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月，古判景同志调到乌罗区任副区长。该区三阳溪有一个叫吴从仁的，因解放前当过县第一女子小学校长，后又担任省参议会参议员，因历史问题，解放初被镇压了。他有一个儿子叫吴恩龙，在国立三中读书，当时正高中毕业回到三阳溪家中。恩龙在校学习十分刻苦努力，是学校品学兼优的一位高才生。他征得家里同意，决定要报考大学，继续深造。
    那时，学生报考大学，是要通过政审，经过基层组织批准或同意的。恩龙把写好的考报大学申请送给村、乡领导，他们觉得恩龙的父亲刚被镇压，不敢冒然行事，拿不定主意，就把他的申请及情况反映到区里，区里有的同志一听，就表示坚决反对，不同意介绍一个反革命的儿子报考大学。古判景知道这个情况后，默默思考了好半天，他觉得这么一个勤奋好学的青年学生，怎么能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而埋没了才干、断送了前程呢?在区里研究讨论“能不能同意吴恩龙报考大学”的会上，他毅然站了出来，力排众议，阐明自己的意见和观点，他说: “我没有进校读过书，但参加革命工作这几年来，我已深深感到文化知识的重要。吴恩龙在校是个优秀学生，他要求报考大学继续读书，这是他的权利!我们决不能因为他父亲的问题，而剥夺他读书求学的机会……”他的一席有理有据、出自肺腑的发言，感动了在座的同事们，大家被他说服了，一致同意吴恩龙去报考大学。
    后来，吴恩龙考进了贵州农学院，由于他奋发努力，表现突出，毕业时被留院任教，一直到退休。他任教40年，桃李满天下，为培养我省农村科技人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每当吴恩龙老师回首报考大学这事时，他总是深情地说: “全得北方来的那位古区长啊!要是没有他，我能走出三阳溪吗?他真是我的大恩人啊!”

                          帮助工人度难关

    1957年12月，古判景同志从长兴调进县城，任县机械厂副厂长，1959年升为厂长，直到1962年7月调离为止，他在厂里任领导四年半，在工人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常深入车间班组，与工人群众打成一片，虚心向工人师傅学技术，向厂务人员学管理，尽快使自己从外行变成内行。他当时身高力大，在车间里，工人们有些抬不动的重活，他总是二话没说，自己主动上前去抬，为工人们排忧解难。他在电焊车间学焊接; 一去就是两、三个小时，每次从车间出来，身上的衣服和裤子上，布满了被焊花烧成的黑洞。
    他在县机械厂那几年，正值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有的工人因家里没钱买粮而要向厂里预支工资去用，有的工人则因家有病人而急需钱去买药，每当找到古厂长，他问清情况后，就在工人的借条上签上“同意借”三个字，给工人解决燃眉之急。有几次，他还到厂财会室去说服财务人员: “工人家里有困难，我们作为厂里的管理人员，一定要尽力想法帮助解决，先借后扣，放灵活些，总不能看着人家饿饭或者病死吧!”短短的几句话，让工人和财务人员十分感动，大家都很感激和敬佩他，从而，也激发了大家对生产的积极性和对工作的责任心。

                           以身作则修水利

    因工作需要，1962年8月，古判景同志调任普觉区区长。当时，区里正在兴修一座防洪排灌工程，开工半年多了，却进度缓慢，几次受到县里批评。他到任后，经过多方了解，知道工程进度慢的主要原因是人力不足，生产队的劳动力抽不上来，区里曾催促多次，终因在“三年困难”时期，农村劳动力减少，社队确实无法完成应抽的劳动力指标任务。他知道这一实际情况后，征得区委会同意，立即召开区机关干部职工大会，在会上，他表态要亲自挂帅，抓好这个于农有利、于民有益的工程，并号召全体干部职工每天晚饭后去工地参加劳动2—3个小时，以弥补劳力的不足，加快工程进度。散会后，他回到家里，把铺盖行李一扌卷，给妻子吴昌文说了一声，就到工地“打长战”去了。
    水利工程要排水砌墩，时值寒冬将至，水中冰冷，到场的干部职工见而前生畏，古判景同志见了，自己就脱去鞋袜和衣裤，首先跳入水中，用脸盆把水一盆一盆地往外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他的带动下，大家纷纷下水劳动，把水戽干，使下脚砌墩得以顺利进行。他一直在工地住了两个多月，到第二年春水到来之前，终于按时完成了这项水利工程任务。古判景同志这种雷厉风行、以身作则的工作作风和苦干精神，普觉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1980年11月，古判景同志年仅58岁，因参加革命40年来，北战南征，积劳成疾，体弱多病，精力不济，申请提前离职休养，得到组织批准，同意他提前离休。
    1985年9月，古判景同志因肺气肿病突发，猝然去世，享年6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