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自己“弃富适贫”，离开了自己个性冲与之冲突较大的环境，也算是一种选择，虽然于个人抱负而言很有几分无奈的色彩，可是，生命和生活毕竟因此而变得轻松起来。从社会伦理道德而言，人不能勉强别人，像孔子说的那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从明智而灵魂自洁而言，人不能勉强自己似乎更为重要，所以，将孔子的传统名言这所稍变而成为现代生命名言，那便是：己所不欲，勿视于己。透过这次生命选择，让我同时也看到了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关于人的倩命运逻辑断言的真理成份，因为，我今天的选择，实际也就是那段历史下家庭命运影响地延续，而那段历史下的家庭命运，实际也就是由父亲不幸的政治命运来决定的。

　　文化大革命到来之初，我年纪不过十岁，也就算刚刚懂些世事吧，还有多少次，从窗户里看到批斗学习会上可怖的情景：有的人一不小心就会莫名其妙地被揪到前面的台阶上，被粗大的绳索捆来，两个同样身份的人（甚至有可能前两天他们还被抓出来批斗过）用粗壮的手摁下被批斗者的头，另外的人，拿来早已准备好的、由细细铁丝套成颈圈的、重达二十斤的木牌子，挂在被批斗者的脖子上，不一会就会看到那细细的铁丝，深深地陷入到被批斗者的肉里。还有的人因为不服批斗，被人用粗大的钢钎穿过捆绑在身上的棕绳，然后由两个人使劲地入往上掀，直至将被批斗者掀翻在地。每每此时，便听得到被批斗者痛楚不堪的嘶叫。
　　那时候，我最担心的就是父亲也了，担心他也会遭此身心的凌辱，于是总会在那种情形下把恐惧的眼光转向父亲，父亲总是深深的沉默与漠然。一些人因为被莫名其妙地掀翻在地，遭受身体摧残和精神凌辱而痛不欲生，另一些人则为打倒了别人而欢呼雀跃，但没有人会为另一种情景担心，因为很多时候也可能就在第二天，“集中营”的人物角色会翻转过来：昨天还作为打手凶狠摧残别人，为别人受辱而欢呼雀跃的人，眨眼间就莫名其妙地被昨天被批斗者掀翻在地，承受着同样的摧残和凌辱。父亲在任何时候都是沉默，那些批斗会上的残酷事，他也从不拿回家来说，一张刀削斧砍、凌如悬壁的脸从来就没有表情。以后上了大学，慢慢地懂得历史地去看待问题，终于理解到父亲之所以在身体上逃过了那些残酷的打击，原因就在于他那始终的沉默，父亲毕竟是那个群体里少数受过正规教育，而具有较高文化的人，从过往在“三反”运动中，政治运动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曾经早就让他看到人性被愚弄的残酷现实，于是不愿再表述什么，一切愿藏于心底。文革结束后，我在报告文学上看到了关于张志新因坚持自己的信念而被残忍地割破喉咙，并折磨致死。比较起来，似乎我那时见到的父亲生活中的那些人性尽失的事例又算不得什么了。今天想来，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为什么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还会出现因为意识不宽容而导致的生命惨剧？它的文化和制度性根源究竟在哪里？我们这个民族要如何才能在未来的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有效地避免这种人间惨剧再发生？所有这些都应该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认真思考的。

    历史走到公元1969年冬天，政治上的迫害和生活上的奴役进入了更为残酷的时期。父亲的工资被减到15元，与此同时，母亲和我们兄弟二人被遣往农村老家。全家人默默地回到了那个经历数十年之别，四壁空空的老屋。得到单位管制者的特许，父亲亲自送我们回到沿河老家，由于父亲并没有真正的自由，所以，送我们回到家乡后，匆忙安排了一下我们母子三人的生计，便又踏上了归程。

    那是一个初冬放晴的早晨，而且也是一个红枫叶飘落的时节。吃过由堂叔家为父亲准备下的饯行早饭后，太阳已覆盖到了村子所处的整个半山坡，父亲一一与大家道别后，背上他来时随身携带的简单行囊启程。父亲那时年纪不过四十六岁，但是，即使是站在很远的地方，也能看到父亲已显花白的头发。父亲仍然穿的是那件从回收废旧劳保用品仓库里廉价买来的旧棉衣，背上还依稀见到破旧棉衣买来后，由母亲亲手缝制的一块块的补丁，帽子也还是那顶从废旧劳保仓库廉价买来的早已泛白的旧棉帽。母亲、弟弟和我以及堂叔全家，都站在老屋大院边上，目送踏上归程的父亲。当父亲走到大爷爷家老屋的石梯下时，才回头对我们挥了挥手，那挥手的情景到今还在脑海里无法忘却。现在已经想不起在回矿山之前父亲都对我交待了些什么，唯一能记得起的是在父亲回矿山的头一天晚上，坐在堂叔家的木制火坑上的父亲对我说：母亲身体不好，要多为母亲做点事。

    就在我们离开那个矿山不久，父亲和一批曾经有过复杂人生经历的人，全部被送到一个较为封闭的矿区隔离劳动，在这个集中起来的隔离区，除了白天下矿井干繁重不堪的体力劳动外，更摧残人的是晚上下班后没完没了的精神奴役。相对于有父亲同样遭遇的这一辈人来说，无产阶级专政被那个年代，和那些善于从事人性奴役的人们，浓缩成了这样一个令人恐惧的命题：一部分人应该永远被打倒，永远接受人格与身体的摧残与打击。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是最高指示，同时也成了那个时代的一些人奴役生命的武器。许许多多的人们，他们有国民党时期的军人，有成份为资本家的人，也有解放后历次运动被打倒的政府干部，甚至也有纯粹就因为有知识文化而被关押起来的人。封闭式劳动审查，实际就相当于是“没有判决”的服刑，一些不堪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折磨的人，在自杀、重病不能医治早故中匆匆西去。

    回到家乡后，以半劳力为标准参加生产队里劳动了两年，到1971年，母亲实在不忍心我如此年纪就辍学，于是找到生产大队的书记和队长，这些人的所谓“阶级立场”虽然也不能幸免于那场人性尽失的“文化革命”，但毕竟都是侯姓宗族下的人，多少还是有些眷顾之情，于是给我母亲开了证明，推荐到公社的附中去继续上学。于是，母亲拿着生产大队的证明找到了公社书记。我还记得那一任公社书记名字叫田丰武，在今天看来，这个人可能是那个时代的另类，当然也可能是在那个大潮中能够保存着人性良知的不多的有权者之一。他同意了大队的证明意见，并对母亲说：“毛主席说了：‘唯表现，而不唯出生’，他还是个孩子，怎么能不读书呢？毛主席也没有说，父亲历史有问题，孩子就没有受教育的权力。”于是欣然在生产大队的证明上签了字，并亲自督促公社文书在证明上面盖了章。母亲回来后向我讲了这段经历，听了母亲的讲述后，一是暗暗为我又能上学而高兴得几夜没有合眼，二是有一个问号在幼小的脑子里萦回很久：我从矿山被赶出学校的时候，那个姓喻的女老师说得很坚决，“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服务”是毛主席说的，我是资产阶级出生的（贫困得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资产阶级），自然是没有受教育权力的。可是，这位对于我来说，就如恩人一般的公社书记，说我有读书的权力的那些话，居然，那样的话好像也是毛主席说的，我那时真的太小，这样的问题，总是从一开始就把我扔进迷糊不清的深渊。

    1975年秋天，我中学毕业了，公社附中共毕业45名学生，尽管我的考试成绩无可争议的是全校第一，但最后校长在宣布去区里上高中的19个人名单中，再次没有能念到我的名字。也不用去问了，仍然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这句政治口号的原因。虽然与1969年那次，为同一个原因辍学，不过感受上却是完全不同的，没有第一次辍学时那位姓喻的女班主任不屑的语气，也没有那些因“无产阶级”出生而可以继续上学的同学的趾高气扬，农村的同学都很纯朴，尽管也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没能继续上高中，但毕业的那天，同学们还是分别向我道了别，问了一下今后打算，我们的班主任，甚至所有的任课老师，都跟我道了别，问我毕业后是不是要回到铜仁去（父亲矿山所在的地区名），所有的老师都为我有如此好的成绩而不能继续读书而惋惜，而没有一个老师像矿山上的那个姓喻的女老师那样，认为我的辍学是天经地义的。今天以哲学的观点想来，这可能就体现的是前卫与世俗，落后与纯朴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

    毕业后，父亲顶着可能会更加增添其持家的困难，毅然决定让我前往矿山跟家里人一起生活。在铜仁的家，是由母亲、兄长帮衬父亲来支撑的。由于在城市里没有户口，于是像我这样的人，有了一个可能让世界都无法理解的身份－“黑人”，在那个时代，“黑人”除了没有应有的公民地位外，最重要的生活特征有两个：一是没有粮食供应。计划经济时期，没有别的渠道获得粮食，农民们如果将自己的剩余粮食拿来卖，被称为“黑市”，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市场管理委员会是要抓人和没收粮食的。说真的，真不知道当时的世界是怎么啦，我们的那些饱读马克思著作的政治家们，怎么就会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找到这样一个理论依据，凭着这个理论依据，可以将农民为换得买盐的钱而出售一点粮食定义为“资产阶级”反革命行为而必打倒为快。二是“黑人”没有住房待遇，所以在矿上，只有我父亲分到的不到12平米的住房，这就是一家五口人的居住之地，好在矿山当时有的是石头和矿渣（后来才知道，炼制水银的汞矿矿渣虽然可以用来代石灰，但却包含着很强的汞放射，而这是最典型的致癌之物），于是在屋前屋后建一小间供放床之用的小屋还是可以的。

    这样大约支撑了一年多时间，到1976年底，编制撮箕的事情已经无法再做下去，一方面是附近生产队山林管理开始严格了，很难再去山上砍伐山竹了，于是我们从过去自己去砍伐原料，变成了从农民那里购买原料，撮箕的成本也自然就提高了许多。另一方面由于那时候到工厂里来等待户口的“黑人”家庭不只是我们一家，贫困的家庭很多，所以编制撮箕的家庭也逐渐多起来了。按照今天商品经济的说法，产品出现了供大于求，售卖产品可赚利润少了，而且也经常有卖不出去的情况。全家放弃这个生存手段后，经人介绍，兄长和我去参加民工队做小工，虽说收入很有限，但可以勉强糊住我们自己这张嘴巴。母亲呢，也在工厂里帮别人家带孩子，也就是今天的保姆，一个月可收入十几元。尽管如此，全家人的生活还是朝不保夕，全家的生活时时要靠借债来搪塞。在我的记忆中，在矿山生活了的数十年中，包括我和母亲还没有被遣送回家乡之前，我们一共搬迁了不下五个车间，但我们家每搬一个车间或矿区，周围的邻居必是我们家的借债对象。父亲在家是不管经济之事的，他也从不去领工资，除非母亲不在家。那时领工资需要携带私章，父亲的私章从来都是在母亲手里。借债的事，父亲更是不会去做的，不过有一点好，父亲人缘好，他的同事、家庭的邻居相处都很和睦，所以，尽管是每次都是母亲出面去向人借钱，但别人所看的面子多是父亲的人缘关系。关于父亲为什么从不去领工资，我没有听他本人说过，但母亲说过，原因是父亲不愿见那些发工资的另一个“阶级”的人们的趾高气扬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