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8月23日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侯仁之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进行“北京建城史”讲座

   1999年10月，侯仁之获何梁何利基金年度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侯仁之：山东恩县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基人。1911年出生于河北枣强，194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 ，1952年任教于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历任系主任兼校副教务长、城市和环境科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等职及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主任、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建筑学会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现为北京市人民政府首都发展战略顾问组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

   2004年6月28日至7月7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8届大会在中国苏州召开。

　　可以说，世界遗产的殊荣不仅意味着国际认可，也往往会提高其所在地区和国家的知名度。鉴此，不少国家对申报世界遗产充满热情，其中不仅包括希望借旅游业振兴国内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也包括拥有众多文化古迹的西方国家。中国的“申遗”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虽然早在70年代《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通过后，签约国开始陆续申报世界遗产，但中国当时对此并未予以重视。直到8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地理学教授、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在与罗哲文、郑孝燮、阳含熙等四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合提出建议我国参加公约的提案，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后经全国人大通过有关决议，我国在1985年正式签署了《公约》，随后就开始了中国首批世界遗产的申报工作。

　　通过建筑大师张开济先生的引荐，记者终于同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山大师侯仁之先生联系上了。于是，怀着敬仰之情，开始走近这位名震中外的的老人。文稿刚刚草就，收阅侯老夫人张玮瑛女士的信件，得知“最近侯仁之视力衰退，腿足麻木，步行困难”。记者不免心情沉重，默默为这位国宝级的大师祈祷：身体安康，晚年幸福。

　　侯仁之1932年秋经保送投考燕京大学历史系。“整个校园风景秀丽，光彩涣发，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朝气。”这是侯仁之初入学的第一印象，他至今难忘，“燕大那中国古典形式的大楼三面环列，中间场地开阔，绿草如茵。”

　　从入学的第一天起，侯仁之就为这座校园的自然风光所吸引，只是后来他才了解到，这里原是200多年前与清朝皇室有密切关系的一座名园淑春园及早在300多年前的明朝开辟的勺园。燕大正是在这两处名园的旧址上，经过独出心裁的规划设计，充分利用其自然条件，建造起一座独具特色的大学校园。“校园建筑物一律采用的是中国古典建筑形式，这更是历史传统与现代化要求的相互结合。”

　　侯仁之深感幸运的，不仅是燕大校园新落成时就来到这里而深受其优美环境的感染，更重要的是当时洪煨莲教授对于校园历史的研究，又使他深受启发，一直影响到自己日后的研究方向。“在我入学不久，便听到洪老师关于燕大地理位置考证的专题报告，感触很深。正是洪老师关于校园历史的研究，引导我进行对于北京西北郊区历史上著名园林区的实地考察，进而又扩大到对整个北京地区开发过程的研究。”

　　在课堂教学上，洪教授的独出心裁和严格要求，使侯仁之倍受教益。在科学论文写作训练课上，洪教授的要求十分具体，如必须掌握第一手材料，必须在写作中注明资料的来源，必须有新的发现或新的说明，然后按一定的格式写成文章。“我写的学期论文《最爱藏书的胡应麟事绩考略》，结果被他评定为‘佳甚’。这使我深受鼓舞，这篇论文虽历经世事沧桑，仍一直珍藏至今。”

　　不久，洪煨莲教授体会到侯仁之的学术兴趣已经从历史学转向历史地理学，就有意为他安排出国深造的机会。1938年秋，一天上午，侯仁之应命来到他家中，见面时洪教授便讲：“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英国利物浦大学虽不如美国哈佛大学有名，可是那里有一位优秀的地理学老师Professor Percy Maude Roxby，对中国的地理很有研究。”于是，推荐侯仁之到利物浦大学专攻历史地理学，只是转年欧战爆发未能成行。一直到大战结束后，1946年侯仁之前往该校时，Professor Roxby已经退休，而他的继任者H.C.Darby正是近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达比教授（H.C.Darby)把他所倡导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第一次传授给我，我无不心存感激。”侯仁之从那里豁然领悟到什么才是“历史地理学”。达比教授充分讲述了“今天的地理，明天就成为历史地理”，令他有茅塞顿开之感。

　　1940年7月，侯仁之在燕园完成硕士学业，并获得斐陶荣誉奖。此后，继续留校，任历史系助教，并开始授课。同时，侯仁之出任学校新设的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则由深受学生尊重的夏仁德教授担任。当时，日寇侵略军在华北地区不断进行所谓“大扫荡”，在校学生有人家乡遭受战火，经济来源困难；也有学生救亡心切，决定投身到抗日战争中去。侯仁之主要是负责帮助学生安全离校。

　　“其中有人南下去大后方参加与抗日有关的工作，我曾代为联系分道前往；更有人决心就近进入解放区抗日根据地，则是经过校内中共地下组织具体联系而后成行。从1940年秋以后的一年间，我以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掩护宁愿放弃个人学习机会要投身到抗敌救国的斗争中去的学生分批离校，曾帮助三组学生十多名安全离校。”迄今，那段生活经历让侯仁之历历在目。不幸的是，南下大后方的学生中有人走漏了消息，因此27位师生遭到了日本宪兵的逮捕。其中，侯仁之是教师中最年轻的一位。“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8日凌晨，燕大即遭日寇宪兵查封，我们20余人先后被捕。”

　　铁窗里，不低头、不媚寇的侯仁之裹着薄薄的毯子蹲踞一隅，睡硬地板，听窗外朔风怒吼。这时的侯仁之，曾发誓：“离开这个地方后，我要写一本黄河的故事，为这个自强不息的伟大生命著书立传！”没想到，40多年后他编著的《黄河文化》真的得以问世。当时同狱的孙道临（现著名电影艺术家）得讯后致函祝贺：“鸿文已拜读，引起我不少回忆。……写《黄河传》的雄心壮志使我产生不尽的幻想遐思，几乎忘却囹圄之苦……”

　　幸好日寇对燕大学生直接参与抗日战争一事，一无所闻，遂以“以心传心，抗日反日”的所谓“罪名”转送日本军事法院候审。迟至1942年6月中，对侯仁之叛以徒刑一年，缓刑三年，由燕大校医院院长以新设的诊疗所作为铺保开释，附加条件是“无迁居旅行自由，随传随到”。

　　入狱时是寒风料峭的严冬，出狱时已是炎炎盛夏，侯仁之心里极其惦念妻子张玮瑛。侯仁之匆匆在同事家换上夏装，在理发店剪掉生长了半年的乱发，马上动身前往天津。从此，侯仁之居留在天津避难，岳父利用自己地方名医的身份保护他。为避免敌伪干扰，侯仁之曾到私立达仁商学院，又转到法国天主教创办的工商学院任教，并相继兼任该校新设女子文学院史地系主任，妻子亦来支持参加教学。

　　避难期间，侯仁之仍坚持个人学术研究，勤奋治学，首先完成的是计划中关于北京历史地理专题之一的“北平金水河考”，并珍藏三年，终于得以公开发表在燕大复校后首先出版的《燕京学报》上。他还利用就地考察结合文献资料的考证，写成了《天津聚落之起源》一文，由天津商学院列为专刊，在日本战败投降时正式出版。

　　1945年8月15日，日寇战败投降。侯仁之立即被召回北平，参加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主持的复校委员会。开学后，侯仁之除授课外，并兼任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主席。这时，张玮瑛携女儿馥兴重返燕园。

　　侯仁之坚持不懈从事科学研究的志愿，终于为他带来一个开辟视野、深入学习的好机会。“1946年8月，我经燕大保送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受教于达比教授，在理论与方法论上获益甚多，并且得以日后直接运用在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上。”留学期间，侯仁之将达比教授精彩的讲演《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翻译成中文，刊登在《天津益世报》整版的“史地周刊”上。

　　三年后，侯仁之学终有所成，获得博士学位，立即启程，乘船飘洋过海回国。“到达北京，重返燕园后，三天后又喜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怀着喜悦的心情我参加了庆祝大会，个人的新生活也就从此开始。”回国后，侯仁之首先引进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并将其纳入近代地理学体系，为我国创立了一个新的学科。

　　北京组建都市计划委员会，侯仁之被出任副主任委员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邀聘为委员。他请侯仁之负责海淀地区的史地考察，为在海淀附近开设首都文教区作准备，并于1950年邀聘侯仁之到清华大学建筑系讲授“市镇地理基础”一课。结合首都文教区的规划，侯仁之完成了回国后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北京海滨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在论文中他指出：“……海淀地区自东向西海拔骤然下降。以白颐路为界，东边的台地有着华北平原的典型特色，西边的低地则是一派江南风光……台地是最好的建筑区，低地是最好的园林区。”正是在这项研究成果的指导下，以海淀镇为中心的文化教育区开始发展起来。同时，他又结合教学向中央教育部建议，把新公布的“中国沿革地理”一课更新改造为“中国历史地理”。

　　侯仁之十分崇尚我国历史上的郦道元、徐霞客等关心国计民生、重视实地考察的学者的治学思想与方法，50年代率先在历史地理学界提出应“跳出小书斋，走向大自然”，并身体力行。所以在国家提出有关西北六省区的治沙利用与改造的任务，由中科院组织治沙队对沙漠开展考察研究时，侯仁之很快打消了思想顾虑，从他十分擅长的历史地理研究领域抽出相当一部分时间投身于完全陌生的沙漠历史地理研究。从1960年到1964年连续深入宁夏河东沙区、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及鄂尔多斯高原、陕西北部等地沙漠进行野外考察。炎炎酷暑中，侯仁之结合史籍文献相互印证的研究，获得一系列的丰硕成果，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开创了新局面。“没想到那里竟然埋藏着那么丰富、那么众多的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为探讨历史时期沙漠的变化提供了重要线索，也为有关兄弟学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侯仁之在言语中流露出自己参与沙漠史地研究的欢愉，让人丝豪感受不到其中的酸苦。

　　正当侯仁之沉浸在发现和探索的喜悦中，“文革”开始了。因为编撰过两本科普读物，侯仁之成了“三家村的黑干将”，后又因反对北大校园内的掌权者，被打为“反革命”而停职审查，又到江西鲤鱼洲劳动两年，遭受迫害长达五年之久，经历了种种磨难。于是，沙漠历史地理研究这项很重要课题戛然中断。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饱受忧患的侯仁之，再次焕发了青春，迎来了学术新时代，又得以继续进行西北沙区的考察研究，出版了首部个人学术论文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其累累硕果，至今不失科学光辉。随后，侯仁之又进一步深入北京历史地理的专题研究，为城市规划建设继续提供必要的参考，还组织力量于1986年完成了他计划已久的《北京历史地理图集》的编绘出版工作，并获得了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侯仁之认为历史地图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书，编绘详细的历史地图是史地学家的夙愿，在《北京历史地理图集》的编绘中，作为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侯仁之吸收了以前考古学、地理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使之成为以往历史地理研究与历史地图制作的科学总结。专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认为该图集“为北京在历史中的发展，提供了令人惊异的图画”。

　　1999年10月，侯仁之获何梁何利基金年度科学与技术成就奖。获奖通告上说：“他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从现代地理学的角度，提示了北京城的起源、发展和历久不衰的原因，对首都城市规划、水利建设、旧城改造、古遗址保护等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一年，对开创了将历史地理学运用于沙漠考察、城市考察和祖国开发建设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新途径的侯仁之来讲，可谓双喜临门——12月，他获美国地理学会授予的“The George Davidson Medal（乔治·戴维森勋章）”。乔治·戴维森勋章是美国地理学会于1946年设立的国际地理学界权威奖项，用于奖励在太平洋及其大陆边缘地区研究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侯仁之是全世界获得此项国际荣誉的第六位著名科学家。2001年10月，又获得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本年度“研究与探险委员会主席奖”。

　　期待我所从事的“冷”学科后继有人

　　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现代化建设问题讨论会上，被誉为“北京史巨擘”的侯仁之指出：“深入揭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性质和特点，是进行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半个多世纪来，他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致力于首都建设服务，对建国后北京的城市建设包括天安门广场等重要设施的建设都作出过重要贡献，解决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转移、城市发展的特点及其客 观规律等关键性问题，有助于推进北京旧城的改造、城市的总体规划及建设等工作。

　　在历史地理学、历史考古学和城市建设学等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的侯仁之，早在1950 年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就第一次从理论上阐明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的区别及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和任务。他倾注毕生心血在理论和方法上发展了现代历史地理学，开创了城市历史地理和沙漠历史地理研究的新领域。面对诸多荣誉，老人的反应很平静：“我今年已经90多岁了，只希望对我的奖励，能够引起人们对历史地理学的关注。学问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这是以有涯逐无涯的一个无穷尽的过程。现在我经常想到一句话，‘老牛自知黄昏晚，不待扬鞭自奋蹄。’我当努力奋发，继续前进，但是更期待着我所从事的‘冷’学科后继有人。”

来源：科技中国　作者：吴志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