也有详细论述。即行法要循序渐进应从君主做起；上下同心；不朝令夕改。
(6)《管子》中的经济思想。管仲被齐桓公任命为相时，就以称霸业为目标，他强调治国之道首先要富国富民。管仲在理论上阐明了富国富民治国称霸的关系，而且还制定了一系列富国与理财的具体措施。
在《治国》篇中说：“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民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管子》的这段论述说明了粮食生产的重要性，粮食多是强兵、广地的基础。《管子》在《禁藏》、《牧民》、《小匡》、《乘马》、《立政》等篇中都对农业作了论述。从这些篇目中我们可以系统地了解《管子》书的农时观、粮食政策、农业税制、水利工程、林业政策等实施措施。
在重视农业生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手工业的发展。把“工”作为克敌制胜的必要条件之一。他说：“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财盖天下，而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工盖天下，而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即手工业不仅是致富的途径，而且是“正天下”的重要因素。
关于理财方面，《管子》中也有深刻见解。《权修》中说：“地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杀其君，子有杀其父者矣。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这段话从两个方面论述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说明百姓生产出的东西是有限度的。所以必须“取于民有度”。若统治者挥霍无度，必然造成国库空虚，故要求君主大臣们“取之有度”，即节制消费。
《管子》时代，财政收入来源主要是租税和国家经营事业的经济收入。
《管子》理财的原则，其中一项就是“取于民有度”。从这一原则出发，提出了“薄赋敛”的轻税主张。在《正世》中，把重赋敛的危害性说的十分清楚：“重赋敛，竭民财；急使令，罢民力；财竭，则民不能毋侵夺；力罢，则不能毋堕倪。民已侵夺、堕倪，因以法而诛之，则是诛罚重而乱愈起。夫民劳苦困不足，则简禁而轻罪”。
为了保证国家财源收入，除了收入部分农业税赋外，还主要在于盐铁专卖的收入。《管子》书中谈到的统治手段是，①、禁止私人煮盐，这样盐价就飞涨。邻国不得不用高价来买盐，使齐国获得广大批财政收入。②鼓励商人运盐、免除食盐出口税，使流通活跃起来。③是允许私人开采矿山，国家分利，其比例为国家三成，私人七成。凭借矿山资源所有权，国家不必出力，也可分利、大大充实了财政收入。④、对铁器的生产，既有国营、也有私营，但要控制铁器的买卖，不允许私人参与铁器流通，、控制了铁器流通，国家从中获得了收入。其次，《管子》认为一方面要重视粮食生产，另一方面也要控制粮食流通。以打击粮食大商人的利益。国家如对谷物不加控制，巨商大贾就会“乘民不给．百倍其本”，牟取暴利。《管子》所采取的措施就是“准平”粮食。在欠收年时要卖出粮食，在丰收年时购进粮食。即调节了粮食的供求，又从中获得利益，还避免了巨商的操纵。
《管子》书中谈到的财政收入，还有一大项的是控制森林资源。《轻重》篇中说：“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山林菹泽草木，不可以立为天下王。”又说：“山林菹泽草莱者、薪茁所出，牺牲之所起，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以给之。”把国家森林木材作为获利手段。
财政支出方面，《管子》提出了“用之有止”的总体要求。①宫廷费用有节制标准。《立政》篇说：“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数，舟车陈器有禁”。要求君主不美官室，不大兴土木，不购置奢侈品。②为了称霸，军费开支适当增大。在《七法》、《轻重甲》、《参患》、《法法》中，对军事费用有详尽论述，并写明什么功，领什么等级的赏。但也强调不轻易用兵，时机不成熟不盲目作战，以减少财政开支。③外交费用量财而行，用拉拢收买手段，称雄天下，号令诸侯。《管子》一书记载用外交获得成功的事例不少。④俸禄开支．主张“功当其禄”’。《立政》说：“功力未见国者，不可授于重禄”。“将用民力者，则禄赏不可不重也。禄赏加于无功，则民轻其禄赏；民轻其禄赏，则上无以劝民；上无以劝民，则令不行矣。”
(7)军事观、战争观在《管子》书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它的思想对后来军事家都有一定影响。进行正义战争是管书中的主导思想。认识到战争在性质上有“义”和“不义”之分，强调了战争性质对胜败起着重要影响。《管子》说：“能强其兵，而不明于胜敌国之理，犹之不胜也”。书中指出：“案强助弱，圉暴止贪，存亡安危”。是“行义”战争。“行义”必能立于胜地，“不义”则会在战争中失败。它明确指出：“成功立事，必顺于理义。故不理不胜天下，不义不胜人。故贤智之君必立于胜地，故王天下莫之敢御也。”
《管子》书中还提出了“作战内政以寄军令”的军政一体方略。将军事组织与行政组织联为一体。规定了以家、轨、里、连、乡为单位的行政组织，然后又实行“五人为伍，五十人为小戌，二百人为卒，二千人为旅，万人为军”的军事组织同行政组织相对应的军政结合体。
《管子》特别重视民心向背在战争中的作用。强调首先要“布德诸侯”，做到“近无不服，远无不听”，对内要“治其民”，“为自用”。要“得众”有了群众战争胜利就有了保证。“得众”一定要“得其心”使民众专一，同心协力，方可保证战争胜利。
《管子》一书对军队建设中关于将帅、赏罚、军训、装备；后勤、战争策略方面也有精辟论述。为后世军事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8)《管子》书中的教育理论，论述十分精辟，“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就是管子的育人名句。
《管子》所述教育是一种广泛教育，它包括了现代所分类的道德教育、职业教育、国防教育等社会教育。
在谈到社会教育的意义时，《管子》认为：“明君审居处之教，而民可使居治、战胜、守固也。”说明了教育对发展政治经济有促进作用。《管子·版法》中又说：“必先顺教，万民乡风”。《权修》中也说：“凡牧民者，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土无邪行，教也；女无理事别他。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看到了教育的巨大作用，通过教育可以改进社会风尚，稳定社会秩序，有时可代替刑罚作用。《管子·侈靡》中还提到了教育对人的感化作用，以及摧人向善，促人从良，健全体魄，文武兼备的作用。
道德教育也是《管子》教育思想的重要范畴。它提出了著名的自我教育八原则。①反怠倦。有积极主功精神，不做惰。②忌伐矜。仅对居功自傲，提倡谦虚处世。③过反于身。检查自身，严于律已，宽以待人。④立中生正。防止偏激，走上极端。⑤虚一而静。加强自身内心世界修养。⑧周密慎言。说话要分场合，慎重发言。⑦杜事于前。道德木违反共同规范。⑧行小禁微。从小严格要求自己，从一点一事做起。这些自我教育原则，对个人修身养性，至今仍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