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先生认为，孔子以“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之语以美子路，并赞叹曾点“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之志向，是以儒家亦有“淡泊以明志”之主张；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则儒家亦有“宁静而致远”之说。因此诸葛亮诫子之语，不必牵扯至老子之学。且诸葛亮事必躬亲察察为明之作风，不仅与老子无为而治之主张相反，亦与汉初司马谈“虚无为本，因循为用”之道家学说相反。故作者以为诸葛亮无有道家色彩。  

徐先生认为其学养多本乎法家，然又谓其对李严先以荣宠相待，冀其改过，用心至苦，有儒家忠厚待人之风度，非刻薄为怀之纯属法家作风；《出师表》中“亲贤臣远小人”诸语，亦颇带儒家口吻，乃其受汉代儒家教化熏陶之结果。故诸葛亮之学养，应为外法内儒。  

徐先生又称，“法道合抱”之说亦非全无根据。如司马迁作史记，谓申韩诸人皆学本黄老，强法家以就道家。然汉初之道家为重治术，与老子之纯重自然主义者有极明显之分别，系因袭秦代法家所创之典章制度，而创以“无为而治”之外衣，强不同者以为同。且汉代各种学派，多有假道家以为名者。言阴阳医药兵法者，多托始于黄帝。若视黄帝为道家，是黄帝以道家而兼百家矣。若以汉人此种眼光以论道家，道家与百家之学固已纠缠不清，则可称诸葛亮“法道合一”；若必欲以“无为清静”之术为道家主旨，则不必目诸葛亮为道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