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一年七月二十五日,蕲春籍同盟会员黄侃来到了《大江报》馆,詹大悲与何海鸣为黄侃设宴洗尘。推杯换盏间他们谈起时政,情绪异常激奋。酒酣耳热之际,黄侃以“奇谈”为笔名,写下《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一文,詹大悲拍案叫绝:“此真乃英雄所见略同,数日前海鸣撰文《亡中国者和平也》,今季刚作《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无独有偶,诚为振聋发聩之作。”当即签字,送排字房发排。
第二天,正版载有《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大江报》出现在武汉三镇的街头巷尾,读者争相购买,竞相传诵。这篇二百余字的文章被时人评为辛亥武昌首义的战斗檄文,它带给当时中国社会的震动也许远超过了历史书上的评价。文章抨击清政府立宪骗局,批评立宪派的改良主张,指出中国已被清政府弄得病入膏肓,亡国在即,因此,“和平改革”已无济于事,只有“无规则之大乱”这副“妙药”才能救中国。文中虽未直接使用“革命”字样,但实际上是在公然号召革命。时值保路风潮席卷鄂、湘、川、粤各省,极大地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
七月二十八日湖广总督下令查处《大江报》,“永禁发行”,并将詹大悲投入监狱。《大江报》被封禁的消息传出,武汉三镇舆论大哗,各界民众集会在湖北咨议局门前,强烈要求当局取消查封的命令,立即释放詹大悲等人。集会结束后,推选代表赴北京请愿,绝食三天三夜。随后,全国各地报馆纷纷响应,支持《大江报》同仁的斗争。被捕后的詹大悲大义凛然,拒不说出文章的作者,以总编身份承担一切责任。湖广总督原拟对詹大悲处以重罪,但慑于民情,判处徒刑十八个月。这就是清末著名的《大江报》案。《武汉文史资料》(第四辑)上认为《大江报》案是“武昌首义的导火线之一”。
武昌首义后詹大悲出狱,任汉口军政分府主任兼管军事处,率民军在汉口与清军激战。《大江报》也于武昌起义的次年春在汉口后花楼街重新复刊,本其一贯的战斗作风,“畅所欲言,毫不忌讳”,对拥袁的共和党时加抨击,持论甚激昂。
一九一三年,詹大悲任国民党汉口交通部部长、湖北省议会议员。宋教仁被刺后,他力主武力讨袁,并联络原文学社社员杨王鹏等,组成改进团,密谋在汉首先发难。“二次革命”期间,詹大悲在江西、南京积极参加讨袁军事活动,失败后亡命日本。詹大悲一九一四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与王宪章等回上海策划起义,事败,再度避走日本。翌年护国运动爆发后返国,拟策动湖北讨袁起义,抵沪时被捕入狱,袁世凯死后获释。
一九一七年七月詹大悲南下广州,参加护法运动,嗣由孙中山派往四川,争取川军刘湘援鄂,出任四川援鄂军鄂西总司令部参赞、秘书长,参与援鄂战事。
一九二零年詹大悲协助孙中山重组军政府,并任桂林大本营宣传员。一九二二年他追随孙中山讨伐陈炯明,中山蒙难之时,他随侍在侧。次年任广州国民政府参事、刑事审判委员。一九二六年詹大悲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一九二七年春他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
作为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詹大悲与孙中山关系非同一般。一九二三年一月,詹姓续修宗谱,詹大悲请孙中山撰写了谱序。一九二三年十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决心改组国民党,詹大悲参加起草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而此前,詹大悲已通过湖北同乡李汉俊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一九二零年八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因为詹大悲与孙中山的关系较好,在社会上影响大,因此大家认为他不公开为宜,一般也不参加党的会议,党的指示精神由联系人传达,詹大悲以后就一直按这种方式执行党的任务。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桂系军阀胡宗铎、陶钧部杀进武汉,十二月十七日上午,詹大悲得到反动派侦悉董必武潜伏地点的情报,立请潘怡如设法转告董。下午五时许,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会同日巡捕将詹大悲、李汉俊、潘怡如等逮捕。詹大悲对大家说:“如幸免,一定继续革命!”当晚九时许,詹大悲、李汉俊同时慷慨就义。次年詹大悲归葬故里。
在蕲春人的记忆中,詹大悲是个大人物,特别是詹氏一门三烈士(詹大悲的两个兄弟詹大星和詹大权亦为革命捐躯)。
大别山出了一位优秀的革命家詹谷堂。詹谷堂(公元1883-1929年),名生堡,金寨县南溪区葛藤山人。晚清时秀才。早年受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一九二一年,与曾静华倡议成立了“读书会”,吸收思想进步的学生参加,开展革命活动。
一九二四年,加入共产党。在蒋光慈、詹谷堂的主持下成立了党支部,詹谷堂被推选为支部书记。二五年秋,商南特别支部成立,詹谷堂任支书。他以南溪为中心,以笔架山、葛藤山、花园等地为重点,积极开展活动。
二八年春,商城南岜区委成立,詹谷堂被选为委员,负责南岜地区农民武装和起义的领导工作。二九年初,商城临时县委成立,詹谷堂当选为县委委员。参与领导立夏节起义。立夏节起义后,詹谷堂又和起义武装一起会师斑竹园,参与了红三十二师的组建工作。组建赤卫队,扩充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
他为革命做出重大贡献。他留有表达自己崇高理想和革命信心的隽永诗句:“茫茫四州起战争,苍生何日晓升平,大江一把狂浪起,斩尽妖魔济众生。”
一九二四年春,詹才芳进了武汉中学做校工。武汉中学创办人董必武见他聪明、勇敢,常把他带在身边,凡去工厂、学校演讲、上课,都让他做做警戒和送信等工作,在董必武引导下,他彻底地投身革命。
一九二五年,詹才芳为了回到红安党的工作组,在姐姐家与姐夫办起了平民学校和农民夜校,宣传革命。一九二六年冬,高桥区农民协会成立,同时组织了区农民自卫军,他任队长。一九二七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转入共产党。他的姐夫余楚臣遭敌军杀害,他发誓要为姐夫报仇。同年十一月,带领自卫军参加黄麻起义。起义成功后,组建了中国工农革命鄂东军,他任排长。鄂东军是红四方面军最早来源之一,他成了四方面军的最早成员之一。
一九二八年,詹才芳担任黄陂县游击大队大队长,率队在红安县南部一带活动,建立农民政权,为开创鄂豫皖根据地而战斗。他数次遇险,均机智勇敢地化险为夷,人称打不死的“飞毛腿”。
一九三零年他被编入红一军,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政委、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二师政委。一九三二年十月,他到达川陕边区后,参加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一九三三年詹才芳任九军政委。
在这一时期,共产党和红军经历了一次次残酷的“肃反”斗争。“肃反”扩大化时,他挺身而出,保护了一批后来成为我国开国将帅的红军基层干部,把他们收在身边当勤务员。解放后他回忆说:“我又不是县太爷,要那么多勤务员做么事?在那种形势下,我只有这样做保险一些。”张国焘操纵的政治保卫局,明里对他这个贫雇农民出身、大革命时期就参加了革命的硬骨头不敢怎么样,暗地里却把他的祖宗三代、直旁三族都查了个遍,总想给他搞上几条,最终还是无可奈何。后来在延安,董必武听说了此事,提笔在他的笔记本上写道:“大勇若怯,大智若愚,大善若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