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国广东核电集团董事长、总经理昝云龙：核电站是改革开放的成果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搞大亚湾核电站这个项目，也不可能这么搞，更不可能搞成现在这个样１原中国广东核电集团董事长、总经理昝云龙一提起改革开放对大亚湾核电站的影响，马上就来了这样一句提纲挈领的总结。

　　    １９８３年，已届半百之年的昝云龙从北京国防科委来到深圳参加大亚湾核电站对外谈判工作。据他介绍，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筹建大亚湾核电站时，我们国家外汇储备只有１００多亿美元，而一座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成本就是４０亿美元，仅靠国内的资金安排来开展这项大型工程显然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改革开放为大亚湾核电站建设项目全面向国外引进资金、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以及人才创造了条件。“大亚湾核电站在建设高峰期，最多时共有３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在这里工作，这在改革开放之前是不可想像的。”昝云龙说。

　　    大亚湾核电站的项目论证、可行性研究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准备和审批，于１９７９年底开始，恰逢改革开放盛世来临。中央十分重视，为此项目的成功做了一系列高瞻远瞩的英明决策，对项目开展工作及时进行指导并提供支持和帮助，使项目最重大的合营谈判和三大合同谈判在有关政府、合营双方及参与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几年的谈判终于在１９８４年完成合营谈判，１９８５年完成三大合同谈判，使大亚湾核电站项目从筹建进入实施阶段。

　　    三大合同谈判涉及技术（包括技术、质量、安全等规格和数量、进度安排）、商务、价格、贷款等方面，且涉及有关政府给予项目的政策决定。三大合同从１９８３年开始准备，１９８４年上半年组织七八十人在香港进行初步谈判，１９８４年下半年组织约１５０至１６０人在深圳进行技术、商务、价格三方面的具体谈判，１９８５年先在深圳后在北京组织约３００人的队伍，展开全面谈判，包括技术、商务、价格、贷款。与法国的谈判最后是在１９８５年底，中国与法国就谈判中遗留的问题进行协商互让后完成的。

　　    参与谈判的队伍堪称“国家队”。由于核电站建设涉及１００多个专业，整个谈判是通过大力协同方式由内地和香港合营双方组织基本队伍，在国家各有关部委的支持下，与国内研究、设计、制造、工程施工、银行和政府有关专家结合，并聘请国际顾问公司协助进行。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满怀激情，以一种忘我的精神投入工作。所有参与谈判的同志，除了国际顾问公司以外，都是无偿劳动。

　　    最后，在谈到谈判成功的重要意义时，昝云龙说：“由于有较完善的合营合同和相关协议以及三大工程合同，从而可以组织合营公司进行有效的运作，并对工程进行有效的进度、质量、投资三大控制。经过七年的努力，终于圆满地完成建设任务。我国第一座大型商业核电站，于１９９４年２月正式开始投产。１６年来，安全运转和不断超赶世界先进水平的努力，使大亚湾核电站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我国核电事业的一座丰碑，为我国未来的核电事业构筑了良好的基础之一。”

(深圳特区报)

　　昝云龙一行在深入了解和实地考察之后认为，吉阳核电候选址一面临江，三面山丘环抱，在供排水、人口环境、交通运输等硬条件方面有着明显的竞争优势，其它如地质结构等方面也完全符合核电建设要求。作为中国核电工业三大巨头之一的广东核电集团，在昝云龙的领导下，已成为国内运营效益最好的核电企业。考察中，昝云龙表达了希望参与和介入安徽核电投资和施工的积极意愿，表示十分愿意充当池州发展核电事业的顾问和参谋，积极配合池州全力争取核电项目。

    昝云龙在此间举行的《大亚湾核电站生产管理丛书》和《岭澳核电工程实践与创新丛书》首发式上说，大亚湾核电站(广一核)是按国际先进标准引进建设的商用核电站，经过8年持续不断的消化、吸收和创新，主要技术性能指标已进入世界核电安全运行先进行列。到2002年4月底，大亚湾核电站已累计发电上网1015亿千瓦时；累计出口创汇41.31亿美元；累计归还基建贷款本息44.16亿美元，占需要偿还总额的82％；20年合营期平均发电成本从原可研报告预测的每千瓦时6美分已降到每千瓦时3.79美分；平均上网电价从每千瓦时8.6美分下降到每千瓦时5.98美分。20年内销保本不亏电价平均为每千瓦时4.01美分，其中前10年因要还本付息平均为每千瓦时5.25美分，后10年平均为每千瓦时2.96美分。预计到2014年合营结束时，电站总资产折旧完了以后，发电成本将低于每千瓦时1.8美分。(剖析主流资金真实目的，发现最佳获利机会！)

    昝云龙说，1995年开始建设的岭澳核电站(广二核)，一号机组现已正式投入商业运行，预计二号机组可在今年年底前后投入商业运行。岭澳核电站按照国际标准实现了工程管理自主化、建筑安装施工自主化、调试和生产准备自主化，以及部分设计自主化和设备制造供应自主化。工程总体质量优于广一核同期水平；总工期比大亚湾核电站缩短一年；造价总概算为40.2亿美元，也比大亚湾降低10％，现预计可控制在37亿美元之内；发电成本从每千瓦时3.79美分下降到每千瓦时3.5美分；上网电价从每千瓦时5.98美分降到每千瓦时5美分

　　咎凌，原名咎宝生，１９１２年９月６日出生于天津市。自幼读书刻苦，成绩名列前茅。１９３２年咎凌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以优异成绩升入南开大学免费学习。为了取得奖学金，他违背自己学电机工程的初衷而入数学系。１９３６年，他转入北京清华大学数学系学习，但课余却自学了不少电学方面的知识。

　　“七·七”事变后，清华大学南迁，去昆明途中，昝凌迫于生计，考入国民党空军机械学校高级班（既有生活津贴，毕业后又有工作），这决定了他一生服务于航空工业的职业方向。毕业后留校任教约两年，调往无线电器材库工作。１９４２年经同学介绍，转入重庆国民政府成都航空研究院兵器组任研究员。他利用在无线电器材库做检验工作的方便条件，业余时间做一些无线电和电器元件的试验，从而丰富了自己有关电子和无线电方面的知识。

　　１９４５年夏，昝凌被派往英国学习航空技术，先后在４个仪表、雷达工厂和航空部检验所学习，接触到许多新知识和先进的测试设备。特别是在史密斯仪表厂的研究发展部里，他在英国自动驾驶仪专家梅雷迪思（Ｆ·Ｗ·Ｍｅｒｅ出ｔｈ）指导下，学习了驾驶仪的一些基本原理，积累了一些有用的数据和资料。１９４７年夏，咎凌回国被任命为航空研究院电气组长，当时航空研究院正从成都迁往南昌。１１月，咎凌被派往台湾挑选电气器材，历时５个月。到１９４８年底，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摇摇欲坠，航空研究院实际已无法开展工作。１９４９年三四月间，航空研究院着手迁往台湾，咎凌和２０多位中高级技术人员在地下党组织的引导和掩护下，摆脱了国民党的控制，在上海迎来了解放。

　　１９４９年６月，咎凌被分配到华东军区航空工程研究室任特设仪表电气组组长。１９５０年５月，他参加了修建厦门机场的工作，担任研究组组长。他工作勤奋，努力钻研，帮助工兵营制成了电雷管，改进了爆破石方的方法，加速了修建工程的进展，节省了经费，因而荣立了二等功。

　　１９５０年１２月，昝凌被调往北京空军工程部修理处工作。当时空军工程部所属的几个飞机修理工厂承担着飞机修理任务，其中沈阳、哈尔滨的修理厂都反映，苏式陀螺仪表修复后的陀螺转速无法测量，质量无法判断，而传统的机械转速表又不能用于测量陀螺转速。渴望为我国航空事业贡献力量的咎凌，在工程部领导的支持下，决心试制一种非接触式电子闪光测速仪来满足修理工作的急需。摆在昝凌面前的困难是很大的。他只是在英国史密斯仪表厂研究部使用过美国制造的一种闪光测速仪，该仪器用的真空管数目较多，光源更是一只特制的充气真空管，国内无法解决，而且美国的闪光测速仪最大测量范围也只有１２０００转／分，苏式陀螺的转速为２４０００转／分。因此自行研制电子测速仪，不仅要首先研制出特殊的闪光灯泡，而且必须解决扩大测量范围的问题。咎凌经过反复思考，根据美国仪器的基本原理，自行设计线路，用土制霓虹灯管代替特种充气真空管。在制作出原理样机进行试验时就遇到了技术上的困难，在两个月中，几十种线路都试验过了，霓虹灯管就是不亮。一起合作研制的两位同志产生了动摇，认为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当时任空军工程部修理处处长的徐昌裕鼓励咎凌继续试验下去。于是咎凌再鼓勇气，放弃了星期日和其他休息时间，废寝忘食地翻阅资料，进一步弄清了霓虹灯管的特性，又一次修改了电子线路。为了校准测速仪的刻度，在没有标准频率发生器的情况下，咎凌就在清晨三四点钟市电频率比较稳定的时间进行校验。霓虹灯管终于亮了。就这样，一台仅用三只最普通的真空管和一只国产土法制作的螺旋圆柱形霓虹灯管，由电源、多谐振荡器、闪光部件等三部分组成的电子闪光测速仪终于研制成功，测量转速范围可达６００００转／分，超过美国仪器４倍，而研制经费总共只花了２００万元（旧币）。这种电子闪光测速仪的先进性是从机械式原理跃进到采用电子技术，在测量上从接触式进步到非接触式，测量时不耗用被测旋转物体的功率，不影响被测物件的转速，使测出的转速更符合真实情况。

　　１９５１年４月，重工业部成立第四局，即航空工业局，接收了空军移交的修理工厂。６月，咎凌被调到航空工业局生产处工作。他将电子转速仪的原理样机从结构上进行了改进设计，制成了转速测量范围不同的航—１、航—２式两种样机，经中国科学院鉴定合格后，共生产了５０台供应各航空工厂。这些仪器不仅解决了当时陀螺仪表修复后转速测量的难题，而且还广泛用来测量各种发动机、发电机、电动机及其他转动机械的转速，并用来校准机械式及电气式转速表的刻度。

　　１９５３年３月，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四局向昝凌颁发了创造电子闪光转速仪的奖状和奖金４００万元（旧币）。昝凌把这笔奖金全部捐献给了抗美援朝事业。