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的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0月12日至15日在古城西安隆重召开。中国历史学界“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专家学者近百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在西北大学校园内举行了侯先生半身塑像的揭幕仪式。

一　侯外庐为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奋斗的一生

任继愈教授在学术演讲中说，近一百年是新旧交替、中外交流的一百年。中国社会从崩溃的边缘走向繁荣昌盛，从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总之是摆脱困难，走向进步。危难的时代需要光明。侯外庐先生是这个时代寻求光明的杰出人物，外庐先生的一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一生。武汉大学萧萐父教授为纪念会特地赋诗一首，寄托对侯外庐先生的怀念。诗中说：“蓟下烽烟笔仗雄，胸悬北斗气如虹。洞观古史知难产，发掘新芽续启蒙。细案船山昭学脉，钟情四梦寄幽衷。百年风雨神州路，永记前驱播火功。”他在文章中满怀深情地指出侯外庐始终保持着对真理的“韧的追求”，保持着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活力，他以独树一帜的理论建树和不肯曲学阿世的崇高人格，赢得了学者们的拳拳服膺和衷心敬仰。侯外庐先生晚年写作回忆录《韧的追求》的主要助手朱学文，在会上深情地回忆了有关往事，使与会代表领略了侯外庐先生的精神风貌。学文同志指出，唯物史观已经成为中国十几亿人口性格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传播唯物史观的先驱们，应该把为唯物史观传播做出贡献的哲学家、历史学家一代人的心路历程留下来。

任继愈教授对侯外庐先生的学术功绩做了概括，他认为侯外庐先生等的《中国思想通史》提供了看从古到今思想的变化和发展的方法。他还说，外庐先生从全局看思想流派，还提出自然科学很重要，眼光看得远，看得深。侯外庐先生还指出除研究官方流行的思想以外，还应研究官方压制的、排斥的思想，它们也是社会思潮的一部分，不然对社会思潮的研究就不完整。张岂之教授在发言中说，侯外庐先生在整个学术活动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思想史的研究统一起来，并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他的关于封建社会土地国有制观点，就很有中国特色。他提出中国的启蒙思潮在17世纪兴起，把方以智和西方的百科全书派联系在一起，也是对中国社会思想的独特解剖。李学勤研究员做了“侯外庐先生对古代社会研究的贡献”的发言，认为侯外庐先生学术贡献的第一点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原本出发，继承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战的统绪。第二点，侯先生在对中国社会研究方面有很高的理论视野，认为中国古代和欧洲的古典的古代，走的是两种不同的路径，这个论点是侯先生的创新。第三点，侯先生在研究古代社会时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从思想史看社会史，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与社会存在的辩证观点。龚书铎教授在以“外庐先生与北师大的情谊”为题的发言中说，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里的传播，李大钊、郭沫若、侯外庐有各自独特的地位，侯外庐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史、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尝试者。瞿林东教授在发言中说，侯先生讲社会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的基础，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侯先生的研究方法和道路受到有见识的学者赞同。侯先生关注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具体路径，促进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走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他指出，要学习侯外庐先生的史学遗产，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民族化。卢钟锋研究员认为侯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30年代至40年代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的结合，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此后，侯先生从社会史和思想史结合的角度探索中国思想史发展的途径。萧萐父在文章中说：“侯外老以其‘通古今之变’的中国社会史观，提出‘周秦之际’与‘明清之际’（两个‘之际’）的社会转型期，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并以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统合研究，提出并论证了中国特有的‘早期启蒙说’以及中国近现代化的‘难产说’，卓然成为一代学术宗师。”在国际上，他被看做是“世界一级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者”和“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历史科学的少数高水准理论家之一”。

　　张岂之教授在发言中说；侯外庐先生在学术研究中，把独立研究和集体智慧结合在一起。《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有三人参加，包括杜国庠先生、赵纪彬先生。第二卷、第三卷增加了邱汉生先生。第四卷增加了白寿彝先生、韩国磐先生、杨荣国先生。外庐先生很注意培养学生，他对教学一点也不轻视。正由于此，外庐先生的成果才可以不断地传承下去。任继愈教授认为，侯外庐注意培养人才，形成了一个学术群体；学术的繁荣发展，不是靠一个人，而是靠几代人，侯老的观点、方法值得思考。龚书铎教授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指出，建国初期，侯外庐先生推动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马克思主义学习，推进了教学改革。他当时给刘淑娟同志写的条子——“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反映了侯先生韧的追求的精神。崔大华研究员满怀深情地回忆了外庐先生和汉生先生的友谊，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是仁者，侯外庐学派是思想史的一个流派，是一个时代一个时期的标志，两位导师四十年的友谊具有非凡的价值。步近智研究员也以“外庐先生、汉生先生与《宋明理学史》”为题发了言，认为《宋明理学史》是建国后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宋明理学产生发展、流传的著作，实现了外庐先生多年的愿望与期盼。同时，通过宋明理学史的研究，侯外庐先生等的研究方法、风格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体现。

大会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祖武、林英先生，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刘泽华、冯尔康、张国刚先生，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何兆武先生都发来了信函。他们在信中说：“侯外庐先生是著名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中国社会史、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卓越奠基人。他的《中国思想通史》、《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等著作，以丰富的史料和非凡的见识滋养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史学工作者。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新史学发展中的卓越贡献，将永远铭记在后人心中。”

注：此文原载《中国思想史论集（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来源：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侯外庐先生通过翻译《资本论》，形成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是对社会经济形态的分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历史研究，需要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形态。

　　外老经过对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演进有它自身的特点，和西方古代的希腊不同。在希腊是由家族而私有财产而国家，最后国家代替了家族，而中国古代则是由家族而国家，国家混合于家族。古希腊是冲破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制度的革命路径，而中国古代则是旧的拖住新的，即保留氏族制度的维新路径。

　　外老把法典化当作判断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主要标准。他将封建社会的诞生定在战国至秦汉之际。关于法典化问题，我曾在《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做专文加以评论，这里从略。

　　外老认为从秦统一六国到晚清是中国封建制社会的形成、发展与衰落时期。他通过土地与生产力结合的方式，提出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国有”的鲜明论点，具体地讲，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是“私有的法律观念的缺乏”。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实质是皇族所有。他认为明代嘉靖、万历以后，在中国封建社会逐步解体过程中，逐渐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关于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地主阶级，外老作了其中有不同阶层的论断，而农民战争则贯串于封建社会的全过程，前期主要表现为争取人身权，而后期则表现为对于土地的要求。

　　笔者认为，外老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是创造性的，不是教条主义的。在社会史研究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就对社会经济形态作了深入研究，各有特色。因此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关于社会史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这不是事实。而且，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就认为社会经济形态是社会史的核心，并不是其他，这个论断也值得肯定。

　　对于社会史的全面研究，除去其经济基础外，必须研究它的上层建筑，特别是社会思想史。为此，外庐先生等取得了很大成就。

　　外老认为，如果要使中国思想学术史的研究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把思想史置于中国社会史的具体背景中，将二者有机地融合起来，否则，对于中国思想学术史的研究，会流于表面化。

　　外老将从西周到春秋战国的思想史看作中国奴隶社会国民阶级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认为它经历了由官府贵族之学到邹鲁缙绅之学、再到战国并鸣之学。关于中国封建社会思想的研究，外老认为是正宗思想与异端思想的并存。

　　外老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方法论，如果用一句话表述，就是：社会历史的演进与社会思潮的发展是一致的。他强调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从哪里开始。例如，西周的官学、春秋时代的缙绅之学、战国时代的诸子并鸣之学、西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以及近代的各种社会思潮，都和中国历史自身的演进相联系着。他说：“因此，我的具体方法是，在研究社会史的基础上，注重对社会思潮作比较全面的考察，力图把握社会思潮与社会历史的联系及其所反映的时代特点，进而研究不同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特色和历史地位。”

　　学人们将社会史与思想史相贯通，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最重要的创见，在这方面外老做出了卓越贡献，值得我们学习。

　　侯外庐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的一生，充满艰难曲折。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有艰苦奋斗，有热烈追求，也有不被理解、被误解乃至曲解的时候，但他始终坚持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今天，外老治社会史、思想史的理论和方法论遗产需要认真加以研究，其中的科学精神与独立见解，需要继承、发扬。因此，纪念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是人文学术界一件重要的事。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3年11月20日

来源：中国经济史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