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侯镜如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王兆国，2002年10月17日
·‘在纪念侯镜如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何鲁丽，2002年10月17日
·‘在纪念侯镜如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尤篮田，2002年10月17日
·‘在纪念侯镜如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李运昌，2002年10月17日
·‘在纪念侯镜如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侯伯文，2002年10月17日
·‘赤子之心 报效中华，纪念河南大学建校九十周年’侯伯文《光明日报》2002年9月3日
·‘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前前后后’，侯伯文，《团结报》2002年10月17日。
·‘鞠躬尽瘁 为国尽忠’，王兆国，《团结》2002年第5期。
·‘为国为民 无私奉献’，何鲁丽，《团结》2002年第5期。
·‘正义：将军对战争的抉择’，王秉默，《团结》2002年第5期。
·‘侯镜如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举行，李瑞环出席’崔士鑫、潘跃，《人民日报》，2002年10月17日头版。
·‘侯镜如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举行，李瑞环出席’叶晓楠，《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10月17日头版。
·‘侯镜如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在京举行，李瑞环出席’李小霞，《人民政协报》，2002.10.18头版头条。
·‘侯镜如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后’侯伯文，《人民政协报》，2002年10月18日春秋周刊第88期。
·‘侯镜如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京举行’汪业芬，《团结报》，2002年10月19日。
·‘正义：将军对战争的抉择’，王秉默，《中国政协》2002年第10期。
·‘无私奉献耀人寰-民革中央举行纪念侯镜如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黄埔》期刊， 2002年第6期
·‘深切缅怀德高望重的老会长’李运昌，《黄埔》期刊， 2002年第6期
·‘鞠躬尽瘁献赤诚’侯伯文，《黄埔》期刊，2002年第6期
·‘从黄埔军校到南昌起义’范才生，《黄埔》期刊， 2002年第6期
·‘把毕生精力献给祖国统一事业-侯镜如活动剪影’杜青《黄埔》期刊，插页，2002年第6期
·‘封底照片：纪念侯镜如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屈锦娟等摄《黄埔》期刊， 2002年第6期
·‘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前前后后’，侯伯文，《新华文摘》人物与回忆，P26-29，2003年第1期
·‘心朗如镜的爱国名将侯镜如’万伯翱，《中华英才》期刊，2003年2月

　　　　　　　　　　　　　　*******

　　 "一九三七年一月，蒋介石迫于东北的沦亡激起全民族的觉醒，不得不接受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觉醒，不得不接受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在庐山发表文告表示要抗战。当时，我担任三十军三十师八十九旅旅长，正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庐沟穚’事变发生后，我立即返回部队，奉命率领部队从苏北开赴北平周口店一带，接应二十九军，阻击日寇。……官兵们同仇敌忾，前赴后继，奋勇作战，在劣势装备的条件下，以旺盛的士气给了敌人有力的打击。战场上不少受伤官兵坚持作战不下火线，当地群众看到我们英勇杀敌，纷纷冒着敌人的炮火，把伤员送到医院，为官兵们送水、送饭，搬送弹药。……从此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全面抗战。""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正式签定无条件投降书，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此时，我任九十二军军长，奉命到武汉、北平接受日本投降。当部队进入北平城时，受到了北平人民的热烈欢迎。人们自动地走出家门，拿着糖果，含着热泪慰问部队。但是，当人们看到日本战俘，……将所有战俘及家属遣送回国。""……过去国共两党团结合作，战胜了日本侵略者。如今为了子孙后代，祖国的和平昌盛，我热诚地希望大家为国共两党捐弃前嫌，为早日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做出新贡献。" （‘历史教训 不能忘记 -访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侯镜如’《经济日报》，王佩，1987.7.8. ）

　　……抗战胜利后，我带92军在武汉由美国71架飞机空运到北平兼任北平警备司令。1948我担任十七兵团司令官时曾指挥四个军增援东北锦州，后由葫芦岛撤退到北兼任天津塘沽防守司令指挥六个军约十五万人。天津解放，我率塘沽部队撤退到上海。大军渡江时，我兼任守长江预备兵团驻皖南徽州，撤退到福州，调升福州绥靖公署付主任兼华东军区总团长．……我在台湾所认识的国民党人士很多，光就军队来说，葫芦岛撤退、塘沽撤退、长江撤退(守长江的兵都损失完了，只有我指挥的预备兵团李天霞、王修身、于兆龙等完整地撤到福建)所有撤退到台湾的部队，多数我都指挥过，不过时间不太长，关系不太深罢了。……我撤退在上海后，蒋伟国任装甲兵旅长，汤恩伯办军官训练团，我担任军官训练团教育长，也和蒋伟国同过事。我撤退到福州，汤恩伯、李廷年、张世希和我去台湾见蒋介石先生，蒋经国先生去飞机场接我们一同去草山。……（‘驻京记者柏克斯访问- 自备稿’(原稿，侯家自存) 1982.3.26 ）

　　我是个爱国(主义)者，是国共两党第一第二次合作的衷心拥护者和积极参加者，我相信，第三次国共合作，一定会实现。（‘侯镜如在中秋茶话会上的讲话 - 自备稿’原稿，侯家自存 1982.9.27 ）

　　和平统一，人心所向。当前的情况可以说是 '民通官不通'，趋势不可挡。但通观中国的历史，人心不可违，民意不可侮。只要 '民通'，久而久之， '官'就不得不 '通'。如到那时仍坚持 '不通'，就更不得人心了。（‘海外归来一席谈’祝修林，汪东林《人民政协报》1984年６月6日）
　　
　　台湾当局应该看到，'一国两制'的构想，不仅妥善解决了香港问题，也为台湾回归祖国开辟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为台湾回归祖国开辟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完成孙中山先生的 '和平统一救中国'的遗愿。（‘计利当计天下利’许伟《人民日报》1984年10月6日）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最好方式。
　　‘希望台湾当局釆取明智态度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北京日报》1984.10.15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暴发，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政策，接受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二次全会上提出的“清党”提案，在国民党中央担任部长的中共党员全部被迫辞职而去。同时，又交出了第一军军内跨党的约三百多名共产党员名单。而后，蒋介石又进一步提出不准跨党，并要中共党员全部离开第一军。在这种情况下，第一军的中共党员除李默奄（第三团团党代表办公室少校干事，现住美国）退出中共外，其余的都抛弃国民党党籍而保留中共党籍，离开了第一军。这些人的一部分成了新成立的第四军独立团的各级干部，团长是叶挺。其余的则大部分都分派到第四军其它师团中，也有的派到第七军、第八军中去。这样一来，第四军得到大大的加强。在以后的北伐中，第四军英勇善战，赢得了“铁军”的荣称。与此相反，第一军则大大减弱了，但是却完全落入蒋介石的控制之下。我因为秘密入党时间不长，没有暴露，同时，又是专职带兵，目标也不显著。党组织决定让我继续潜留在第一军中。所以，在交出一军名单时就没有把我列入。同我密留下的还有廖运泽（一期同学，当时在潮州分校当队长）和周邦采（黄埔三期）。周邦采所以能密留下，是因为他的公开身份是当时军校右派组织“孙文学会”会员，并以“青白花社”（孙文学会宣传刊物机构，“青白”即“青天白日”之意）负责人之一的面貌为掩护，所以不会被怀疑。后来北伐到福州时，周邦采即任国民革命军十七军第二师师党代表。

　　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北伐开始，国民革命第八个军分东路、中路和西路，分别向福建浙江、江西、湖南湖北进军。何应钦任东路军总指挥，指挥第三师，第十四师和五十八团共七个团。这时，我在十四师四十八团任团参谋长，这个团即原军校教导一团转编过来的。军队进行到广东梅县后，在东江农民协会的大力支援下，于?扮?口战役中包围并消灭了孙传芳的孙晓举和刘俊两个军。不久，福建南部归孙传芳指挥的地方部队曹万顺部起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十七军，曹任军长兼任第一师师长。杜启云任第二师师长，孙翔夫任军党代表，江东井力任政治部主任。后调来李木奄（中共党员）任政治部秘书主任，不久即取代江东井力任政治部主任。东路军接近福州时，由原袁世凯的模范团改编的陆军第十二师起义，师长李春生为十七军副军长兼第三师师长。我即调任该师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七年为该师奉命前进到建区里时，因何应钦怀疑该师有异动，令第一军第三师（师长顾祝同）和第十四师（师长冯逸斐）将其包围缴械。我支身逃出后，随何应钦的东路军总部行动。北伐到浙江南部金华附近时，我收到党中央以上海来的密信，命我离北伐军到上海去接受新的任务。我当即向何应钦请假，借故说要到北方去作策交工作，以迎接此伐军。何应钦答应了。我即刻动身离开东路军，乘一支小船到达宁波，由宁波换乘海轮驶往革命动荡中的上海。

　　到了上海，住在一个旅馆中，按照预定的联络地址和暗号，我发了一封信，向组织报告我已到达上海。不久，组织上派来了交通员。对上暗号后，把我带到法租界内党秘密机关，见到周恩来。这是年仅二十八岁的周恩来任中央军委书记兼江浙地区书记。住下后，我才慢慢得知上海第一次、第二次工人暴动失败的情况和准备组织第三次武装暴动的决心。

　　在总结前两次暴动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上，周恩来和赵世炎亲自指定了第三次暴动的准备计划，成立了总指挥部以进行尽可能周密的准备工作。首先把重点放在发动，组织和训练工人武装纠察队上。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动指挥部由周恩来、赵世炎负责领导，再加上徐光英（后下落不明）顾顺章(后叛变)和我共五人组成。当时赵世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兼江浙地区书记。在指挥部中，周恩来让我分管起义前的上海工人纠察队的军事训练，以后还担任部分军事指挥工作。当时，在租界中有一些受党影响和控制的中小学校，就作为进行军事训练的秘密地点。从此，我就由交通员带领，秘密地到各训练地点训练各区纠察队的干部们，给他们讲授枪械构造和使用方法，暴动须知和巷战战术，并进行战术运动、射击刺杀等军事操练。除了军事训练外，还由别人给他们上政治形势课，讲述暴动重要意义等。这些受训的工人，大都经历过前两次暴动的锻炼和考验，是上海工人纠察队中的骨干分子，他们组织了五千多人的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收集和掌握了各式各样的手枪、步枪共三百支左右，此外还准备了大量的刀、矛、斧和棍棒等。在工人纠察队各级负责人中，还秘密发给了“暴动须知”的秘密小册子。小册子中有暴动意义、组织纪律、巷战战术、战斗联络方法以及队员标记等。

　　这些秘密军训地点大多数设在法租界内。这是因为法租界内房子比较好租，闹市少又安静，且不像英租界那样巡捕、军警、特务多，搜查严。当然这仅是相对比较而言丧失警惕，也同样会被法国巡捕房逮捕。一旦逮捕即会被“引渡”到租界外交到军阀特务们的手中，立即就会惨遭杀害。租界内如此，租界外更是便衣特务、工贼警察严密封锁，四处刺探搜捕。周恩来、赵世炎同志早被敌人注意，专门四处巡捕，危险已经很大。又作为总指挥本可以不必亲自到各处参加具体活动，但他们置自身安危于不顾，冒随时被捕牺牲的危险，亲自潜到各训练地点，与纠察队干部们谈话，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并亲自做政治形势报告，甚至有时还亲自对工人们进行军事训练。

　　为进一步组织好暴动起义，在总指挥部下面把上海划分了七个作战区，即闸北、南市（包括上海县）、浦东、沪西、小沙渡、曹家渡和吴淞。每个区都设立了分区指挥部，并分别下设工人纠察队大队、队、小队和分队，人数多的区在大队以上还设立总队。各级组织基本都是三三制。从人数上看“大队”相当“营”，“队”相当“连”，“小队”相当“排”，“分队”则相当“班”。总共约有五千多人。每个队员都备有一个约五寸宽的袖章，袖章是红底上一个白色“纠”字。经过两次武装暴动的洗礼之后，周总理亲自组织并领导了中国工人阶级自己组织的第一支武装——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他代表着上海八十万工人阶级，迎接着第三次武装暴动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