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洲

　　荀子是战国时代的儒学宗师，也是当时最有学术成就和社会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稷下学宫无疑是战国“百家争鸣”的学术重镇，秉持各家学说的代表人物齐集一堂，放言高论，著书立说，为先秦诸子思想从自由争鸣转而走向兼收并蓄的融合，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学术平台。荀子作为稷下学宫后期的学术领袖，为推进这一进程所作出的贡献，后人应予充分的肯定。“孟荀列传”虽然对荀子事迹的记载相当简略，但对荀子充满了敬意。然而，在儒学“道统”观念确立之后，荀子长期被排除在“孔孟之道”的儒学主流体系之外，甚至还要承受若干曲解、误解和批评。因此，如何为荀子确立其在儒学体系中的地位，至今仍是一个有学术意义的话题。

　　荀子对孔子相当尊重，而对孟子及其学派却有尖锐的批评。在某种意义上，他有把自己作为孔子正宗传人的意愿。以当时的社会影响而言，“孔孟之道”与“孔荀之道”并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以《荀子·尧问》一篇传达的信息而言，当时有一批荀子的崇拜者，他们甚至认为荀子就是“圣人”，即便与孔子相比较也毫不逊色。“为说者曰：‘孙卿（引者按：即荀子）不及孔子。’是不然。孙卿迫于乱世，……当是时也，知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无睹，贤人距而不受。然则孙卿怀将圣之心，蒙佯狂之色，视天下以愚。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谓也。是其所以名声不白，徒与不众，光辉不博也。今之学者，得孙卿之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观其善行，孔子弗过。世不详察，云非圣人，奈何！天下不治，孙卿不遇时也。”其中所表达的对荀子的尊崇情结，不亚于颜渊、子贡等人对孔子的敬仰有加，似乎孟子还没有如此“铁杆”的追随者。

　　至唐代，韩愈昌明“道统”之说，称孟子去世之后，道统“不得其传”，不仅表现出尊孟贬荀的倾向，而且已经把荀子排斥出儒学正宗的体系之外。在宋代理学大盛时期，荀子更受到空前的贬抑，朱熹甚至告知弟子可以不理会荀子。

　　但是，对荀子的批评声音，在汉代也已经出现。两汉之交的扬雄就是批评荀子的代表性人物，他在《法言·君子》中说：“或曰：‘孙卿非数家之书，侻也；至于子思、孟轲，诡哉！’曰：‘吾于孙卿，与见同门而异户也，惟圣人为不异。’”唐宋以来，批评之声更是不绝于耳。那么，为什么历史上对荀子和荀学的批评能够持续这么长时间，而且观点那么尖锐呢？笔者以为，原因有三。首先，荀子对包括子思、孟子在内的儒学阵营的公开批判，使得后世儒家无法搁置“孟荀对立”。其次，荀子的一些论断或者提法，确实与孔孟之道有所不同，如他的历史进化观、性恶论、尊君隆礼论等，对孔子学说有沿革损益，体现了时代的要求。再次，也有后人对荀子的种种误解。比如，有人指责荀子对“尊君”思想的强调，违背了儒家的君臣之道，就有误解的成分在其中。

　　而总的说来，荀子在儒学体系中的地位，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理解：1、荀学具有学术批判精神，具备兼容并包的意识，体现了战国百家争鸣走向学术交融的历史趋势。无论从哪个角度考察，《荀子·非十二子》的学术史、思想史价值应该给予发掘。2、荀子对儒学经典的传授居功甚伟。汉代儒学，不仅“礼学”出自荀学，“诗经学”乃至于“春秋学”都与荀学有关。清儒汪中著《荀卿子通论》认为“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并对荀子的“传经”作了详细考证，为经学史研究的学者所基本同意。当代大儒徐复观也曾高度评价荀子在经学史上的地位。3、荀子密切关注现实世界的变化，充满事功精神。荀子讲学于齐、仕宦于楚、议兵于赵、议政于燕、论风俗于秦，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不在孔孟之下。孔子不入秦，荀子却对秦政、秦俗多予褒奖，而同时批评其“无儒”。这说明他在坚持儒学的基本信念的前提之下，还在努力争取扩大儒家的政治空间。俯仰于政治与学术之间，荀子所体现的务实精神，应该是汉代儒宗董仲舒的取法对象。他们都为儒学适应时代环境、进而寻求新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常务副院长）

　　王志民

　　作为中国文化史上影响巨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的荀子，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文学家。他的文学成就一方面大量地反映在他的长篇巨制的理论著作中，另一方面则具体展现在他对文学样式的创新之作中。

　　兴盛于汉代、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大特殊文体的赋，前人多从文体流变探其渊源。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班固《两都赋序》），或曰“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文心雕龙·诠赋》）。这主要是从汉赋形式的演变上，探求其受诗、骚等前代文学样式的影响与联系，但真正自觉地去进行赋的创作并对汉赋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一个创赋人和奠基者，应该是荀子。

　　荀子是第一个以赋命篇的人。他的著作《赋篇》包括《礼》、《知》、《云》、《蚕》、《针》等五篇。其中，有对礼、智等抽象的精神产物的形象化描写，也有对云、蚕、针等具体事物的逼真摹写。在形式上，采用主客问答方式，句式以四言为主，杂以五七言或多言，善用排比，韵散间出。在手法上，则铺陈回环，绘声绘色。这些都是后来汉赋作者所全面继承并发展的大赋特点，这应该是严格意义上的最早的赋。而荀子不仅是赋的创名者，也是赋作范式的创制者。笔者认为，所谓赋体的产生应是荀子在完成《赋篇》等的创新性作品之后，将这种既不同于以四言为主的《诗经》等古诗文体又有别于早他数十年在楚国兴起的辞的文体（一般认为，荀卿之赋作于晚年废居楚地兰陵之时）的文学作品命名为“赋”。这说明赋之最早出现应是荀子创新性文学实践的结晶。

　　当然，赋体在汉代蔚为大观，类型繁多，其发端和起源，也不会是单一的。荀子作为第一个自觉进行赋创作的人应是体物赋的创始者。清人王芑孙在《读赋卮言》中说：“相如之徒，敷典摛文，乃从荀法”。说得更确切、通俗一点，就是所谓体物模型的典型的汉大赋是以荀子作赋之法来创作的，说明荀子不仅是赋的创名者，也是赋作范式的创制者。

　　荀子的文学创新，还反映在他的作品《成相篇》上。该篇充分吸收民间弹唱文学的营养

　　荀子的文学创新动力，有其独特的文化之源。他虽为战国后期的赵国（今山西安泽）人，但他“年十五游学于齐”，在齐国的学术文化中心稷下学宫曾“三为祭酒”，“最为老师”。据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中的考订：“荀卿在齐殊久”，“前后可得二十许年”。晚年又在楚国受到春申君的推重和赏识。可见他的一生除曾短时游秦、赵等国谋仕不遂之外，大部分时间是在齐、楚两国度过的。而在被孟子称为“王者之迹息而诗亡”的战国时代，“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在当时的齐、楚两国，先后形成稷下和兰陵两个文化中心，形成肥沃的齐楚文学土壤。这给荀子广泛接触和有机会向各地学者学习，“转益多师是吾师”提供了便利条件。

　　荀赋五篇，全以隐语写成，说明其产生与隐语风习有直接关系。《文心雕龙·谐隐》中即有“楚庄、齐威，性好隐语”的记载，这说明齐、楚两国都有好隐语的风俗。而《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的“齐威王之时喜隐”，《新序》记载“齐宣王发隐书而读之”的事，也说明隐语在齐国可能已发展成一门系统的学问而有着更有效的传播。正像以隐语来写作的荀赋，只有在齐、楚这样丰厚的隐语土壤中才能培育一样，颇多文学创新成就的荀子，就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的时代结晶。（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李元庆

　　荀子生活的战国末年，中国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基本完成，诸侯割据局面的结束和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的确立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荀子学说的不朽意义和价值，即在于紧紧把握时代的发展，适应现实变革的需要，确立了以“隆礼重法”为核心的完整的学说体系，从而为维护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政权提供了一套系统的理论指导和基本的统治方略。

　　“隆礼重法”即“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是儒家仁义王道之礼治与法家强力霸道之法治的有机结合。这是荀子为维护和巩固封建国家政权而提出的基本国策。他称之为“治之经”，即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遵循这一原则，就会“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劳而事治，政令不烦而俗美”，国君亦能够“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了。“集大成”和“融汇贯通”是荀子学说的显著特色，这不仅在于它具有博大宽厚的包容性，更在于它对诸子学说的批判总结和创新性整合。荀子“隆礼重法”的政治学说，主要是在对儒法两家学说进行批判性总结和创新性整合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一显著特色，直接源自荀子平生的政治和学术实践。

　　荀子出生成长于三晋之赵国，先后数度游齐，并长期居住于齐，在稷下学宫“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度过了他的鼎盛年华；还曾游燕、游秦，并两度游赵、游楚，最后卒于楚。可以说，荀子“隆礼重法”的政治学说，便主要是对于齐鲁大地的儒家文化以及秦与三晋大地上的法家文化所作的批判性总结和创新性整合；而商鞅以来的秦文化实际上是三晋法家文化移植的产物，所以从根本上讲，这一学说是三晋文化与齐鲁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晶。

　　其一，荀子出生与成长的三晋大地，既是战国时期法家的策源地，又有战国初年魏文侯重法尊儒的成功治国之道以及赵烈侯儒法并用的社会改革实践。这一时期法家学派的著名代表如李悝、商鞅、申不害、韩非等，无不出生或活动于三晋大地，他们的法制理论和实践，为确立统一的封建国家政权奠定了根基。同时，魏文侯在位期间，既依重李悝等法家人士变法革新，又尊奉卜子夏等儒家学者“为王者师”，魏文侯重法尊儒的治国之道不仅使魏国成为最早称雄的一流强国，也对其他诸侯国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