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头底古村落
初与季清墨先生接触,他首先介绍的是一幅明朝景泰皇帝诰命的翻拍件,称原件如今秘密保存于族人手中,然后洋洋洒洒地说起了季氏家族曾经的辉煌。此后,他又拿出由泰顺县文博馆副馆长薛一泉先生撰写的《家族文化的活化石》一文的影印件,说起季氏家族深厚的人文底蕴。
对于这些,季先生颇为自豪!
这位上个世纪50年代末毕业于福建福安师专数学系的季氏后人,尽管年过七旬,但还孜孜不倦地探寻家族尘封的往事,他很小心地将那个明朝景泰皇帝诰命的翻拍件装裱在镜框里,似乎在昭示着一种期待……
建村简史
据泰顺县文博馆副馆长薛一泉先生介绍,该古村落的历史应该从清康熙年间算起。
季氏始祖茂龄公自明成化十九年(1483年)中进士后,曾任高邮府尹。因为政绩出色而任翰林院学士。不久后,“视朝杰臣多出,遂以告归养亲”。朝廷也曾“召以官”,但他“力辞,不复仕矣”。在这种背景下,他于明正德戊寅年(1518年),弃祖居地青田梅岐,迁至“泰邑牙洋八都大坪后弯”。数代后,季氏家族“支裔繁盛”。清康熙已未年(1679年),季氏后人德重、德立兄弟在一次游历塔头底时,有感于当地“山川秀丽,竹苞松茂”,遂移居现址。
迁入现址后,随着人丁的兴旺,子孙们的居住问题于是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季氏族人开始广创宅第。下厝、中央厝、古厝、上厝、尾厝等一批大宅院的相继建成,逐渐形成如今所见的这个完整的村落。
不知是否为不露富的缘故,尽管季氏广创宅第,而且房子皆为合院式,最大的达十一开间,但房子的一些建筑构件并不豪华,而是极为朴实,没有任何雕梁画栋,除了具备一些基本的早年建筑风格外,基本上还是以实用为原则。比如一楼格扇的花心部分均分为里外两层,里为木板,外为棂条拼装而成的格子,具有通风采光及隔护作用。只是下厝的建筑风格与同时期其他地方建造的民居有些不同:一楼正厅的两根金柱之间设门。据介绍,季氏先人德重兄弟俩刚迁到此地时,周围全是山林,常有野兽出没,为安全起见,不仅在宅第四周砌了石墙,还在厅前设门,主要是出于加强设防的目的。
另外,下厝还使用木质柱础,横纹置放,以防止吸水。据称,柱础为木质是明代建筑标志。
这个家族最为辉煌是在什么时期?何时开始没落?原因在哪里呢?
季清墨先生这样表述:季家最繁华的时期是在清乾隆中期,那是季氏第八世,人丁兴旺暂不说,家猪就有一万多头。记者问他这个数据来自哪里,他称是从家谱里的记载来推算的,“第八世先人国和育有五子,分析家产的时候,每个儿子分到猪两千头。”记者问他能否看看这本家谱,他称这个家谱在“文革”时期烧掉了。记者问他如此殷实的家产来自哪里,他回答说就是靠种田起家。据说,当年在塔头底村,共建有8座碓米房,还专门建造仓楼贮藏粮食。从这里或许可以找到季家家底厚实的一点佐证吧。
虽然已无从考证季先生所说的这个数据是否真实,但现俗名为“中央厝”、“古厝”及名为“尾厝”的这三座宅院,就是国和及其第五子正瑶先后在清乾隆年间、嘉庆年间所建,这几座二进合院式的建筑,占地面积一般在800至1200平方米,呈九开间或七开间规模,左右厢房大多为四开间。
说到家族的辉煌,季清墨先生还翻出家谱找出下述这段文字:“乾隆壬午岁(乾隆二十七年),平邑(平阳旧称)桥墩门(现苍南县桥墩镇)创造新桥,为首平邑国学士李士霖请公(第七世先人季元英)四月十三日行桥,此惟公之齿德端淳,抑且泰一邑之光矣。”按此所述,我们不难想象,当年这座桥通行时,这位季氏先人应邀参加了通桥仪式吧。为什么邀请?季先生的说法是,桥墩门建桥,这位先人捐助的银元是由两人挑担去的,有1200两。“相当于现在的80公斤吧,”季先生如是说。
我们同样无从考证这个数据的确切程度,但从这本于嘉庆十二年重修的季氏家谱里的相关记载,还是可以看出季氏祖上的一些高尚德行,以资印证,因为这些体面毕竟需要一定的经济来支撑——乾隆元年县主王应运旌匾曰:“德行遗风”;乾隆八年县主张开第旌匾曰:“皓首齐看”;乾隆十六年县主杨人杰旌匾曰:“望重乡评”。
在这本家谱上,记者还看到了孙希旦(瑞安人,系乾隆四十三年探花)为同时期的季氏先人义园公六十大寿撰写的祝词,此外还有永嘉朱浚南等人的篇章。
由此看来季家上述的一些事情,也不是没有来由的。季家先人非常注重对子弟们的教育问题。就在茂龄公迁居大坪后弯的同时,就在当地建造了一所学堂性质的房子,曰“上达书斋”(已毁)。在迁到塔头底后的雍正癸丑年(1733年),也建造了一个叫“育贤斋”的处所,用于族内子弟读书习字。
从国和这一代之后,奉承“农耕传家,诗书荣身”的季家,终究没能幸免“没落”这一境遇。
据季清墨先生称,尽管家底厚实,但毕竟子孙后代人数众多,于是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有学文的固然不乏习武的。于是在分析家产时也就难免出现了各种不和谐现象,乃至武力解决问题的方式也都有了。于是败迹出现了。
季先生称,套用民间的说法“富不过三代”来总结这个家族的历史,再恰当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