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县与县的写稿竞赛中，《人山报》所在地的曲周县同与之相邻的馆陶县竞赛最激烈，曲周县由县委书记王万春、刘孜带头，馆陶县则以县委书记鲁大东、张树明牵头，层层建立通讯机构，县有通讯领导小组，区有通讯小组，各级都有不少通讯员。从而使大量的优秀稿件涌向《人山报》。馆陶县委书记张树明写的《馆陶县是怎样开展通讯工作的》就是写的这方面内容。驰名卫河两岸的冀鲁中学同《人山报》关系密切，也是《人山报》的发稿基地之一。如报社史建民、秦国英、陈孝光都是来自冀鲁中学，馆陶县委的通讯骨干肖寒也曾是冀鲁中学的通讯骨干，如李文明（笔名冯江、文明，曾任湖北省纪委副书记、省顾委秘书长）、赵建新（曾任青海省经委主任）、郭***（笔名秋波等，曾任煤炭部一建公司宣传部长）都曾是冀鲁中学的优秀通讯员。《人山报》的抗战宣传，鼓舞和激励了无数有志青年投身于革命的豪情壮志。

    当时的年轻县委宣传干事肖寒，以流仙为笔名的三分区武委会干事刘树春等《人山报》的特约通讯员、特约记者，他们的稿件紧密结合当前形势，不失时机地、接连不断刊登在《人山报》上。《人山报》受欢迎的优秀通讯员还有王文彦、赵玉清、武宗圣、吴福祥、陈子明、梁毅民（化名树田）等。在同《人山报》有密切联系的几百名干部中，建国后大部分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各方面领导干部，其中有省部级三十余人，地专级二百余人，他们是和《人山报》共同奋进的领导和战友。正如郭***等一些老干部感情真挚的回忆说：说实在的，我们这些常给报社投稿的人，许多人都沾了《人山报》的光，从思想上、文化上的进步到社会知名度的提高，以及不少同志被提拔重用等都与《人山报》的鼓励和帮助有关。尤其是通讯员在与报社频频交往中对自己的锻炼，往往终生受用，一些人也因此走上了新闻战线并成为骨干。当年的抗日模范团团长崔治国来信说“我能成长成一个党的干部，除了党的培养外，就是得益于《人山报》。”当年的《人山报》著名通讯员肖寒收到征集有关《人山报》的资料函即来邯郸，同笔者进行了长时间的畅谈，说：“我与《人山报》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收到你的信后，顿时心潮澎湃，非常激动，历历往事涌上心头。在那不平凡的岁月中我与《人山报》结下的不解之缘及报社对我的鼓舞和帮助终生难忘。肖寒这个名字，就是从《人山报》上叫起来的”。并一再表示愿为纪念《人山报》撰稿。

    七、尾声

    1945年8月15日是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一天，曹庄是冀南三分区第一个得知日本投降的村子。当电台收到日本投降的喜讯后，报社一片欢跃，人们奔走相告，并以最快的速度印完特大号外，把这振奋人心的消息飞速传遍了整个邯郸和更远的地方，顿时城乡一片沸腾。这时我冀南部队和三分区主力所向披靡，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解放了邯郸。而为人民的抗日战争艰苦奋战了五年的《人山报》，却在举国欢庆胜利的锣鼓声中，完成了它的光荣历史使命，过渡到《冀南日报》。（待续）（摘自《抗日烽火中的〈人山报〉一书，作者：朱金玲）（第334期）

    在县与县的写稿竞赛中，《人山报》所在地的曲周县同与之相邻的馆陶县竞赛最激烈，曲周县由县委书记王万春、刘孜带头，馆陶县则以县委书记鲁大东、张树明牵头，层层建立通讯机构，县有通讯领导小组，区有通讯小组，各级都有不少通讯员。从而使大量的优秀稿件涌向《人山报》。馆陶县委书记张树明写的《馆陶县是怎样开展通讯工作的》就是写的这方面内容。驰名卫河两岸的冀鲁中学同《人山报》关系密切，也是《人山报》的发稿基地之一。如报社史建民、秦国英、陈孝光都是来自冀鲁中学，馆陶县委的通讯骨干肖寒也曾是冀鲁中学的通讯骨干，如李文明（笔名冯江、文明，曾任湖北省纪委副书记、省顾委秘书长）、赵建新（曾任青海省经委主任）、郭***（笔名秋波等，曾任煤炭部一建公司宣传部长）都曾是冀鲁中学的优秀通讯员。《人山报》的抗战宣传，鼓舞和激励了无数有志青年投身于革命的豪情壮志。

    当时的年轻县委宣传干事肖寒，以流仙为笔名的三分区武委会干事刘树春等《人山报》的特约通讯员、特约记者，他们的稿件紧密结合当前形势，不失时机地、接连不断刊登在《人山报》上。《人山报》受欢迎的优秀通讯员还有王文彦、赵玉清、武宗圣、吴福祥、陈子明、梁毅民（化名树田）等。在同《人山报》有密切联系的几百名干部中，建国后大部分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各方面领导干部，其中有省部级三十余人，地专级二百余人，他们是和《人山报》共同奋进的领导和战友。正如郭***等一些老干部感情真挚的回忆说：说实在的，我们这些常给报社投稿的人，许多人都沾了《人山报》的光，从思想上、文化上的进步到社会知名度的提高，以及不少同志被提拔重用等都与《人山报》的鼓励和帮助有关。尤其是通讯员在与报社频频交往中对自己的锻炼，往往终生受用，一些人也因此走上了新闻战线并成为骨干。当年的抗日模范团团长崔治国来信说“我能成长成一个党的干部，除了党的培养外，就是得益于《人山报》。”当年的《人山报》著名通讯员肖寒收到征集有关《人山报》的资料函即来邯郸，同笔者进行了长时间的畅谈，说：“我与《人山报》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收到你的信后，顿时心潮澎湃，非常激动，历历往事涌上心头。在那不平凡的岁月中我与《人山报》结下的不解之缘及报社对我的鼓舞和帮助终生难忘。肖寒这个名字，就是从《人山报》上叫起来的”。并一再表示愿为纪念《人山报》撰稿。

    七、尾声

    1945年8月15日是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一天，曹庄是冀南三分区第一个得知日本投降的村子。当电台收到日本投降的喜讯后，报社一片欢跃，人们奔走相告，并以最快的速度印完特大号外，把这振奋人心的消息飞速传遍了整个邯郸和更远的地方，顿时城乡一片沸腾。这时我冀南部队和三分区主力所向披靡，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解放了邯郸。而为人民的抗日战争艰苦奋战了五年的《人山报》，却在举国欢庆胜利的锣鼓声中，完成了它的光荣历史使命，过渡到《冀南日报》。（待续）（摘自《抗日烽火中的〈人山报〉一书，作者：朱金玲）（第334期）

　　昝绍南，四川省旺苍县人，1918年10月出生，1933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入党，参加了长征。离休前为北京军区炮兵副政委。
　　昝绍西，四川省旺苍县人，1920年7月出生，1933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8年7月入党，参加了长征。离休前为河南省安阳军分区顾问。
　　 70年前，红军父亲带着兄弟俩一起参加红军；70年间，兄弟二人一起三过雪山草地，共同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70年后的今天，这对红军兄弟重逢在香山脚下，重逢在难忘的日子里，一起讲述着红军的故事。
　　1933年初春，四川旺苍一位年过五旬的老人担着担子，带领着年仅十来岁的两个儿子走过二十多里崎岖的山路，演绎了一段父子三人齐参军的故事。红军长征开始时，身为红四方面军炊事员的父亲因年龄大被部队动员留下，兄弟二人被分配在不同的连队，跟随红军部队爬雪山过草地，东征西战，从此二人便失去了联系。1940年7月，同在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兄弟俩，一个在师教导队学习，一个在师通信训练队工作。有时两个队集会、训练，交错而过虽近在咫尺，却不曾相识。一个偶然的机会，哥哥绍南从一个在训练队学习过的战友那儿得知弟弟绍西的消息，说刚才还从这儿过了，再一会儿他背着粮食回来。哥哥做梦也没想到由别人介绍才见到了亲弟弟，离别八年也有了第一次巧遇。
　　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对冀南地区多次合围、“扫荡”、“清剿”，冀南根据地的形势日趋恶化，又随部队奔赴了抗日战场上，但又失去了联系。1942年哥哥部队的一位战友到太行山参加学习时偶遇弟弟，从此兄弟俩有了通信联系，弟弟学习结束后分配到哥哥所在冀南九分区工作，便有了兄弟俩的第二次巧遇。
　　1947年7月，弟弟随新组建的部队挺进大别山，哥哥随部队转战冀南，兄弟俩没来得及说再见，又失去了联系。全国胜利解放的初期，时为河南省公安厅电台报务主任的弟弟一天到上级首长那里办事，偶然听到首长说起哥哥的名字，便在首长的帮助下与在野战军工作的哥哥有了联系，兄弟俩有了第三次巧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