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与十六国以及南北朝时期，各民族在互相交往与斗争中而自然同化。尤其北魏（386～？3）在统一中国北部过程中和统治辈年的年代里，尽量吸收中原汉人先进文化，使鲜卑贵族与汉人名门大姓结合，并吸收到统治集团之中。而孝文帝时的一系列改革，使鲜卑人进一步封建化，北魏制度也完全中央集权化。同时鲜卑人将许多有益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在其改革过程中，与中原固有制度相结合，形成了一些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制度，如北魏均田制、北周府兵制，均为隋、唐两朝所承袭。隋唐以来，鲜卑已不再作为政治实体和民族实体存在，但他们的后裔却在这两个朝代居于重要地位。隋唐的建国者杨、李二家即是鲜卑化的汉人，而他们的母、妻又是汉化的鲜卑人。至于两朝的达官显宦有很多鲜卑人至位至宰相的就有拇余人，其他如尚书、侍郎，地方上的都督、刺史，更不胜枚举。这不仅表明了这时北方与中原的民族融合的深度，也显示了鲜卑人在社会重要性方面的广度，如隋代筑造学家宇文恺、《切韵》作者陆法言、唐初权相长孙无忌、中唐诗人元稹，直至金末元初文学家元好问等，都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  

鲜卑人在中国建立的王朝，有一个奇怪的共性：他们对向南扩张，统一天下，兴趣都不大。前后两燕对东晋基本上都是防御，虽然他们的武力实际上要强大得多。后来兴起的北魏更为强大，前后四次进攻南朝，都是积极防御或者报复性质，从未组织过目的明确的统一战争。反而是南朝动不动要北伐，荒唐如刘义隆，孱弱如萧衍，都去捋过北魏的虎须，都被打得惨败，然而北魏也并不追击到底。

对比辽、金、蒙古，一提南征则兴高采烈，慕容燕和拓跋魏的鲜卑人说起南征却都皱眉头。他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北面。后燕多次对北方的游牧民族部落用兵，数年之间，东胡系统的扶余部、贺兰部，东北方向的高句丽，纷纷败在燕军的手下，后燕俨然成为蓟辽河套之间广大地区的宗主，各个北方部族都向它称臣。后来的拓跋氏建立的北魏帝国更是厉害，北魏立国后把重兵设在北方边境防卫柔然，即所谓的“六镇精兵”。

400年，面对柔然这个新兴游牧民族的威胁，北魏的鲜卑统治者们决心采取攻势，于是他们开始发动了一系列穿越戈壁的反击。拓跋圭（386－409年在位）通过一次胜仗作出了榜样，在这次大捷中他把柔然可汗社仑从黄河河套地区逐出（402年）。当拓跋嗣（409－423年在位）在北方继续保卫通往长城的地区时，又夺取东晋的大城市洛阳（423年），以及隶属于洛阳的河南全部地区。拓跋焘（423－452年在位）继承其父拓跋嗣，他刚一继位就受到柔然南下的威胁，他于424年击溃了南下的柔然蛮族。随后，在425年对柔然发起反击，反击过程中，他率骑兵由南向北穿过戈壁，把柔然蛮子们打得象狗一样乱窜，一直把他们撵到西伯利亚。然后，他转向另一个蛮族王国，即赫连氏匈奴人在陕西建立的夏国，拓跋焘于427年对他们的都城——统万城（陕北志丹县附近）发起了突然袭击。而此时北魏帝国的另一支部队于426年末已经攻下长安城。到431年时，赫连部被灭，陕西归并入鲜卑领土。436年，拓跋焘以“为慕容氏复仇”为号召，对被高氏篡夺的北燕进行了类似的入侵，并在慕容氏的帮助下夺取该地。439年，拓跋焘继续征服甘肃的北凉。随着北凉领土的归并，拓跋焘完成了对中国北部境内所有游牧民族建立的王国的征服。把这些国家都变成了大鲜卑帝国（即北魏帝国）的一部分。  

当时的鲜卑人无不以做六镇军人为荣，跟南朝纠缠为耻。著名的拓跋宏迁都就利用了这一点。当时北魏的都城在平城（山西大同），大多数鲜卑贵族反对迁都。拓跋宏先是利用皇帝的绝对权威，严令南征，鲜卑人怨声载道地上了路，走到洛阳天降大雨，拓跋宏乘机跟众人讨价还价，问是愿意继续南征还是就在这里停下建都，大家都不愿继续走，于是妥协，迁都这样大一件事就这样乱七八糟地搞定了。其原因，就是由于鲜卑进入中原较晚，文化根子很浅，对于汉族的文化往往非常欣赏，甚至持一种孺慕的态度。北魏的皇帝接见南朝使臣常常赞不绝口（南朝士大夫的个人风仪是够唬人的），惹的自己的群臣非常嫉妒。这样的两个极端，形成一种张力，下层常常不肯出力，上层却又时时会忍手，才让南朝糊里糊涂混了百八十来年。  

所以，鲜卑虽然也是野蛮民族出身，但是比起其他的野蛮民族是非常另类的。即使在成为统治民族的时候，也没有象有些蛮族那样搞什么“人分四等”、“留发不留头”、“修四库全书”之类的反对政策，更不用说象“嘉定三屠”、“扬州十日”那样的兽行。总的来说，鲜卑人对伟大的汉族文化一直是抱着景仰和主动融入的心态，不象有些蛮族对汉族文化采取灭绝和压制的态度。鲜卑统治时期，对汉族官员是非常信任的，可不象满清那样连六部都要搞满汉两套班子。

早在东汉和帝时，汉大将窦宪击败匈奴，鲜卑乘虚占领匈奴旧地，十多万户匈奴人自号鲜卑，加入鲜卑族，同时也把匈奴的文化和原始崇拜带入鲜卑族，因此，鲜卑族又是东胡与匈奴的融合民族。鲜卑拓跋部极为凶悍，但是鲜卑的文化极其落后，连文字也没有。然而，他们有蒙古草原狼一样凶猛的性格和智慧的头脑，具有超凡的军事才能，是五胡中最卓绝的一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简直就像头神狼王，神武异常。他居然用了不到十年时间，依靠凶猛的鲜卑骑兵，扫平群狼，统一了北部中国。在中国历史西周以后，开创了第一个由草原民族建立的强悍有作为的朝代。

更有意思的是，鲜卑拓跋像蒙古草原狼一样爱动脑子极善学习，他们对汉文化极为痴迷，又一次表现出游牧民族在文化和制度上开拓进取、勤奋学习的民族性格。在冯太后和孝文帝时期，大力倡导全民族学习汉文化并与汉族通婚，几乎达到全盘汉化的程度。后来百万鲜卑迁都洛阳以后，完全使用汉语汉服汉制度，甚至将鲜卑姓改为汉性，例如将皇族拓跋氏改为长孙氏。让南朝汉人来使，一时分不清是到了胡国还是到了汉国。

鲜卑统治北中国长达140多年，这次草原民族对华夏农耕民族的输血和混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所谓输血和混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以后在游牧精神和性格上对农耕民族的深刻影响。所谓“输血”，也就是游牧精神的输入；二是种族混血杂交，增强民族杂交优势，增加新性格人群的数量。“五胡入中华”造成中原大地巨大战乱，洛阳焚毁，血沃中原，十室九空，人口锐减。战乱又造成华夏民族第一次规模巨大的民族大迁徙。据史料记载，中州，也就是中原，大约有六七成的汉人逃往江南，这又进一步地减少了北中国的汉族人口。此后源源不断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尤其是鲜卑族，便填补了空荡荡的中原和荒凉的洛阳。《中国通史简编》说：“照江统《徙戎论》所说，关中人口百余万，氐羌和鲜卑等族约占半数。”魏孝文帝从平城迁都到洛阳时，就迁来鲜卑文武百官和军队，连同他们的家属和奴仆，总数不下100万人。为了学习汉文化和增加人口，鲜卑统治集团亲自带头实行鼓励鲜汉通婚的政策。由于居于统治地位的游牧民族获得了财产和权力上的优势，就可以广泛地通婚纳妾多生子女，使得游牧民族在种族人口繁殖上也取得超过汉族人口增长的优势。因而，经过十六国和整个北朝长达260多年的民族输血和杂交混血，北中国实际上已成为游牧民族与汉族在数量上大致相当的民族混合地区，尤其以鲜卑族的数量和影响为最大。客观地说，没有这一次长期广泛的输血和混血，就不会有后来伟大的隋唐。

公元581年，北周大丞相杨坚废掉周静帝，篡夺鲜卑北周王朝而建立隋朝，他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隋文帝。因此，隋朝实际上是建立在鲜卑国家的基础之上的。中原民族实际上是由鲜卑民族等游牧民族和汉族所组成的混合民族。又由于杨坚篡周建隋，所以鲜卑北周的统治集团也基本上被保留下来。隋朝朝廷充满鲜卑族官员，连隋文帝的独孤皇后都是鲜卑人，独孤皇后是鲜卑大贵族、柱国大将军独孤信的女儿。因此，从隋朝的国家政权的组成和民族的构成上说，鲜卑族的比重极大。从民族成份上讲，隋朝是鲜卑族和汉族共同创造的伟大朝代。

隋炀帝本人就是一个汉族与鲜卑族的混血帝王。他的生母文献独孤皇后，是一个连隋文帝都惧怕的鲜卑悍妇。独孤皇后的家族连她自己在内，先后出过三位皇后和一位皇太后。她的姐姐是北周周明帝的皇后，她的大女儿是周宣帝的皇后，她的从姐妹是唐朝唐高祖李渊的生母。她的鲜卑家族性格刚勇，势力强大，深刻影响了北周、大隋和大唐三个朝代。她在皇宫，后宫不敢给隋文帝送嫔妃，她还敢于杀掉隋文帝看中的女人。在隋文帝时期，中原民族性格强健，文化发达。

中国人引以为自豪和骄傲的大唐朝，实际上也是鲜卑族和汉族共同创造的一个伟大王朝，是草原狼性格和华夏文明精粹的伟大结晶，达到了古代华夏文明之巅。就像“汉承秦制”那样，唐朝是唐承隋制。李唐王朝继承了隋朝皇族，尤其是隋皇族女系母统的强悍鲜卑性格。从性格血统上，李唐王朝的开国皇帝和初期君主都是胡化了的汉人和鲜卑贵族女性的混血儿。唐高祖李渊的生母、皇后、一个儿媳均为鲜卑人。唐太宗李世民的祖母、生母和皇后是鲜卑人，唐高宗李治的曾祖母、祖母和生母是鲜卑人，而李渊的生母就是大名鼎鼎隋朝独孤皇后的从姐妹。几代连续杂交混血，几代鲜卑家族狼性格的持久影响和熏陶，使李唐家族血统里的汉血比例降到四分之一以下，因此在性格上取得非同寻常的杂交优势。太宗李世民尤为突出，他的骁勇凶猛顽强的狼性性格堪称中国帝王之最。甚至，李家也出过李世民的太子承乾那种学胡语，吃胡食，仰慕突厥狼头军旗、想解发回草原当突厥人的极端例子。后来太子承乾被唐太宗废掉。这个极端例子也证明，李唐家族中的草原民族血统和及其影响极重极深。

汉唐这两个历史上齐名的大朝代，为什么会出现“环肥燕瘦”截然相反的审美标准的呢？原因就在于唐朝皇族与历代华夏朝代的民族血统不同。唐朝“以胖为美”，深刻地反映了李唐王朝鲜卑族的血统和印记。蒙古人以胖为美，被牧民公认为美人的蒙古女人绝大多数是丰满女人。而鲜卑族和蒙古族是两个有着亲缘关系的蒙古草原游牧民族。鲜卑族一定是把狼图腾和“以胖为美”的审美标准，一同传给蒙古族了。唐朝“以胖为美”，恰恰又从民族意识的一个审美层面上证明唐朝之所以那么强悍伟大的性格根源。汉人一直回避唐朝的游牧精神和草原血统，实际上汉人很不情愿把中国最伟大朝代的大半功绩记在草原民族的功劳簿上……  

锡伯族，中国少数民族之一，现有人口83629人，主要分布在新疆伊犁地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辽宁、吉林等省。锡伯族是古代鲜卑人的后裔。最初游牧于大兴安岭东麓，世代以狩猎、捕鱼为生。17世纪被编入“蒙古八旗”后，其社会组织发生了急剧变化，生产上亦转入稳定的农业经济。18世纪中叶，清政府为巩固西北边防，将部分锡伯族官兵及眷属迁往新疆。此后，这批锡伯人就在伊犁河谷屯垦戍边，开拓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在原野茫茫、风沙弥漫的大西北，勤劳、勇敢的锡伯族人民凿山筑渠，修筑了长达100多公里、著名的“察布查尔”大渠，引伊犁河水灌溉两岸干旱少雨的土地，使荒芜的原野变成了阡陌纵横、绿树成荫、瓜果飘香的美丽家园。锡伯族一直保留着能骑善射的传统，曾经涌现出不少优秀射箭运动员。生活在新疆的锡伯族仍使用着自己的语言和文字，锡伯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而东北的锡伯族已转用汉语言文字了。锡伯文是在满文基础上稍加改动构成的。锡伯族曾信仰萨满教、藏传佛教。传统节日有春节、“四·一八”西迁节等。  

北朝民歌不仅是中国文学史园地里一朵瑰美的奇葩，而且可以从中清新地闻到当时北方民间多民族的吐纳呼吸。

北朝民歌以《乐府诗集》所载“梁鼓角横吹曲”为主。该曲中的乐器里有鼓有角， 是北方民族一种马上演奏的军乐。其歌词作者多来自北方民族，尤以鲜卑人为主。“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放马大泽中，草好马著膘”。“鹿鸣思长草，愁人思故乡”。“高高山头树，风吹落叶去。一去数千里，何当归故处”。明快、乐观、豪放的军旅生活间隙，飘散出淡淡的思乡念亲的情绪。“无情未必真豪杰”，“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勇猛善战的拓跋氏，也是有情有义的好儿男。《李波小妹歌》中“骞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的李波小妹，无论从“胡服骑射”那样的服饰，或是飒爽矫健的英姿，都不难捕获到鲜卑文化在汉人生活中的影踪。“异林花共色，别树鸟同声”。不同民族间的文明传承和影响，总是以双向选择和交流为表现形态。鲜卑族的民歌，本所为“其词虏音，竟不可晓”，于是一部分被译成汉语，一部分一开始便是用汉语创作的，这是由于孝文帝曾“诏断北语(鲜卑语)，一从正音(汉语)”、“令其皆作中国歌”的结果。孝文帝从小受到冯太后汉文化哺育，汉语水平尚好。他锐情文学，长于诗赋。“气韵高艳，才藻独构。衣冠仰止，咸慕新风”。一次与侍臣联诗言志，击节而歌：“白日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字字跳动着他渴求统一南北大业的勃勃雄心。众臣受其鼓搏，争相抒怀，跃跃欲试：“皇风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文王政教兮晖江沼，宁如大化光四表”。同仇敌忾，令人感佩。现存孝文帝《吊比干文》两篇骚赋中，一代英主的思才，至今犹在飞扬，不肯飘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